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言

一家老牌环保机构和它年轻的接班人

10月28日，是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学家梁从诫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除了是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自然之友创始人。

作为国内最早的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始创于1993年的玲珑园会议。包括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在那次会议上达成一个共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正面临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威胁，亟须唤醒公众对环保的关注和参与。

“我们不求波澜壮阔，而是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梁从诫生前常说的这番话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前瞻与自觉，也为自然之友打上了温和、低调的烙印。

1993年，现任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只有9岁。从小生活在北京香山脚下的植物园，他的童年大多与植物为伴，和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那时的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与自然之友的命运息息相关。

自2013年担任总干事，张伯驹如今已是行业中坚力量，36岁的他如何接过一代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旗帜，让环境保护的梦想照进现实？

接盘

一进自然之友办公室，工作人员就递上了用“废纸”做成的名片。这是自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时起就有的习惯：不丢弃用过的纸张，而是在另一面印上字作为名片。尽管名片有些简陋，但也与一个老牌环保组织的形象丝丝入扣。

张伯驹在远处的办公桌之间穿梭忙碌着。2019年底，自然之友搬了家，办公室比原来小了100多平方米，租金自然就降下来了。办公室里的员工通常需要上班“抢座”，或者流动办公。作为总干事，张伯驹也不例外。不过他感叹，相比较于1990年代初创时期的自然之友，没有办公室、没有固定经费的日子，现在的处境已经好多了。在经济形势不明朗的预期下，自然之友选择主动节省行政运营成本，尽可能让募集的公益捐赠资金用于核心业务当中。

自然之友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尽管创始人梁从诫最著名的身份是梁思成之子，他在60岁后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前进，但同时他也表示“自然之友不能成为梁从诫的自然之友，也不应重复上演人亡政息的一幕”。

2004年，梁从诫因身体原因逐步退出管理后，自然之友就进入了漫长的转型期：从以创始人为主的“领袖型治理”转变为理事治理下“总干事负责制”。在当时，自然之友也成为行业内少有的公开面向社会招聘总干事的公益机构。

第一个吃螃蟹当然风险莫测，但包括梁晓燕在内的众多理事坚持认为，若不能明确自然之友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领域，梁从诫等多位元老当年在玲珑园的畅想将付之一炬。

在张伯驹接任总干事之前的九年里，自然之友共历经5任总干事，这当中有长期从事环保事业的李波，也有律师背景的刘勇，任期最长三年零四个月，最短的不过四个月。

每一任总干事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首任总干事薛野上任之初就发现，自然之友的工作大多凭个人感召力或自觉性完成，没能形成很好的工作模式和策略，机构发展进入徘徊期。而第五任总干事李波一上任就遇到新政之下的身份问题，繁复的注册过程让他深刻体会到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艰难的现实处境。

张伯驹对这些问題感同身受，但与前几任总干事不同的是，他并非初来乍到。在出任总干事之前，他在自然之友工作七年多，在机构最低潮的转型期加入进来。

刚进机构时他意气风发，领着一个月800元的兼职工资，仗着自己是“北京孩子”没有生活压力，就这样任性地工作。转为全职后，更是背着包到一线做环境调查，一心扑在项目上。在当时，作为执行者的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管理者，甚至有些排斥这个角色。因为，张伯驹并不认为自己能够为自然之友带来更多改变。

2012年，张伯驹辞去自然之友的工作，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在自然之友，接连不断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热情。工作做得越多却越是迷茫，他一度反思自己的工作逻辑，“我们好不容易‘推倒一座非法建设的垃圾焚烧厂，却又有无数类似的项目建起来。”张伯驹的愤懑不无道理。快速发展的经济，大量的生产需求，而与之相伴的是淡薄的环保意识和不到位的监管。总是冲在一线的张伯驹开始思考工作的意义，“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在香港读书期间，张伯驹阅读了大量环境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文献。他发现，当年自己与众多前辈在自然之友参与推动的许多事情都被写进了论文里，他们所做的一切并非无人知晓。此外，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环保政策的变化，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渐重视也让他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

2013年，恰逢自然之友公开招聘总干事，张伯驹申请了这个职位，在当年年底正式被聘为总干事。

低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多公益机构受限停摆，张伯驹和同事们却忙得不可开交，策划的几个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备受关注。疫情笼罩的几个月里，也是民众对这一话题关注度最高的时候，但上千万的话题阅读量仍是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始料未及的。在张伯驹眼里，这样立竿见影而又有成就感的事情并不太多，他习惯了以平常心去看待公众反应，环境保护的倡导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

2008年，自然之友理事会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使命就是要将环保理念带给每个人。这份使命光荣而艰巨。

尽管一直强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梁从诫时期的自然之友常常有“出圈”之举。

1995年，为了保护滇金丝猴，梁从诫多次通过媒体发声，更写信向中央领导反映问题。1998年，67岁的梁从诫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昆仑山口，焚烧400多张收缴的藏羚羊皮，希望以此唤醒人们对藏羚羊保护的意识。他甚至写信给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希望其为禁止藏羚羊皮的买卖作出努力。种种行为在环保意识普遍淡薄的年代如同一剂猛药。

梁从诫与自然之友数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但在创始人去世之后如何摆脱个人影响、塑造机构品牌是摆在张伯驹面前的难题。

张伯驹似乎不急于对外宣扬自然之友的品牌形象，他更在乎转型后期机构本身的发展和可持续能力。他庆幸自己在接盘自然之友后，团队的人员架构已经逐步走上正轨。而作为一家有着众多志愿者的公益机构，自然之友拥有上万名注册志愿者，在全国各地有十余个志愿者小组。得益于机构良好的历史和所作出的贡献，自然之友的社群黏性一直不错。

2014年张伯驹和自然之友环境教育核心团队取得了共识，在理事会的支持下，将环境教育部门独立，成立专业环境教育机构“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通过体验式环境教育和亲子教育培养“绿色公民”。这是一次大胆尝试。社会企业的商业探索为公益机构本身助力，在当时还是超前的做法。张伯驹的考虑远不止此。在刚上任时，新官张伯驹不烧“三把火”，而是奉行前辈埋头做事、耐得住寂寞的做法。他始终相信，如果没能在脚踏实地做好每个项目，高调行事在如今也是行不通的。

张伯驹深知，中国的公益机构经过多年发展仍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机构内部，人员流动大，好的人才留不住。社会认知层面，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相关职能部门，对公益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尚不明确。

“在我看来，公益机构最重要的是服务和倡导两方面工作。但现实是很多机构疲于应付服务类的工作，已没有精力做更多倡导工作。”张伯驹对如今的行业现状仍有很深的担忧。

2015年，自然之友走在了很多公益组织的前面，率先开展月捐工作。强烈的危机感是张伯驹决定这么做的原因。寻找与自然之友有相同理念的月捐人，再借助细水长流的月捐方式维持机构的发展。在张伯驹的电脑里有一份关于月捐情况的文件，每年都更新的表格中，2020年的月捐人数第一次突破4000人。而在此之前，这一数字增长很艰难，甚至有一年还有所下降。

回到公众倡导本身，张伯驹认为，“月捐人”的增加本身也是一种倡导，而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才是可持续的。在他看来，当初的尝试已初见成效。“应该让更多人形成一种意识，公益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更多人支持。”

新生

今年7月，张伯驹陪同法律团队的同事再次前往云南打官司。自然之友作为原告之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历时三年多的“绿孔雀案”仍未有最终的结果。经年累月的环保公益诉讼对自然之友来说已是常态。

2011年，云南曲靖重金属污染水库事件发生后，自然之友作为联合原告之一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环境公益诉訟，这也被称为“草根环保组织公益诉讼第一案”。事实上，在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对于社会组织是否能够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仍有很大的争议，也没有先例可参考，诉讼过程走走停停。直至2020年8月，这个案件才以原被告双方签订民事调解书而最终结案。

张伯驹深知，这是不完美的事，相关的法律条文不完善，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之路就很难走下去。但好在，推动法律政策的进步也是自然之友的使命之一。在曲靖案期间，经过多方努力，社会组织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条文在2015年颁布实施的新环保法中被完善。

新环保法颁布的第一天，也就是2015年的1月1日，自然之友作为联合原告之一提起福建南平非法采矿毁林案的诉讼，并获得立案。

环境公益诉讼这条路并不好走。梁从诫曾多次向相关部门提出公益诉讼的重要性，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发挥的作用。但直至2010年他去世，公益诉讼的相关条款都仍处在讨论阶段，并未有实际的成果。

“梁先生没能看到新环保法的颁布，但他的努力功不可没。”张伯驹感激前辈为环保事业做出的努力，但也深知这份工作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

实际上自然之友作为环保公益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推动相关法律政策进步并非易事。与之对簿公堂的多是当地的大企业，实力雄厚。张伯驹曾遇见有被告方的企业上门谈判，临走前却留下一份“厚礼”，其中深意不言而喻。他无奈，只能请工作人员将礼物寄回，还提醒需“到付”。“如果我们机构出了邮费，拿的就是捐赠人的资金，这显然不妥。”

但更多时候，张伯驹会将公益诉讼的主导权交给自然之友的公益法律团队。丰富的经验、专业的法律知识，这些是他不具备的。“我们有完整的工作流程和项目执行方式，同事们帮我分担了太多。”张伯驹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前辈交给他的是一个逐步走入正轨的机构，而他又在众多同事的帮助下让自然之友成为更专业化的环保组织。

张伯驹期盼多年后人们聊起自然之友，不仅因为它是老牌的环保机构，更是因为赞同和奉行其理念，成为真正的“绿色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