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博

【摘 要】面对日益加强的全球化趋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融合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质量，还是从本国发展的角度，全球教育治理这一课题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跟基性话题。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好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处理好教育资源分配的各种矛盾，是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意在探讨全球教育治理的发展，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些许思路。

【关键词】全球化;教育资源;人才;中国参与;治理

一、全球教育治理的发展背景

冷战之后，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提议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经过不断的磨合，学术与实践上的不断开拓，全球治理这一概念逐渐被世界上的国家所接受。加拿大学者卡伦·芒迪，是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早在1998年就接受了，约翰·杰拉德·鲁格的教育多边化理念，从这里我们不难总结出全球教育治理的发展其实植根于全球治理本身，而其背后的推动力则是全球经济，政治，贸易的大融合。总之，世界各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断趋于全球化，依靠某个大国独自发挥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各个国其实期待着能在新制度，新秩序形成的当今世界，把握先机，同时也期待着，能吸收他国教育治理的先进经验，解决国内的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难以提高等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国际组织，逐渐扮演起了重要的桥梁纽带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消除不平等：治理缘何重要》（Overcoming inequality：why governance matters），教育治理（education governance）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教育行政和管理系统，而且还与政策制定。像类似的评估性，指导性文件给各个国家的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在全球教育领域领导力正在日益彰显，不仅仅因为联合国重新强调了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还因为它发出的实质性倡议，如“全民教育全球行动计划”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交流奠定了基础，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教育层面的帮助，有学者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唯一一个以综合性方法解决教育问题的国际性组织。于是在这样的多方努力之下，和时间的累积之中，我们基本可以看清全球教育治理发展的基本源头与框架，也基本可以理解全球教育治理背后的时代需要。

二、当前全球教育治理框架的评价

目前各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径，大致可以总结为，多边协议，教育论坛，国际组织为导向的倡议。讲类似的框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高等教育，注重后备人才的就业，深造等如《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与学位的地区公约》，另一类是着重强调教育的平等性，强调弱势群体的保护，贫穷地区的教育扶持，如2000年的世界教育论坛所通过的《达喀尔纲领》。前一个框架我们简称为《公约》是在1983年的国际会议上由33个国家签署的，该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泰国曼谷召开，《公约》在1985年10月23日开始生效，该条约旨在推动亚太地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等互相承认，使缔约国现有的教育手段未了共同的利益能充分有效的利用，保证教师，学生研究工作者能最大限度的自由流动，减轻国外培训人员归国遇到的压力。从条约的本质内容来理解，这种认同指的是保证该人员继续学习和就业的权利，两项内容并。且条约的实施应该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这就给缔约国留出了一定灵活调整的空间，可以说是减轻了缔约国实施的压力，在条约之下，各国高等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入学条件，测试项目等，这也一定程度保证了人才的质量。 但是从目前来看，条约若想正常实施，单单只靠一直空文是没有用的，它需要大背景下的宏观调整，就其涉及的，深造与就业两项内容其实潜在地要求了亚太地区，就业市场的自由化因而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各国劳动就业部门的积极配合，已经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而这在亚太地区其实是很有挑战的。

相比于《公约》，《达喀尔纲领》注重实现全民教育，在2000年的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委员会起草了《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六项全民教育目标且评价了全球教育的现状。值得一提的是，《达喀尔纲领》的一项重点关注领域便是基础教育领域，自《达喀尔纲领》实施以来，全球在基础教育方面进行的扶持性帮助呈现积极态势，然而在《达喀尔纲领》之前尤其是1990年左右，全球对于基础教育领域扶持不足，其主要原因是，相比于基础教育，国家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更大，因而更多资金流向了职业技术教育领域，1981-1986年，初等教育援助投入为平均每年1.813亿美元，仅占年均教育援助投入数额的4.3%，约2/3来自多边机构，且整体上逐年下降，其中32%被分配到低收入国家（生均0.87美元），57%被分配到中低等收入国家（生均0.99美元）。自《达喀尔纲领》实施之后，全球基础教育援助明顯上升，2002-2014年间基础教育援助支出占比大体稳定在 40%～44%，年平均占比约41.8%。进入21世纪之后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更是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的承认。

三、未来全球教育治理的挑战以及中国参与

目前我们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各方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企业，实际上全球教育治理领域仍存在非系统性，非体系性而且全球治理的背景下许多条约和倡议相互并不具有太多联动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更多也只是发挥平台性作用，也并没有实质性的限制。我们现有的全球教育路径其实包括，条约，标准制定（如PISA），目标制定（SDG4），但是问题是以上提到的路径对于各个主权国家约束力都相对较小，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若想适用统一标准，恐怕短期内难以实现，并且因为涉及到主权与内政问题，在教育领域有诸多敏感且根本的内容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办法深入进行监督或是管理。一些欠发达或是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教育资助不足，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都各有不同，如在中国的偏远山区，教育资金不足，并且师资短缺，单靠一些志愿者或是公益项目难以解决这一个长期且系统性的问题，因而全球教育治理如何能深入到这些具体区域，能真正制造出一张系统且科学的网络，这对所有参与者来讲都是巨大的挑战。

四、结论

从目前全球教育治理格局来看，各个主体并没有忽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并且在联合国教科文为主要领导机构之一的全球教育治理框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分层次的教育治理路径，并且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期待其教育目标的逐步实现。虽然对于个别贫困地区教育资助需求比例还是没有实质改善，但是随着全球化与国家交互水平提升，教育水平的基线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尤其各大教育治理的倡议，使更多国家意识到并参与到这一对后代发展有无可比拟影响力的领域中来。尽管目前全球教育治理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随着经济水平和国家间交互能力的不断提高，全球教育治理将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不断系统化发展为具有前瞻性且关键效用的全球治理蓝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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