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予

194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位头戴草帽、脚踩草鞋、脸色发黄、发白眼凹的中年男子行色匆匆地奔走在村间小道上。咚咚咚，他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扣着门。许久，一个女孩探出了头。男子连忙上前询问道： “小姑娘，你认识韩之钧吗？”“他是我大伯，你怎么认识他？"男子此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声音有些颤抖地追问道：姑娘，你，你是不是十四岁？你的娘是不是叫王玉玲？”女孩看着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陌生“老头”，怎么会那么了解自己的情况呢，心里不免泛起了嘀咕。就在这时，从里屋走出了一个老奶奶，她目不转睛地打量地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突然眼前一亮，又惊又喜地问道：“二弟？你是二弟？你还活着！秀融，快，快叫爹，他是你爹！”还没等女孩反应过来，男子已经一把抱住了她，失声说道：“秀融，我的女儿！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到这儿，我们不禁好奇，那么这个男子到底是谁？又是什么让他与女儿素不相识，一别就是十四年呢？

男子名叫韩子栋，而他，也就是《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主要生活原型。他原名韩国桢，1909年出生于山东聊城阳谷县的一户农民家庭，家中排行第二。1932年，他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时参加革命，曾在地下党领导的“春秋书店”以店员身份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组织安排，他打入到国民党军统局的“蓝衣社”（即“复兴社”也就是军统的前身）内部组建情报网，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他在北平不幸被捕，先后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重庆等地的11所监狱长达14年之久。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与家人分离多年的主要原因。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韩子栋和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等被转押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白公馆关押期间，韩子栋和谭沈明、许晓轩等人组建了狱中临时党支部，与敌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积极策划集体越狱。然而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的遇害让狱中同志们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集体越狱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有同志提出：“能逃脱一个是一个”，希望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以及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爱国人士的情况向党汇报。大家仔细分析认为：韩子栋时常有到磁器口外出的机会，逃走可能性最大。起初，韩子栋基于已囚禁多年早已和组织失去联系的考虑并不赞成自己一人越狱，但是同志们一再坚持，最终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要想越狱成功，有三个主要问题亟待解决：一、要有充沛的体能;二、要熟悉掌握周边地形，规划好越狱路线;三、要筹备足够的经费以备不时之需。

黑牢铁窗不仅禁锢了人的自由，还不断摧残着人的筋骨。单就狱中的伙食条件为例：从南京秘密监狱的 “四宝饭，到息烽监狱的”八宝饭“，夸张到什么程度呢？韩子栋这样回忆道：“我从一洋铁碗饭中，捡出了一小把砂子、石头等，约占全饭的五分之一。……菜里面虫、草、泥、粪五光十色。”这样恶劣的生活现状让他患上了各种疾病，人日渐虚弱。可想要完成越狱任务，过硬的体能是必须的。可牢房里又窄又小，哪儿还有活动的地方呢？他和同志们便摸索出了在牢房里沿着数字“8”来回走动，以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他们还苦中作乐给这个举动取了名字：室内旅行。另外，他还坚持每天在防风坝上不停地跑动，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由于白公馆监狱地势险要，电网密布，戒备森严。按特务们的说法，就是“插翅也别想出去”。加之韩子栋的老家在山东，在重庆是人生地不熟。即便侥幸逃出了监狱大门，若对周边的环境不熟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甚至连累狱中更多的同志。为此，他每次就借外出买菜的机会暗中观察地形，回去后就凭记忆画图。不久，他就绘制了一份地形岗位道路粗略图，并交给了狱中党支部。

解决了地形图的问题，摆在韩子栋面前的就还有路上的吃穿用度。但他得到了狱中许晓轩等同志的帮助，凑到了八万元法币（购买力在1947年能买800个煤球或270盒火柴）。事实证明，后来也正是这笔并不算充裕的经费在几个关键时刻帮助韩子栋逃离了敌特的视线。

三个主要问题基本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制定出一套可行的越狱计划。经同志们的研究讨论大致计划为：1、从重庆大学逃出沙坪坝区，进而深入山区尽可能避开特务的追赶;2、摆脱追赶后立即换鞋防备警犬追踪;3、夜间认准天上的一個星座，以免迷失方向。

1947年8月18日，机会终于来了。以上厕所为由，趁看守不注意，一路狂奔、穿街走巷。可原本想雇轿子前往重大过河的计划却因沿途没有轿子的突发情况不得不临时取消。情急之下他径直跑到了嘉陵江边，用了一万法币租用了一艘木船，并假装患病乏力，才得以顺利渡江逃脱。靠岸后，他立马换上了一身便衣，买了一顶草帽和一双草鞋，完成乔装后他这才松了口气。

一路上跋山涉水，露宿风餐。沿途险境丛生，恶犬的追咬、突袭身份查验……在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甚至有跳江自杀的念头。但他最终克服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困难，途经宜昌、汉口、许昌、郑州，花费了整整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中原解放区找到了党组织，并于1949年1月到达了原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西柏坡。

重新投入党组织怀抱的韩子栋没有忘记党旗下的誓言，更没有忘记对同志们的承诺：“我愿献身于党，献身于革命！“1948年1月23日，他郑重地将一份回忆狱中斗争和脱险经过的材料交给了党组织，并向党组织提出了两个请求：1、恢复党籍;2、立即为自己安排工作或受训的机会。

建国后，韩子栋曾担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在离休后，他还特别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应邀到全国各地作报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革命传统，弘扬红岩精神。1992年5月19日，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在贵阳逝世，享年84岁。

韩子栋的侄子韩兆星曾这样回忆：伯父常说到一句话就是：‘“坚持信仰，奋斗不息。”我想这也是韩子栋对自己传奇一生的最好诠释了吧。

韩子栋从被捕时26岁到40岁时才得以逃离囚笼，在很多人最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却和敌人进行着掐喉咙般的悲惨搏斗。以韩子栋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用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为我们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尤其诠释了在最危难时刻敢于排除万难，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

“为理想粉身碎骨，干革命视死如归。”这是韩子栋献给死去难友的题字，它不仅是对老一辈革命者的人生写照，更为我们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指明了奋斗方向。当前，我们的理想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对我们党员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党同志要有所作为，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具有的政治品格。“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在新时代的征途上，让我们将对革命先烈的红色记忆化作一股股磅礴之力，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决心和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行动，去助推党和国家向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