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　隋荣钰

摘 要：在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不断开展的过程中，体现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人物画创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取得了骄人成果，同时也成为美术领域中重要的议题。在丰富多元的艺术环境中，画家们在面对各式内容题材的创作时，希望通过各自的艺术语言提升创作水平。在这一前提基础之上，文章通过对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思考，聚焦于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容题材、表现手法、历史情境、思想情感等方面，展开对画家主体和艺术创作的深入探讨。艺术创作的独特性质与生动现实，要求画家主体体悟感知现实情境和客观物象，并由此引发艺术化的构思和表达，这样内容主题才得以与绘画创作相互交融，并进一步展现出真实而又动人的情感表达;同时，与人物与事件的客观真实不同，主题性人物创作始终围绕着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展开，但也亟需深入的体验与思考、深入与转化，才能够使主题性作品更加具有时代韵味，承载更多的情感寄托。

关键词：主题性;人物画创作;艺术创作;历史;时代

面对当代社会文艺事业的丰富多元与繁荣发展，主题性创作不停地在新的历史困境与现实机遇中寻求出路。在新旧思想冲击下，针对不同参与群体的形象事迹，主题性人物画创作又该以何种面貌来展现？以何种图式来再次唤醒强烈的精神品格？就创作来说，归根结底，其主要议题还是集中在内容选取、主体构思、技法语言、情感表达等多个层面。

从艺术创作方面来说，展现人物面貌与精神特征，就要考虑如何将具体形象与传统技法语言相结合，将具有高度的文人审美与通俗的大众趣味相调和，进一步地从人物画创作的规律出发，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风格样式。同时，怎样将人物的品行风范与画家的创作意愿、能力、风格相结合，这是主题性人物画创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小的历史片段可以通过某个人物或是特定人物组合展现出既定的主题;而宏大的社会事件，就要求画家具备强大的画面组织能力，通过大场景、多角度去展现主题的恢弘气势。无论人物的多少，一张成功的作品要求画家通过真实的人物再现、精心的关系组织、巧妙的细节描绘、深刻的情感抒发等多方面具体工作来实现。

主题性创作的基础前提是对于主题内容的选取与了解，但其理应具备更加丰富的民族艺术和深厚的审美价值，而且艺术性应该被画家们视作创作的内涵中心。换言之，在创作不断前进变化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兼顾历史、社会、民族的主题性表达，但无论是命题创作还是长篇史诗都能够在人物画特定的民族艺术本源和传统审美体系中找到精神皈依。画家们在创作时，结合自身经验对所选主题内容做出理解、认知、判断，在此过程中，画家身怀对描绘对象的情感，由此创作出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因此，主题性人物画创作在艺术表达和情节叙述方面，主要展现出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怎样处理艺术个性与社会共性之间的关系，其次是怎样将主体意识与群体观照有机结合起来。

个体的主题性创作行为，包含着共性的情感表达与责任担当。指定性的内容题材所显现出的个人情感趣味与社会历史价值，对于主题性人物画的限定就更加明确，也就是通过画家向观众传达自身的文化与底蕴、理想与责任，针对宣扬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和历史判断，主题性创作就必须用画面人物来表现一个社会群体乃至阶级，其价值与意义也是在公众的评判中得以实现。主题性人物画创作所呈现出的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群体共有价值观，以及具备的时代特性，都是由社会文化体系所塑造养成的。

一张出色的主题性人物画创作，应该既不失精妙的造型和巧思的细节，又能够凝结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从这一角度来说，宏阔与精微的关系是辩证的。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画家必须能够详尽准确地描绘表现主题的时代背景，并选择适合的叙述情节、画面构图、人物要素等，这都对画家创作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但换个角度来讲，主题性人物画创作还能够从多种层面上提升画家的修养，从而将创作主体对艺术的感知融入到历史、社会、现实的广袤题材与空间之中。

无论是微观的视角还是宏观的叙述，都不妨碍作品对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传达表现。回顾新时期人物画创作中所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侧重于对事故災难中人民群众的怜惜与同情，华其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表现出的是中国健儿勇于奋进的女排精神，王珂的《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所展现出的是独龙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我们从这些人物画中，不仅能够看到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还能够感知到中国社会的心跳脉搏。在近几年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中，很多作品都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大事件出发，深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有所理解、体会、感动才创作出的。于振平《阳光下的誓言》、王剑武和盛天晔《乌兰牧骑》、王奋英《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等多是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展示出时代精神风貌，每当观众观赏解读这些绘画作品时，感受到的是这些作品传达出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时代气息与民族精神。

客观地来说，主题性人物画创作自1949年以来，走了不少的弯路，过于注重对社会政治的宣扬就抑制了绘画创作的审美感受和本体价值，遮蔽了理应被凸显的艺术审美价值。进入新时期，随着西方现当代视觉艺术的引入与借鉴，对主题性绘画的反问与思考也随之产生。运用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视觉样式，展现本民族的时代发展和精神风貌，也就成为了亟待填补的巨大空缺。

主题性人物画创作，以个人性与社会性、本体性与客体性为双重特征。在具体的绘画创作过程当中，受制于表现的多重要求，具有特殊的创作规律和技术难度。从美学的角度规定限制这一类的艺术作品，就需要从艺术特性的角度去检验作品，也就是从绘画的思路架构、情节设定、人物造型、技法语言多方面进行要求约束，不能因为“主题性”而降低对其评判的标准。与此同时，一件优秀的创作，不仅画面内容要契合人物生平事迹，还需对其表现主题具有针对性与思考。表现历史与现实的人物画创作，其本身作为时代产物，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以及画家本身对作品、主题乃至社会的思索考量。

现实的生动性与创作的主题性，通常要求画家对现实生活和表现人物有真切的情感体会，并作为创作构思的源泉基础。艺术创作也能够与历史现实得以交相辉映，迸发出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動人细节和宏大叙述之间的张力，让主题性的人物画创作具备了独特的风格魅力。正因如此，通过画家的编织描绘，经营构思一个具有代表性、说明性的人物场景画面，这个画面转变成为历史社会高潮的定格图示，以此直接展现或是间接隐喻一个内涵多元的时代景致。

在历史事件与社会现实中彰显人物精神风貌是主题性创作的主旨与追求。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风俗画等，这些艺术作品都是从人物出发，着力于还原特定的历史现实，有些彰显国家意志与价值取向，有些宣扬人伦教化与丰功伟绩。美术创作在精确记录信息和详尽描述意象等纪实再现方面无法与文献材料相媲美，但是由于艺术语言具备感官表达能力，所以作品本身更加直观、感性、生动。

表现社会历史的人物画创作，是徐蒋体系的积极贡献，也是特定时代的重要产物，它反映出的是画家本体对于“人”的深刻思考。因其触及门类众多，创作本身又需要同时具备历史性、文献性、艺术性，从叙述情节、艺术形象、技法语言等方面切入主题，所以历史情境与艺术情感的关系便成为画家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不仅需要画家与观众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评判衡量作品，把其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真实相比较，更要求其艺术表现与历史情境相互契合。这种相互之间的契合并不是指绘画创作要照搬真实的历史情境，甚至与之完全吻合，变成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历史和艺术两个角度的有机结合，从历史情境与社会现实中寻求人物形象的出处、事件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时刻。叙述逻辑与诗意抒情互为表里，借由绘画创作的表现，揭示人物形象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是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重难点，但也是使命所在。

想要还原绝对真实的人物形象与历史情境是相对困难的，不管是物象还是精神层面。因此，画家首先要对特定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度发掘。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行，我们距离真实人物越来越远，因此我们只能够尽最大可能地走近他们，审视当代现实的能力成为创作主题性人物画所必须具备的本领。

至于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二者之间的策略关联，既不能用“客观存在”压倒“主观感受”的简单粗暴逻辑，也不能任凭“主观感受”随性潦草地戏谑“客观存在”。图像叙述需要多样的情感和理论积淀，才能够起到宣扬、感召、教化的作用。品格气节与精神风貌是人物画创作的重要主题，从人物形象的再现中发掘特定文化脉络，以画家的感知和视角还原历史人物，使之凝结升华为国家民族精神的代表。

主观艺术感受相较于历史客观存在往往更加感性，它需要紧紧依附于历史客观存在进行处理与升华。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表现，其个性风格建立在画家本体的基础评判上。在绘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画家们为了能让自身感受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契合，就需要在查阅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增加对人物的样貌、情感、事迹、精神的理性判断。刘文西扎根黄土高原，跑遍了陕北县城，画了上千张肖像和上万张速写，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农民生活题材的作品，再加上王有政、郭全忠、王西京、杨晓阳等画家的前赴后继、不懈努力，使得黄土画派成为中国人物画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题性人物画创作应该遵循着历史情境的客观设定、人物特征的主观设定的原则，也就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应该被主题性创作所尊重。主题性人物创作总体上必须遵循客观历史现实，不任意改编和凭空臆造，但在具体问题上应该发挥绘画艺术本身的想象力与创造性，这就对于主题性创作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也是主题性创作在塑造典型人物的社会功能上有所显现的根据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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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