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德黑兰禁忌》利用失语者埃利亚斯（Elias）的形象打破了电影情节中设定的牢笼，转变了叙事的压抑的风格，并为影片整体添加了正义与善的情感。本文将从雅克·朗西埃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埃利亚斯这一角色的分析，揭示电影以失语者的儿童视角扰乱了原有的社会认知秩序，并以此模糊了电影中社会对女性主人公的固有印象、给予她们可见者与可说者的身份。埃利亚斯的角色设定是影片悲剧主题中的独特创作，在失语儿童的身上是创作者对社会转变和光明未来的深刻隐喻。

【关键词】《德黑兰禁忌》;雅克·朗西埃;失语;电影叙事

【作者简介】王瑾妍：山东省，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48（2020）014-113-04

真人动画电影《德黑兰禁忌》以三位伊朗女性为主角，通过展现她们的黑暗命运对伊朗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出新的思考。该影片于2017年在戛纳电影节公映，电影所反映的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德黑兰禁忌》通过塑造一位失语男孩的形象展现了它不同于其它女性电影的独特构思。多数女性主义题材的作品都以女性作为失语形象，她们丧失了主流社会的承认和理解，即使生理上可以说话但是却处于失语状态。这些影片以女性打破男性凝视、建构自身主体性为主要内容。虽然可以激起观影者的强烈情感，但难免沦为乌托邦式的幻象。《德黑兰禁忌》中利亚斯人物设定恰好弥补了以往女性电影的不足，利用他的特殊形象在表达电影批判性的同时保留正义与善的希望。

男童埃利亚斯以失语的状态身处电影中的黑暗社会。失语使他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表达，但他的可听可见又将他融入社会生活中。由于独特的认知方式，埃利亚斯眼中社会的样貌也与常人不同。他肯定三位女性主人公参与社会生活的“存在”的身份;另一方面，他的沉默为本被社会疏忽的主人公留出自我表达的空间，与影片设定下的社会压迫与束缚对抗。

本文基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提出的政治哲学理论，从纷争的角度出发，以影片《德黑兰禁忌》为客体，通过对在失语者埃利亚斯身上所体现的对电影叙事的“破”与“立”进行分析，旨在说明该影片是如何通过这种运兼顾社会性与批判性从而使女性角色的话语得到表达。

1. 对可感者划分的扰乱

《德黑兰禁忌》中，失语者埃利亚斯是女主人公的儿子。他是一个天生是个可见、可听却失语的男孩。虽然存在生理缺陷，但埃利亚斯不是一个彻底的旁观者，他的所听所见使他可以融入社会语言系统，并处于社会关系中而非孤立的状态。电影利用埃利亚斯对听、见事物的认知，打破了社会结构中对可以被理解者与不能被理解者之间的划分，使三位女性主人公在他的认知世界中脱离了原本在社会中“不存在“的处境。

“看”这一动作是电影在针对埃利亚斯叙述时的主要侧重方面，通过主观镜头的移动和聚焦表现失语者的心理活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對电影把女性身体视作一种奇观和打破叙事的视觉快感进行批判。赤裸且带有偏见的对女性的“看”的动作常常直接用于女性主义表达政治观点的有力论据，而女性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通过强调与放大男性对女性的“看”的方式，展现女性受压迫的生活状态与宣泄女性被抑制的情感，并达到引发社会对性别问题思考的目的。但是《德黑兰禁忌》中埃利亚斯的“看”完全回归到单纯的行为动作，除对话外，他的“看”以全景和远景为主，减少了特写、远景拉近景等能够体现人物情感倾向的镜头，为新的对可感者的划分预留空间。

根据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一文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个体意识的观点，处于儿童时期的埃利亚斯还没有通过学校、教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社会结构完全同化。同时，电影通过叙事安排对埃利亚斯的可见进行干预，使他回避死亡、暴力、地下交易等画面。在男孩的母亲和法官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场景中，母亲和法官所在的屋内光线微弱，特写镜头突出强调二人脸上大面积的阴影，整个内部场景以压抑和昏暗为主;相比之下，埃利亚斯所处的屋外使用的是明亮的橘色日光，通过横摇取景从对屋内二人的面部特写透过落地窗和纱帘转向屋外对埃利亚斯的全景镜头，电影利用色调和光影的变化将埃利亚斯与其他人物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同一时空中，屋内和屋外被塑造为无法跨越的两个世界，横摇取景指明屋内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又用全景镜头突出空间环境的不同，三人对社会的认知和对性别的理解也像明暗对立一样展现出明显的差异。时间的统一与空间的分离让失语者埃利亚斯既处于社会现实之中又与现实分隔，使他摆脱了与社会阴暗面的直接接触。通过对场景的设置，尽可能地模糊埃利亚斯对固有压迫思想的认同。

由于这种认同的缺乏，埃利亚斯获得了认知过程中的自主性。因此，电影也统一将儿童视角下的主观镜头从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主人公偏见性话语的叙述转变为意象单纯、零散事物的刻画。如在埃利亚斯面对黑猫的情节中，通常以阳台、走廊等相对独立的空间为背景，镜头中男孩半蹲和黑猫平视，二者之间没有语言和更多的行为动作可以作为解读，排除了社会意识下事物与意义之间建立起的对应关系，画面中所有事物都成为零散、感性、无意义的杂糅。当语言的控制力被弱化，镜头中的空间便成为了一个与外界社会隔离的失语者自由、自主的认知环境。

埃利亚斯对猫的“看”消解了语言中复杂的意义和情感，对事物的认知回归原始的方式，“猫”不再具有更多隐喻的含义。小男孩的“看”摆脱了既定压迫思想的控制，保留了他对事物的感性认识。这样的转变是创作者具有颠覆性的构想，埃利亚斯不是女性主义观点中从成年男性的视角观看他者（包括女性和非人的物种）。在模糊的性别认同与儿童思维的双重保护下，失语者对事物的直接认识扰乱了电影中社会对可感者的划分，即“对空间，对可以做、可以和可以命名者进行重新构型”。以埃利亚斯视角所见的女性主人公的行为和话语不再是被排斥而无需思索的对象，他的目光所及正是电影所展现的社会对这些“不存在”（ilnyapas）的接受与尝试性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可感者进行重新构型并不是通过强调其功能和价值从而实现对电影中的“不存在”者的转变，当亚里士多德强调平等是“只限于同等人们之间的平等，不是普及全体的平等”时，暗含的就是一种差异和不平等的观念。朗西埃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读，他认为对功能和价值的肯定正是在维持不相似之间的压迫状态，即衡量的行为本就暗含主体对他者的俯视。这种行为自身“预设着一种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以及被理解者与不能被理解者之间的划分”。所以想要打破电影中展现的压迫状态，就必须“去类别化、消解秩序所设定的自然性”（to undo the supposed naturalness of orders）。失语者埃利亚斯的可见给社会原本界定的不可见者与不能被理解者赋予了新的被感知的秩序，电影没有利用埃利亚斯对主人公的价值重新估量并强调其重要性，而是使埃利亚斯的主观镜头区别于其他角色，采取远景和全景拍摄并加以缓慢的节奏，在失语的沉默中体现事物的平等、拆解观念和意义，将事实提供给他去感受。电影通过失语者建立了空间、事物的新的感知方式，将“可见”作为原本被压迫角色的本质出现，扰乱了电影本身设置的叙事障碍。失语者脱离了语言的确定性，将认识活动回到与实物相连的原初状态，以感性的模糊的对世界的定义打破了固有的认知方式，这些使他能够对于可感知者进行重新分配，并且让女性角色的话语表达成为可能。

2. 沉默的纷争场域

电影通过埃利亚斯的视角重新赋予了女主人公“可见”的社会属性。相较于将女性角色设定为整个影片的超级英雄，展现一个剥夺除女主人公外所有人物话语权的虚构社会空间来说，《德黑兰禁忌》则是设置了一种社会现实与女性角色话语之间的互动。电影利用埃利亚斯的失语在故事情节之外创造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独立于电影故事的和谐布局，其中社会的压迫与被男孩重新感知的主人公们作为独立的事物进行展现差异的纷争。这里的纷争是指在朗西埃的观点中“对于一种可感者与其自身的差异的体现”。

电影中表现的社会在对可感者进行划分时，主人公们被社会环境、周遭的人物无视，是“不存在”的群体。但是在场域的创造者埃利亚斯眼中，她们拥有实在的社会身份。电影开场是埃利亚斯的母亲在德黑兰法庭向法官申请离婚的画面，整个场景呈现冷色调，演员的服装以墨绿色和黑灰色为主，唯一的光源透过法官身后的窗户照在他背上，在压抑气氛的烘托下高台上的法官如同神明一样，与忐忑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场景中，两人的社会身份、等级都被明显的标示出来，画面里所有事物显示出一种不对等的压迫关系。同时法官回避母亲对视的目光，并以简短机械的语言回绝了母亲的请求。法官是电影中重要的反面角色，他的出现就是为了深化对主人公的压迫，突出她们“不存在”的身份。

相比之下，当电影镜头转向埃利亚斯与女性角色相处的画面时，女性又以一个自由、独立的形象出现。例如搬入新家时，埃利亚斯的母亲在畅想未来的生活场景，此时的画面采用饱和度较高的橘色，结合演员的台词共同表现母亲愉快的心情。在母亲进行表达时，镜头中呈现埃利亚斯的面部特写，母亲的声音来自于画外空间，从他带有微笑且放松的面部表情证明男孩沉浸在母亲话语制造的美好幻想中，他的沉默与倾听使母亲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在主人公们脱离电影叙事逻辑后，她们的言行也将和之前本压迫的常态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纷争中展现差异的重点。在上述法庭的场景中，在法官拒绝母亲的请求前，母亲有一段详细的对申请离婚的原因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在情节中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法官代表社会结构一定会将母亲限制在家庭之中;同时在私密的空间内也不会有第三人倾听她的解释并有所行动。那么这一段悬置的话语它的对象究竟是谁呢？在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重现奥菲利亚时，指出是男性的视觉审美造就了她的形象，这个美貌、无助的疯癫者是父权制下的产物，女性的声音也被象征为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的话语而遭到排斥。法官的言行或是其它电影中角色的言行都证明在影片的社会中女性主人公们一直是可替代的与非理性的。在法官向男孩的母亲提出肉体交易时，母亲就是被压迫下的某个条件或某个事物的等价物;在法官听到母亲的解释却无动于衷时，她的话语仅仅被当作是情绪的宣泄，法官的拒绝是对杂乱的拒绝而不是对思想的拒绝。

与法官的态度相对立的是埃利亚斯对女性角色话语的认可。在埃利亚斯与萨拉的对话场景中，他与半蹲的萨拉始终保持对视，镜头在全景与二者的特写间切换，在对埃利亚斯的特写镜头中没有加入其它剧情音，电影用声音的空白加强失语者自身的表达、突出失语者对女性话语的反映。萨拉的话语对应埃利亚斯在镜头中的神态和肢体变化，失语者或皱眉或点头的动作都体现女性角色话语可以被思考甚至被认同的理性特征。

所以当主人公们面对埃利亚斯进行自我表达时，才会展现理性与非理性、束缚与自由间的冲突与差异。这些女性角色充分说明她们可以和所有人正常沟通“他们（她们）不仅仅是焦虑、抱怨的存在，而是具有理性和话语的存在，他们（她们）能够以理性来对抗理性并把他们（她们）的行动建构成一种证明”。

3. 冲破束缚——被听到的声音

如果在纷争中，主人公们都获得了言说的权利，都能展现差异和自我表达，那么原本的压迫和束缚也随之消解，每个人都具有了自證的能力。正如影片结尾，还是在伊斯兰法庭，人物依旧是法官和母亲，但整个画面使用了与开场形成强烈反差的明亮色调，母亲衣着红色，她的面部特写由阴影变为正面光，其表情也更加丰富，整个镜头从视觉到听觉都着重强调母亲的主体形象，以突出表现女性身份的变化和女性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时的母亲却没有再提出申请离婚的请求，而是谈论了与法律事务无关的问题。法庭不再是解决法律问题的场所;母亲在大声的陈述;法官主动配合完成对话。母亲的话语在被回应的同时又用其内容否定了场所的用途、回避了下层女性与法官间身份地位的差异，电影在虚构这个场景时刻意违背了人物身份、行为与场景的设置，所有标记在事物身上的符号定义都被颠覆，并以完全独立的、自由的身份进行叙述。

《德黑兰禁忌》不仅给予了女性主人公新的社会身份和主体意识，更是用失语创造了一个她们可以自我表达、自我反抗的场域。电影对在沉默中表达的女性角色将如何言说或言说能够形成何种影响没有既定的标准，它取决于角色自身的发展。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使影片具有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它将一切推向自我展示的、突破束缚的空间中。电影在既定的社会现实中不经意的体现转变的可能性，避免自身陷入立场的偏见中。此外，《德黑兰禁忌》更重要的是将电影叙事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电影作为映射现实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现实在问题本质上是共通的。就像影片中，面对现存的社会环境，同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角色巴巴克选择直接逃离德黑兰去西方国家寻求平等，但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所做的却是不断适应社会的运作机制并努力参与其中。她们对国家、社会、宗教依旧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点与伊朗的社会现实吻合，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进入社会的伊朗妇女没有如社会猜测的一般，彻底摆脱家庭的束缚，反而兼顾其职业与家庭妇女两种身份;到如今伊朗女大学生经有意识的构建其社会、家庭的自反性身份，树立独立的社会形象。女性角色所发出的平衡自身与现实之间差异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无数个体的经验得以实现，这也使电影的意义落到实处。

多数女性电影中受压迫的女性角色只能在封闭的虚构结构中自说自话，她们的语言不仅会被电影中的其它人物所无视，通常也会被观众的情绪所消解，这种情绪背后是对既定现实的无奈与对秩序冲动性的破坏。《德黑兰禁忌》利用失语的巧思打破了电影与现实的界限，将女性角色的表达与现实社会相互印证。与朗西埃的哲学思想一致，它要求“这个世界有异见言说的空间，使意见能够被听到，被尊重”。所以电影本身并未对突破束缚后的人物命运作任何设想，只保留主人公们言说的权利与空间，并通过荧幕表达产生更多的社会思考。

4. 总结

失语者埃利亚斯是电影创造的一个界定模糊并具有多重特性的角色，《德黑兰禁忌》通过埃利亚斯弱化对固有思想的认知并扰乱社会对可感物分配的秩序，使女性角色建构自身身份，从而拥有独立表达的权力。同时，电影利用埃利亚斯的失语来揭示社会压迫与女性角色独立自由之间的纷争，在这个沉默创造的场域中，脱离“不存在”的女性角色的话语得到充分表达并在现实生活被理性解读。必须承认电影选择利用失语的特点进行了良好的形象塑造和成功的艺术表达，它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明确突出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失语所创造的场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在艺术中的体现，将理论投入到观影者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为新的社会问题提供自我呈现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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