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瑗瑗

【摘 要】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同时梳理了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几个重要因素，最后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20）08-0004-04

1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

产业结构主要是指产业间的关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国家或地区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现状的重要手段，为了引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阶段迈进，必须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及分类至今是各方讨论的焦点，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就是将其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品结构高度化两个主要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就是通过调整同级产业的结构关系，使其顺应当地实际，提高区域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产业结构高度化，或者称之为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个“高度化”通常指的是高附加值、高集约或是高技术化，即提高社会资源的转化能力和效率。总体说来，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经济体由以低技术、低附加值状态的产业为主逐渐向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产业为主的演变过程。

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1）制造业结构升级。当前，我国制造业仍存在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是由于结构失衡导致的，而随着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增长，以及全国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方面，傅元海等人（2014）研究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机制，认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受到自主创新的正向影响，只有本地的产业技术能力提升，才会使外资发生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只有提高高端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才能促使外资转移先进技术，进而促进制造业实现高附加值化。2018年，傅元海又继续研究了我国企业引用外资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结构的作用，发现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史丹、张成（2017）以我国制造业行业为样本，将产业结构分解为产出结构和要素结构两个核心结构，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系统性优化的方向。傅元海、王晓彤（2018），梁榜、张建华（2018）将金融市场发展解构为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重维度，分析了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市场发展两个因素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发现对外经济开放、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在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集聚的双重视角下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认为技术进步和制造业集聚是发挥这种促进作用的重要中介渠道。

（2）服务业结构升级。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9%，从“十五”规划的将优化服务业结构作为重要目标，到“十三五”规划的服务业创新发展，“结构优化”成为报告中的重要字眼，可见服务业结构优化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发展战略。国外的一些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结构有着类似的“升级轨迹”：Browning & Singlemann（1978）将服务业分为流通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在此基础上对美国19世纪80年代之后100年间的服务业结构进行了研究，经过分析对比发现，生产和社会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而流通服务业比重先降后升。Castells & Aoyama（1994）认为生产和社会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是服务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01）同样发现1984—1998年的OECD國家的流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止步不前，而社会和个人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有所提升。在我国的研究中，郭克莎（2000）认为第三产业的优化指的是传统服务业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下降，而新兴服务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并将我国服务业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结构现状与国际进行比较认为，我国服务业的产出结构与发达国家变动趋势虽然相同，但仍有较大差距。裴长洪和李程骅（2010）将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综合考量，提出要通过培育“服务型制造企业”来优化服务业结构，同时要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主导城市经济转型。钟晓君（2015）将服务业分类为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增加现代服务业就业比重，并使其增加值的比重上升，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

3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

（1）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最显著的特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一直是热门的研究方向，综合相关文献，学者们主要从以下角度研究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譹？訛创新改变需求。新的创新通过社会的选择和适应过程改变普通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需求结构改变后，创新企业就能凭借对新产品的垄断优势和旺盛的需求获得垄断利润。随后这种垄断利润会刺激其他企业的行为，从而改变产业结构。熊彼特认为，技术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创新部门，是企业为了“蝴蝶”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内生性活动，成功的技术创新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并具有暂时的垄断地位，改变了市场结构。叶晓红和叶金国（2004）发现技术创新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功能或品种和改进产品性能质量这3种效应扩展了产品的需求空间，推动了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演化。卓乘风和邓峰（2018）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明显弱化了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而这种杠杆效应表现出双门槛特征，其内在原因也是因为创新弱化了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市场需求的变化。？譺？訛创新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周叔莲和王伟光（2001）概括了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关系，指出因为创新促进了劳动分工，使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并影响市场需求结构，由此催生新的产业或削减旧产业，以及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推动产业融合趋势。张银银和邓玲（2013）认为由于创新的作用，提高了某些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催生了“明星”产业，这些“明星”产业的跃进，促进了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的更替，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付宏、毛蕴诗等人（2013）从宏观层面和产业结构层面概括了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创新提高了包含人力资本的资本-劳动比，并用实证证明了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有地区差异。？譻？訛创新影响区域生产要素集聚。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创新对生产要素集聚的影响上。陶长琪和周旋（2016）在分析了技术、劳动力和创新要素集聚与技术创新指标之间的关系后，用集聚指标替代技术创新指标，检验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溢性，发现由技术要素集聚引致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负向作用最为明显。陶长琪和彭永樟（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正空间效应，而经济集聚是促进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空间效应的必要条件，并且能将创新对合理化的空间效应放大接近4倍。李虹含等人（2020）通过分析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论，他们认为技术创新使得市场要素配置向高技术产业倾斜，配置的失衡引发了结构的失衡，即技术创新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因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在针对某一个产业的情形中，陶长琪和齐亚伟（2009）分析了信息产业结构自组织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和过程，认为信息产业融合创新是决定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性因素。曹博和赵芝俊（2017）研究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发现技术进步是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胡昭玲等人（2017）用2000—2014年30个典型经济体的数据，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制造业服务化指标和技术创新的交叉项，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路径。

（2）城市与人口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研究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强烈的空间冲击作用，能显著推动产业发展层次。吴福象和沈浩平（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制是通过城市群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群企业的技术研究创新等路径实现的。许庆明等人（2015）分析了日韩两国的城市人口集聚密度和产业结构，认为城市人口集聚密度的空间梯度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的反映，并将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的情况与前两者相比较，指出应进一步提升城市群核心城市人口集聚密度，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张学东和李志翠（2015）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我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理化之间的互动路径，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带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李宝礼和胡雪萍（2016）发现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影响，而土地城镇化却有负向的影响。马子红等人（2017）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卓乘风和邓峰（2018）从区域创新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情况。

（3）生产要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不同地区的要素异质性导致了就业集聚，进一步形成产业集聚，对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夏晓华等人（2012）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和主要原因是要素价格的异质性。高波等人（2012）通过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引入房价因素，发现区域房价差异造成的劳动力流动会诱发产业转移，使得低附加值的产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引发产业升级。张长征和吉星（2018）发现行业间技术进步率异质性能提高产值的增长速度，引领“就业-产出”结构向劳动节约的方向发展，从而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4）其他因素的影响。韩永辉等人（2017）用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文件的累积数作为地方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发现产业政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两者之间为共生互补关系。贾妮莎和韩永辉（2018）利用非参数面板模型对FDI、OFDI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做了研究，发现两者均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其中FDI的影响效应呈倒“U”形，而OFDI的影响效应為“J”形。在综合因素的分析方面，郭凯明等人（2017）通过建立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同时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部门的比重分解为不同的效应，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认为不同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而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鲍莫尔效应）对第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有较强的降低作用，国际贸易效应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有一定的提高作用。

4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显然在过程中有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Peneder（2002）指出，投入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会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刘伟和张辉（2008）采用“转换份额分析”法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成3种效应：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并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度非常显著，但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逐渐让位给技术进步。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以我国1978—2007年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产业结构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1978年和2001年为分界点将样本区间分为3个阶段，基于偏离—份额法则测度了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发现生产率增长源于产业内部，且劳动力要素流动具有“结构红利”特征。在2011年，他们进一步将我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分为4个阶段，分别考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作用，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稳定，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却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柯善咨、赵曜（2014）构建了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关联的城市集聚效益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于斌斌（2015）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空间计量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而处于城市化阶段的地区更多地依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韩永辉等人（2016）采用非参数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二者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并且结构调整效应的产出弹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呈现倒“U”形的动态演进过程。傅元海等人[5]（2016）考察了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这是由于我国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制造业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造成的。陈南岳、乔杰[2]（2019）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综上，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一语概之，依然有待进一步研究。上述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我国制造业的产业数据，随着第三产业逐渐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今天，加深对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的理解和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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