吴可言

不能因为某个人而否定一个机构;

简单化、标签化的事件定性对于公益行业的伤害更大

7月20日，银杏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然而，外界并未从官方渠道看到任何相关庆祝活动。低调，似乎是银杏基金会一贯的风格;而在舆论风暴之下，低调则是稳妥的选择——在疫情进入尾声之时，一直表现堪称优等生的银杏“摊上大事”了。

事情缘起于5月底发生的一起性侵事件。这起丑闻，以及随后有关方面的处置应对，在公益圈中引发了“地震”。

事主是2017届“银杏伙伴”刘韬。6月8日，银杏基金会首发声明，表示将本着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态度展开调查，调查期间暂停刘韬使用银杏伙伴称号。

一个多月里，银杏基金会相继发布四份声明公告，但外界质疑声依然不断。一个原本有章有法、在业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公益组织，为何在应对“伙伴危机”时方寸大乱？“伙伴”关系的权责边界又在哪里？

风波

今年5月，多位银杏伙伴收到一条电台链接，里面是一位化名“如怡”的女性讲述自己遭受性侵害的内容。

据她在自己的电台节目中描述，2015年，还是大三学生的她参加了广州新南夜校的一个课外阅读课程，任课老师正是广州新南社会服务中心新南夜校项目的创始人刘韬。她平时与刘韬接触并不多，只在下课后坐地铁回学校的路上会同行，并且还有夜校的其他同学在场。

按照新南夜校当时的规定，每位参加课程的同学都要和老师面对面讨论毕业论文。某天，刘韬和如怡约好在夜校旁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那天，在刘韬的劝说下如怡喝了五杯龙舌兰酒，不胜酒力。

刘韬将她带到一家宾馆。当时，如怡并未完全失去意识，酒醉的状态下她还保有一丝的警惕。

直到进入房间后，如怡发现刘韬没有任何想要离开的意思。她打算让自己冷静下来，选择进入卫生间洗澡。这个时候刘韬闯进来了。据如怡描述，她感到十分恐惧，但面对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刘韬，她能想到的就是，“只要他没有进一步激烈行为，我就不会过多地反抗”。

如怡称，后来她在床上和刘韬对峙，并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不胜酒力的她能做的只是弓着腿这样的防御动作。

当时，如怡质问刘韬，“你作为一个老师这樣做真的好吗？”而刘韬则回答，“我们是夜校，是一个NGO组织，你不要叫我老师。”

在离开宾馆返回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她觉得“难受、憋闷、近乎失神”。但当时她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只是拉黑了刘韬的联系方式。

如怡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电台的讲述并不是一时冲动。在看到身边越来越多女性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经历时，这些事都在鼓励着她。在今年4月的公开讲述之前，如怡就和一些亲密的朋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2019年1月，如怡向刘韬所在的新南社会服务中心投诉了他。

依琳是如怡的投诉代理人，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如怡投诉后长达15个月，新南的伦理委会员都未给出调查结果，仅以“委员会没有能力处理为由”草草了结此事。

今年5底，如怡电台节目的录音开始在公益圈内小范围传播。尽管如怡并未在节目中透露刘韬的真实姓名，但多重信息交叉验证之后，银杏伙伴们可以确定，如怡所描述的就是刘韬。

根据媒体报道，除了如怡之外，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还有多名女性遭到刘韬不同程度的性侵害。刘韬大多是以上级或是老师的身份出现在被害女生面前，面对权威的压力，当事女生在并没有太多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侵害，而刘韬也并不认为自身的行为有任何不妥之处。

刘韬曾经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社会学系老师。除了新南夜校项目创始人的身份以外，他还是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亿方公益基金会菁莪计划的二期伙伴。而刘韬最受外界关注的身份则是2017届银杏伙伴，事发时刘韬的资助期并未结束。

在刘韬性侵事件发酵后，新南社会服务中心、成都市武侯社会发展基金会、亿方公益基金会，包括与新南存在合作关系的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都纷纷发布声明，或中止合作，或暂停刘韬在相关机构的任职，第一时间以“切割”方式降低刘韬性侵事件对自身的影响。

只有银杏选择没有提出“切割”。6月8日，银杏基金会在其官方平台发表声明，表示将调查刘韬性侵一事。

6月15日，包括如怡在内的四名刘韬事件受害人就性侵一事向银杏基金会发出实名投诉。银杏基金会受理了投诉，并且成立调查组。

转折

蒋倩是最早听到如怡电台节目录音的银杏伙伴，那是在5月底。她感到有些震惊，“一个多月前的事情，我们怎么到现在才听说？”

随后，这条录音在银杏伙伴社群里传开了，但是要怎么处理接下来的问题，社群伙伴委员会的成员、基金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好。

另一位银杏伙伴陈丹告诉《中国慈善家》，新南夜校不仅在广州，乃至在全国公益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她和同事学习清单上的重要选择之一，而从电台中呈现出来的一些信息让她担心，讲述者的经历并非个例。

陈丹表示，她在银杏基金会多年，一直受到“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教育。她当时坚信，基金会一定能够帮助受害者一方，这也是她鼓励如怡进行实名投诉的原因。

根据银杏基金会现行的《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试行）》中的要求，如果受害者一方没有进行实名投诉，基金会将无法启动调查程序。

6月8日，就在银杏基金会发表首份声明的同一天，社群伙伴委员会以“刘韬本人已经非常不符合银杏伙伴的标准”为由实名投诉，从而触发基金会的内部投诉机制。第二天，基金会成立了“刘韬银杏伙伴资格”调查小组。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杏基金会迟迟无法推动事情进展的情况下，银杏伙伴再次站出来，进行内部实名投诉。这个独立于基金会外部的伙伴委员会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半个月里，银杏基金会成立了多个工作小组，但对于实际推动调查刘韬性侵事件似乎并未起到有效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杏伙伴自发组织成立了反性侵害及支持受害者小组（下称“反性侵小组”）。小組成员蒋倩说，这个小组的成立是为了给予受害者一方更多的支持。

事件的转折发生在6月19日。当天，银杏基金会发布公告称，由于刘韬主动退出“银杏伙伴”，且已在19日上午退还全部资助款，因此基金会失去调查刘韬性侵事件的法律依据，将中止调查。

突如其来的声明让受害者、银杏伙伴社群都感到颇为震惊和难过。多位银杏伙伴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基金会在发声明之前并未与社群或伴委会商量，只是在咨询相关律师后做出的决定。外界对于这样看似“甩锅”的行为也颇为不解。

多位银杏伙伴告诉《中国慈善家》，看到声明当晚他们几乎彻夜未眠。“我们不明白基金会为什么要这么做，突然不调查了，那让外界怎么看？”有银杏伙伴十分气愤，表示如果基金会不及时向受害者做出道歉，他们将退出银杏伙伴计划。

在银杏基金会官网上，《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试行）》第三章明确规定了终止调查需要满足两种情形，第一是投诉人撤回投诉，第二则是投诉人不配合调查。

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知名律师万淼淼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她认为基金会19日的公告欠妥，也不符合《投诉制度》中的要求。“终止调查是损害基金会自身公信力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投诉人和社会公众对公益行业的观感。”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对《中国慈善家》表示，银杏基金会的本意可能并不是“甩锅”，但由于双方缺乏沟通，在事实认知上产生信息偏差。“基金会没有意识到，它所得到的信息公众并不知晓。在危机处理中意识不足，手段不够专业。”

最终，在银杏伙伴多次沟通后，银杏基金会派出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伙伴理事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受害者一方道歉，并在7月5日发出《银杏基金会的反思和后续行动计划》的公告，公告中再次向受害者一方道歉。

关于此事，银杏基金会秘书长张雪珊书面回复《中国慈善家》称，此次处理刘韬性侵事件，应用的是2018年颁布的《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试行）》。基金会正在总结和反思这次处理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希望与多方对话，加强自身在此议题上的能力。

“此次事件基金会、伴委会、银杏伙伴组成的联合行动，像是一个生态系统，基金会是其中一个物种。我们希望在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时，可以有一个多方对话、讨论、共同推动进步的空间。”银杏基金会理事长林红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基金会与外界的沟通能力确实有待提高。

伙伴

性骚扰、性侵事件在公益圈的发酵总是备受关注。深圳公益学院教授匡冀南多年研究公益组织的品牌传播，他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与商业公司不同，公益组织出售的商品就是信任，而类似事件很容易摧毁信任。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则认为，公益圈被曝出的性骚扰事件看似很多，实则从侧面反映公益行业的自律性更高，对于类似事情的容忍程度更低。

刘韬事件并不是银杏基金会第一次遭遇性侵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18年，银杏基金会接连两次收到针对银杏伙伴刘国强和刘猛涉嫌性侵的指控。两起事件，前者以事主退出银杏、后者被取消伙伴资格告终。

也有人认为，伙伴出了问题，和基金会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让基金会“背锅”有欠公允。

“伙伴乌托邦”是银杏基金会的一个特别设计。 自2015年成立以来，银杏基金会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具有公民社会意识的伙伴社群，由伙伴们自主处理社群中的问题，也共同解决社会中继续解决的困难。“银杏伙伴计划”始于南都公益基金会。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选择“银杏”作为基金会标识，寓意为植根本土，培育民间公益之树。三年后，“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应运而生，诞生之初就为了寻找更多“社会创业家”，资助培养青年公益人以此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在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年公益领袖要有独特的品格，既要有胸怀天下的社会理想，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行动力。银杏伙伴计划的十年发展也是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伙伴”。

匡冀南告诉《中国慈善家》，银杏基金会的内部机制有其特殊性。“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针对人的资助，而不是针对机构。这本身对于品牌维护来说，就有比较大的风险。”他表示，个体是相对不可控的，并且个人还享有银杏伙伴这样的称号。“实际上就是双刃剑，基金会在享有个人对于品牌加大宣传的益处的同时，要考虑个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匡冀南认为，在是否授予“银杏伙伴”称号上，基金会应该更严谨，提高准入门槛，设定“试用期”。“第一年资助期可以给予资金支持，但不授予品牌称号。而是通过一年的考察来进一步判断受资助者是否符合要求。”匡冀南说，公益组织的形象来源是机构本身的公信力，事前需要有整体的意识，关注可能产生的危机，基金会的内部人员应该有专业培训。一旦发生了类似事件，如果基金会内部人员没办法处理，则要寻求专业公关团队的帮助，并且做好与公众的交流。

银杏基金会秘书长张雪珊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基金会接下来将按照即将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认定，进一步修改基金会自身的机制与措施，并在今年内落实。同时她表示，银杏伙伴社群正在完善“银杏伙伴社群公约”，推动伙伴自律准则。“基金会方面也有与社群伙伴共同完善纳新流程，研究退出机制。”

2019年11月，银杏基金会就做出了银杏十年暂停纳新、反思再出发的决议。理事长林红表示，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走过十年，基金会内部确实有很多思考，这也是做出暂停纳新决定的原因。但由于疫情的缘故，基金会一直没能进一步向外界说明暂停后的工作安排。“希望能够通过此次刘韬事件吸取经验教训，对于银杏伙伴的标准有进一步的完善。”

此外，周如南强调，公益行业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包括性骚扰在内的负面舆情，对行业影响很大。一方面，行业需要反思，加强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更加理性去看待某一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因为某个人而否定一个机构，进而否定整个行业。简单化标签化的事件定性对于公益行业的伤害更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如怡、依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