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

我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将读书当做一种信仰来看待。

尼采言：上帝已经死亡。于是，世界觉得此事十分严重。其实，这也就是那么回事。这个虚设的上帝去了就去了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还有书在吗？书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托。

我们何不将书也看成是“上帝”？而且这是可以与我们平等对话的可亲可爱的“上帝”。寂寥无依的夜晚，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将心中的委屈、怨恨以及无法言表的一切向它毫无保留地倾诉，并可得到它的指引。

每一本好书，都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这一道道亮光，将给我们这一叶一叶暗空下的扁舟引航，直至寻找到风平浪静且又万家灯火的港湾。我们应有这样的古风：沐浴双手，然后捧卷。在一番庄重肃穆的感觉之中，你必将会得到书的神谕。

我们对读书作了如此一番几近诗化的赞美，却并不含这样的意思：读书便是一切，读就是一切。

从长知识、增智慧、养精神诸方面讲，不是单纯的读书就能达到完满境界的，还得有人生的经验垫底，才能将书读好。人生的经验越厚实，书就读得越好。世界上凡读书读得好的人，大多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经验决定着读书的成效。而读书的成效又转而影响人生经验的深度与广度。如此这般，那书读得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读书本身来讲，自然还得有所讲究。有这些讲究，才能有助于将书读好。

读书应有停顿——突然地中断阅读而思考已被阅读的那些东西。当然，一般大众的阅读，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要求。大众的读书与读书人的读书应作两回事看。前者是一种被动的阅读，是不费神的，费神就违背俗众读书的本意了，他们的本意是消遣。

而读书人的阅读，固然不能排除消遣这一层次，但绝非满足滞留在这一层次上。读书人的读书带了联想与思考的痛苦。他们的阅读快感，不是在被动接受上，而是在接受时不断扩大收获的过程中。这就像两个儿子接受遗产，大儿子仅仅看到了他所继承的那部分产业，而二儿子却把他继承的那部分产业当成了资本，看到了投资后的扩大、再扩大的辉煌景象。读书人得有那二儿子的活泛思路与主动精神。

世间有许多读书种子，但他们的读书似乎与他们的精神无补，反而读成呆子，读成迂腐可笑之人。曹聚仁先生说他曾听说过浙江金华有个姓郭的，书读到能将《资治通鉴》背诵一番的程度，但写一个借伞的便条，却写得让人不堪卒读（那便条写了五千余字）。读书多，莫过于清朝的朴学家，然而，像章太炎那样令人钦佩的朴学大师又有几个？

我认得一位教授先生，只要提起他来，人们第一句话便是：此人读书很多。然而，他的文章我才不要看。那文章只是别人言论的联缀与拼接，读来实在觉得没有意思。

读书不是装书。读書用脑子，装书用箱子。脑子给了读书人，是让读书人读书时能举一反三，能很强健地去扩大知识的。箱子便只能如数装书。有些人读一辈子书，读到终了，不过是只书箱子而已。

从前有不少人琢磨过如何读书。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段文字：“袁文清公桷，为湘江世族，受业王深甯之门，尝云：‘予少年时读书有五失：泛观而无所择，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儒而无立；纂录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劳而无功；闻人之长，将疾趋而从之，辄出其后，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袁氏之言，我虽不敢全部苟同，但大都说在了读书失当的要害之处。而其中“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我以为是读书的大忌。

还有读书把人读糟了读坏了的。周作人当年讲：“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抽去这句话当时的具体所指，抽象一点说，这句话倒也说得通：中国的事坏在一些读书人手里的还少吗？

这文章前后两部分似乎有些矛盾，但我以为，我必须这样做。我当为读书竭尽赞美之辞，但又明说：不是所有读书和所有读书人都可配得上如此赞美的。这文字的背后藏了一个企图：但愿天下读书人，都能将书读好，都能抵达那些个被我赞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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