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川西地区蚕桑业发达的基础上，蜀绣工人结合巴蜀特色文化，用针线代替笔墨创作出了一幅幅极具当地特色的蜀绣精品。除了图案设计，蜀绣的材料基础和传播交流都与四川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巴蜀文明在蜀绣文化蓬勃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蜀绣;巴蜀生态;蚕桑文化;川西人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更养一方文化。川西这片土地给予了川人以生存基础，也给予了川人以文化基石。蜀绣，“蜀中之宝”[1]，以用色活泼、立体鲜明、变化丰富[2]等特点位列四大名绣之一。而蜀绣之所以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风格并名扬海外、传承千年，离不开四川水土带来的物质基础及四川人文带来的创作灵感。本研究通过对照查阅众多蜀绣及巴蜀文化相关的史料文献及学术论文，试从蚕桑文化、特色生态、人文艺术及经济交流四个方面梳理巴蜀文化对蜀绣文化的形成所起推动作用。

一、地理环境

（一）蚕桑文化

川西地区古称“蜀”。由《说文解字》中记载：“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3]蜀是典型的象形字文：甲骨文中的“蜀”字是一条有大眼睛（后来证实是拟态的眼斑）、像蚕一般蠕动的肉虫子（由下部的部首“虫”可知）。即“蜀”字的本义就是 “蚕虫”。 而蜀地这个名称即表明此地的人们曾很大程度上依赖蚕桑业为生。蜀地的蚕桑业得以发达，离不开川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蜀都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一年当中大多天数都能满足饲养蚕虫的温度要求[5];另外，蚕的食物来源桑树也喜阴，在蜀都湿润偏阴的环境下生长繁盛，为蚕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当年蚕丛即是发现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边的坝子适宜桑叶的生长[6]，四处带领人们进行养蚕缫丝的活动，从而带动了蜀地的农桑文化发展。

而桑蚕业的繁荣离不开川西民间的文化风俗：川地独有的青衣神文化无形间守护着四川片区蚕桑业的传承。蚕丛死后，受其恩惠的古羌人在瓦屋山修建庙堂来祭祀他，并且穿起了蚕丛在世时于青衣江附近工作时常着的青衣（因之蚕丛被称作青衣神）。在青衣江流域居住的人们直到今天也依然保持着淳朴真诚的民风，依然穿青衣裹青帕，唱着祭祀青衣神的带哭腔的山歌来怀念青衣神。“青衣一曲绕山水，青衣神在白云端。”[7]这样淳朴而延续不绝的祭祀活动，使得青衣神和他开创的农桑业一样，在蜀中大地上长久地流传了下来。祭祀青衣神的活动，又无形间稳固了蚕桑业作为蜀地内陆农业的重要根基的地位。

（二）巴蜀生态

成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水土环境，不仅保证了蚕桑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也为蜀绣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题材。五代十国时期，蜀后孟昶命百姓遍成都种满芙蓉花树，秋日来临时花开似锦，成都因获“蓉城”的美名。[8]后来，有四川现代蜀绣工艺人为了使蜀绣作品凸显巴蜀文化，就以芙蓉和有吉祥寓意“年年有余”的鲤鱼的结合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些技艺高超的蜀绣人期望静态的芙蓉能在吉祥鲤鱼动态的衬托下，显出巴蜀文化温婉而不失活泼的特点，成为四川独特的明信片。1958年，在国画家的配合下，高级绣工们采用“芙蓉鲤鱼”画稿进行试绣，并获得成功;1976年起，蜀绣作为中国传统美术工艺品先后赴美、英、法等国展出，其中蜀绣精品“芙蓉鲤鱼”绣品轰动一 时;1983年5月，在法国举行的成都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上，巨幅“芙蓉鲤鱼”也受到热烈赞赏。[9]

论及四川动物生态，不得不提极具强烈地方特色的珍稀动物：“国宝”熊猫。四川盆地内土质肥沃，水源丰富，长江水系贯穿盆地，使得竹林对水资源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10]因此蜀地竹子连年生长繁郁茂盛，为熊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四川竹林的地形和水源的分布，也利于熊猫建巢藏身和哺育幼仔，为熊猫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由于人们能通过熊猫自然地联想到四川，不少为传播巴蜀文化的蜀绣艺人即争相以大熊猫的憨态为主题进行创作，以突出蜀绣的一个“蜀”字，如蜀绣大师康宁的《稚趣图》的其中一面就刻画了大熊猫母子憨态可掬的形象。[11]为表现熊猫毛发之细密及物种之珍贵，蜀绣用丝只用一、二丝，用针如发细，在成品后观者几乎看不见针线的痕迹。此外，为了传神地表现熊猫眼神中的灵动，蜀绣工艺人在最初用“车拧针法”表现眼球圆弧状的技术之上进行了改善创新，开始按照眼球从中心向外发散的结构走线进行绣制;同时还将眼球的颜色拆分得更为细致，分为蓝灰、浅蓝、古铜等六个层次。[12]

二、社会环境

（一）人文艺术

四川自然环境的富裕为人们创造了精致而逍遥的生活方式的物质条件，因而蜀人多具有性慢的特点，成都的茶文化就以闲散的风气著称。这样悠闲自在的人文氛围十分适合蜀绣艺人静下心来一针一线地进行创作。慢工出细活，蜀绣的严谨细腻自然离不开蜀地闲散恬淡的风气。

四川绘画文化的兴盛对蜀绣影响颇深。唐朝时期，成都大慈寺里就收集有一万三千余幅众多画家分别创作的各式壁画;到了宋朝，五代十国的成都画家黄荃黄居寀父子开创的工笔花鸟画派“黄家富贵”垄断了宋朝院体画的审美标准[13]，蜀绣中不少花鸟形象因而带有设色浓丽、勾勒精致而不露针迹的特点。流行的川西绘画使得很多蜀绣艺人都会以名人大家的画作为图稿进行二次创作;蜀绣在之后的艺术创作上不仅保留了大师绘画作品中出色的表现技法及设计，还通过针线在其上叠加了一份质感。

四川的地方特色名粹川剧也在蜀绣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四川风土人情赋予了川剧鲜明强烈、节奏感强的特点，而蜀绣纹样的疏密、绣线的不同材质正好能实现川剧服装视觉的层次感和张力。除此以外，川剧剧目中对各类历史人物以及神话角色艺术效果的高要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蜀绣针法技巧的多样化发展。譬如，为表现帝王身份，戏服龙袍上的腾龙纹样对细微颜色转变和小面积上精致勾勒的要求使得蜀绣针法逐渐发展出晕、纱、滚、藏、切等技巧。[14]川劇也对蜀绣的题材具有一定影响，各色各样的脸谱、故事、祥瑞元素等都被融入蜀绣的艺术创作中，使得蜀绣图案更加丰富多彩，如清代蜀绣扇面《帐帘》上就绣有川剧戏曲人物，且男性人物留有胡子，因为蜀地方言“胡”读fú（福），寓意福气吉祥。[15]

（二）经济交流

蜀绣在本质上是得益于商业流通的艺术品，其发展离不开蜀地经商的开放风气与商路的通畅。原本“蜀道难，难于上青天”[16]，巴蜀盆地的地理位置处于极其封闭的状态，交通闭塞，阻碍经济文化交流。但川人努力向外开拓，通过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的封闭状态以及秦岭的障碍，最终形成了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巴蜀风貌。蜀绣跟着巴蜀文化冲出了闭塞的四川盆地，在五湖四海传播开来;北宋时，蜀地丝织品号称冠天下。得益于川西地区开放交流的风气，蜀绣的流通积极地带动了巴蜀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开放的通商环境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蜀绣疏朗奔放风格的形成。

四川与外界商贸交流的活跃也加快了蜀绣走向世界的步伐。早在四千年前，川西商人就已从成都平原向南，经缅甸到达印度、孟加拉等国，到大夏去进行经商贸易了。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印度发现了四川的蜀布，并将此事告知了汉武帝，于是官方开始帮助打通从成都到印度的官道“蜀身毒道”，也就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雏形，为蜀绣在世界的铺平了道路。[17]另外，由于经济交流的载体丝绸之路旅途坎坷，运输受限，不方便交易尺寸过大、过于精致的工艺品，蜀绣不再拘泥于大幅作品的形态，而常化入日常装饰用品中;从桌布到鞋垫，蜀绣纹样的灵活性变得极强，色彩发展得更为明丽鲜艳，自然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结语：一个地方的山河文化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高度[18]，而巴蜀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生态环境到人文艺术，无不在蜀绣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着根基生态文化的重要角色。蚕桑文化提供物质基础，巴蜀生态及人文艺术丰富蜀绣创作题材，开放的经济环境为蜀绣拓宽商路……巴蜀文化的元素于蜀绣的流行与蜀绣产业的强大兴盛都是必不可少的。总而言之，蜀绣从川西地域文化中汲取了“蜀”元素，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川地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优势，结合自身传统技艺的特点，不断改革创新，最终成就了蜀绣的辉煌与成都“锦官城”的美名。

参考文献：

[1]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成都， 1990.

[2][3] 杨昌明. 论蜀绣文化的几个特点[J]. 文史杂志， 2013， 2：6-9.

[4] 巫鸿， 郑岩. 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再思考[J]. 文艺研究， 2006， 10：117-130.

[5][6][7][10]魏巍. 自然环境因素对巴蜀文化的影响[J]. 文史杂志， 2007， 3：17-19.

[8] 吴楠， 王康建， 陈政， 等. 蜀绣纹样的美好寓意[J]. 纺织科技进展， 2019， 12：51-53.

[9][11][13] 吴文轩. 绘画和刺绣的交融： 蜀绣的文化特色和价值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 2013， 4： 171-191.

[12]汪梦琪. 浅析蜀绣的文化发展[J]. 青春岁月， 2019， 3：425.

[14] 赵敏， 吴起宏， 刘才睿， 等. 川剧戏服与蜀绣文化传播的关系及作用[J]. 丝绸 Journal of Silk， 2019， 56（4）： 93-97.

[15] 左玲， 赵敏， 赵睿昕， 等. 近代蜀绣纹样结构形式研究[J]. 丝绸， 2011， 48（3）： 43-54.

[16] 李白. 蜀道难[Z].

[17] 段渝. 南方丝绸之路：中—印度交通于文化的走廊[J]. 思想战线， 2015， 41（6）： 91-97.

[18] 余秋雨. 文化苦旅[M]. 長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14： 24-25.

作者简介：

王一朵，世界联合书院中国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