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昔民 刘平

摘要：本文从哲学角度探讨技术了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从价值观念扭曲、思维方式错位和资本攫取泛滥三个方面剖析了技术困境的根源，并针对传统的解决技术困境的路径缺陷，提出了一种解决技術困境的新思路。

关键词：技术困境;根源;技术乐观论;技术悲观论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自身及其在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带来巨大繁荣的同时，它也暴露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破坏、人的主体性丧失等。可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对于技术双重性，马克思就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那么人类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要找到一条根本性解决技术困境的途径，必须首先弄清技术困境及其根源，特别是要从哲学层面对技术问题追根索源。

一、技术困境的表现

技术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伴随技术而来的不仅仅是福荫，它在创造一个新的物质世界同时，也给人类社会提出了诸多问题，甚至给包括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也即技术的困境，具体表现在：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然环境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家园，为人类提供诸如空气、土地、水、动植物、煤炭、石油、各种矿石等物质资源，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自然条件。大自然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提供放飞心情、释放各种压力的环境。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类与自然之间原本是和谐相处的。但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范围的应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使得人类对近现代技术的应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不但对自然资源进行了粗放式、掠夺性的开发和索取，还向自然界无所顾忌地排放生活和生产废弃物，这大大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能力，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危机。托夫勒就曾指出：“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2】这种因技术的滥用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危机，主要表现在：因技术的滥用，导致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能源、各种矿产等非再生资源日益枯竭;与人类共生的其它物种多样性日益减少;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就像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危。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也就是说，人自出生之日就进入到社会，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如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等。如果人一出生就脱离社会，即使他有着再发达的大脑和健全的躯体，他也决不会具备人的本质，与普通的野兽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社会是由一定的人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的，社会也离不开人，社会要依赖于人才能运作。然而，当今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却越发紧张。这种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紧张，固然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造成的，但是现代技术的滥用在其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技术的随意发展和应用，造成人与社会的关系危机表现在：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不当使用使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技术的不当使用使代际关系日益紧张;技术霸权使不同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关系日益紧张。

（三）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技术的任意发展和被滥加使用，也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危机，这则是因技术理性至上导致人文精神的衰微而造成的。一方面，正是因为人类对技术理性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乃至人们用其来衡量一切、评判一切。这种技术理性至上，导致人沦落为机器和消费品的奴隶;使人失却了独立、个性和自由;使人信仰淡化、精神空虚。就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的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怀疑的。人们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5】

总之，技术的不当使用造成了人自身的心态危机，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出现了严重危机。也就是说，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的运用却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越来越失去了其本来意义，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

二、技术困境的根源

纵观上文所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确实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技术的这种困境呢？真正追根索源，我们发现技术的困境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所造成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实质上看，技术困境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扭曲、思维方式的错位以及资本攫取的泛滥等造成的。

（一）价值观念扭曲。通过考察技术活动史，我们知道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它是由人创造的。因此，技术的形成、发展和应用也就必然渗透着技术主体（人）的价值观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负面影响就与技术主体的技术价值观念的扭曲有着重要关联。这主要表现在技术主体的价值观上的技术理性至上。它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理性，其核心和内容就是科学技术。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又把其或称为主观理性，或称为技术理性。这种技术理性以对自然的控制为前提，导致的结果就是，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自然仅仅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工具和手段，人在自然面前可以为所欲为，从而造成技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这种技术理性至上还会使人也成为技术的被控制者和被奴役者。在科学技术的统治之下，人与自然都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甚至手段成了目标，这样的结果就是自然和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失衡状态。【6】因此，在技术理性主义的支配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会给自然生态、社会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思维方式错位。主导传统技术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分析思维，有人又把其称为“笛卡尔思维方式”。我们都知道，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它的提出就“仿佛一块巨大的石头，一下子打破了‘天人合一’ 的湖面的平静”。【7】笛卡尔制造了这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裂，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坚持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和只重分析而轻综合。近现代科技就深受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它把人的肉体和非人类的自然看作是机械性的对象，看不到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更是否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的存在。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人类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联系，割裂了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错误地认为，凭借技术他们就可以主宰一切，在自然界面前可以为所欲为;人类还错误地认为，凭借现代技术就可以对人类自身进行任意改造。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甚至对立，人类也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三）资本攫取泛滥。技术之所以面临两难的困境，也与人们对利益的不断追逐，把技术仅仅当作攫取资本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工具而对其滥用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事。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确立，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要求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正是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在这些国家得以快速发展和被广泛应用。但是，也正是因为对资本利益的不断追逐，人们对技术的滥用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有利于满足其资本利益需求，明知有些技術的应用会产生危害，人们也不愿舍弃。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有充足的资本来改变落后的现状，仍然引进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技术。这虽然在短时期内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给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发达国家把这些技术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不能获取资本利益，而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后可以继续获取他们所需的资本利益。可见，对于应如何发展和应用技术，这不完全取决于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否为人们带来更多的资本利益。正是因为不同个体、群体和民族国家等利益主体不计后果地攫取资本利益，认为借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可以主宰一切，造成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乃至对立。

三、对技术困境的传统解决路径的批判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面临两难困境，那么怎样解决技术的这种困境呢？由于对造成技术这种困境的根源看法不同，相应的解决路径也就不同。传统的观点把为技术的困境归罪于技术身，认为要解决技术的困境就必须从技术本身出发。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两派，他们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悲观主义者。技术乐观论者主张技术之上，技术悲观论者则主张技术放弃。

（一）技术乐观论的技术至。何谓技术乐观论？顾名思义，那就是指对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持乐观主义立场和态度。被马克思称为“实验科学鼻祖”的培根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技术乐观论的主要倡言人。由于其对人类统治自然的乐观认识，他对技术的未来有着无比美好的憧憬。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一书中，他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得以更全面的体现。在该书中，培根勾画出了理想王国，这是一个技术活动兴旺发达、由技术专家负责治理的国度。而且，他还将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三大技术发明凌驾于亚历山大的武功及其建立的罗马帝国之上。与培根相近，霍布斯则提出了“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的口号。笛卡尔则构想了一棵“人类科学之树”，形而上学是这棵人类科学大树的根，物理学和自然哲学是它的干，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则是它的枝。作为树枝的医学关注的是人类身体疾病的医治，机械学则研究的是舟车之利，伦理学探讨的则是人类的心灵良药。莱布尼茨则提出“最好之物原则”。莱布尼茨的意思是，上帝创世时就把宇宙和人世间一切安排完好，使其尽善尽美。即使是不够完美，那也会朝着越来越完美的状态发展。物理学家温伯格就在《原子能科学家公告》中指出，“对于像我一样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来说，地球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通过为所有的人生产丰富的物质，富足将会消除阶级冲突。”【8】在技术乐观论者看来，无论是自然生态问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问题，还是人自身的持续发展问题，几乎都能最终通过应用或发展某种新技术来解决。但是，技术术观论是以对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功用的错误判断为基础的，它把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惟一力量，忽视了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在方法论上陷入了“一元单线历史观”的窠臼。显然，技术乐观论的技术至上并不能完全解决技术的困境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危机。

（二）技术悲观论的技术放弃。技术悲观论，作为与技术乐观论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思潮，也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产物。20世纪，随着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技术悲观主义或技术批判主义得以产生并成为技术哲学中颇有影响的思潮。人们越来越发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疾病、贫穷、人性的压抑、生态失衡、环境破坏、国际冲突，等等，有增无减，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反思。技术悲观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时代的渐强音。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书中，她描绘了这一幅这样的画面：“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慄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鶇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营田野、树林和沼地。”【9】她这样的描述是在向人类发出严重的警示，希望人类不要沉迷于技术文明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之喜悦中。1972年以奥雷利奥·佩切伊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技术在带给人类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在他们看来，技术的发展和滥用无疑就是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重要祸源。因此，对技术人类应该审慎对待，甚至应该放弃（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但他的技术伦理暗示他最终对技术的态度可能是选择放弃）。与技术乐观论一样，技术悲观论也是合理性和缺陷并存。技术悲观论者看到了技术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但是，他们把这些负面影响仅仅归罪于技术本身，显然是片面的，更是错误的。总之，无论是技术乐观论还是技术悲观论，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由于他们对技术的态度是或奉行技术至上，或奉行技术放弃，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的困境，人类还必须寻找一条合适的新的解决技术困境的路径，那就是技术生态化。作为一种新技术观，技术生态化的提出为我们解决技术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2]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18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9.

[6]Fromm. E.The Revolution of Hope：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M] New York：Harper & Row，1968：32-33.

[7]孙道进.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

[8]Alvin Weiberg.“Can Technology Replace Social Engineering？”[J].I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2（1966）.4-8.

[9]莱切尔·卡逊，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基于低碳经济理念的技术生态化研究”（Y20132694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