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凌

任何一种发行方式的产生和应用，都有其原因和目的，不能简单定性。

8月14日，管虎导演的《八佰》开始点映，令疫情之后许久没进电影院的观众不禁想要一探究竟。同时，《八佰》在部分影院实行买断发行的方式，引起争议。我不禁回忆起在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发行专业就读期间，学习计划经济时期的发行方式;以及毕业后进入中影发行公司，亲历发行方式的演进过程。任何一种发行方式的产生和应用，都有其原因和目的，不能简单定性。

一、单拷贝发行——计划经济时期国产片发行方式

文革结束后，中国电影从八部样板戏逐步走向创作的多样化，當时的发行结算方式是单拷贝定价——在1993年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拷贝定价10500元。这并非只是拷贝的洗印制作费，而是含有一定的版权费。一部电影被订购的拷贝数量越大，意味着制片厂收入越高。因此，历次订购拷贝数量多的省份，如江苏、山东等，被各制片厂视为“金主”，礼遇有加。

与这种定价方式配套的是计划经济式的统购统销，结算不能签约即付，制片厂的片款收入先由中影公司垫付，再按实际订购量结算。当时，中影公司每部影片垫付一百万元;换言之，如果一部影片订购的拷贝少于95个，需退款给中影。这种奇特的三角利益关系，也为后来的款项拖欠埋下了隐患，进而萌发变革的种子。

现在观众习以为常的引进大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变革之举。中影一方面同意国营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由各厂自办发行;一方面着手引进海外电影发行;同时清理之前的三角债难题。

二、地区版权卖断——分账发行之前的进口片发行

计划经济时期，中影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进口影片的引进译制和发行。《望乡》《生死恋》《佐罗》等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当时购买进口片版权的资金有限，引进的进口影片总体较旧、价格低，当年的新片大片几乎不可能被引进。不过，刚刚能看到进口影片的中国观众，仍然对这些影片喜爱有加，大家往往看一遍还不够，会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电影录音剪辑”，甚至阅读小人书。

经过翻译配音，这些影片通过各省公司订购的方式，进行区域发行。和国产片发行不同，中影和各省公司之间，有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区版权价格。具体拷贝数由各省自行申报，并支付拷贝洗印费。

2000年之前，这种方式是进口片发行的主要方式之一。一年四次的看片会，对影片版权价格的商议成为矛盾集中点，卖方不想降价、买方千方百计压价的情景，一年上演四轮，一演多年。

上述两种发行方式应用了较长一段时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单拷贝销售方式的前提，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全国统购包销，单拷贝的一刀切定价方式，是基于片方的成本核算，更多强调胶片拷贝的物理存在和使用价值，忽略了影片内容差异性的特质。当然，由于各地经济差异、欣赏习惯差异等，拷贝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的选择。但胶片拷贝存在跑片、物流等难题，同一个拷贝产出的价值差距极大，比如在上海，可能由3家影院公用、一天排片18场;在内陆地广人稀的省份，可能先在省会城市放一周、一天4场，再耗时3—5天运输至二轮地区……这两种发行方式还有一个共同的风险，预定拷贝数量由电影公司的看片代表决定，存在个人误判的可能，或导致成本浪费，或供应不足、错失良机。

上述发行方式都以区域版权为基础，任何超出行政区划地域的放映，都会构成侵权。围绕这一问题的清查和处置，也成为发行公司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