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历史上中国并非一个重商的国度，谈起商业经济，人们大多会想到行商坐贾，甚至很多人以为地摊是近代才有的事。其实，地摊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负而贩卖，属于行动者曰商，设肆坐以行售者曰贾。”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就说：“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在商店没有出现之前，地摊、流动摊贩恐怕就是最古老、最经典的商业形式。城市、商店出现以后，地摊就成了湮没在历史繁华深处的风景，却给城市增添了不少人间烟火味。

宋代城市里活跃的地摊商贩

唐代时城内商业活动限于白天，夜间实行宵禁。宋代坊市制度被打破，农商并重，商业出现一片繁华之象。965年，宋太祖下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的昼市不禁，商业买卖也不再限制时间。开封作为宋代都城，人口多达 130 余万，“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流动摊贩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开封城不计其数的小商贩主要是农民弃农经商或破产者转化而来的沿街叫卖流动摊贩，农闲时经商的小贩更多。“（农户）秋成之时，百通从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开封、临安等城市，有日夜经营肉、鱼、家禽、时鲜果品、日常百货之类的摊贩，也有为数众多的早晚专营食品小吃的餐饮“个体户”。

街道不仅空地上有摊贩、街头艺人表演、说书活动，连东京大相国寺内也是万姓交易，“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之类”，飞禽猫犬，珍奇玩好，无所不有。“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罢退下来的官员回乡前也摆地摊卖带不走的东西。

甚至大内也可以摆摊：“诸司人自卖饮食珍奇之物，市井之间未有也”“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因大内的特殊性，原本普通的商品也身价倍增，“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

《清明上河图》里更是一片市井繁华，颇多占道经营、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就地摆摊，买客众多。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测字的、卖杂耍的。走街串巷的各种挑货郎络绎不绝。

就连虹桥上也有摊贩，左边有五六个摊位，有的撑着大阳伞，有的搭凉棚。放在搁板上或盘子上的，应是食品;放在地上的，则是工具和用物，有一摊看似铁钳、剪刀之类的铁器。右边两个摊位，也有太阳伞和凉棚，卖的东西看不清。这种状况引起了官府的关注，宋仁宗时，有一位官员上本奏曰：“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䉡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望令禁止，违者重置其罪。”

《东京梦华录》记载，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各种时令水果、吃食饮品，“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就是以青布伞遮阳，以床凳作柜台，搭建起拆卸方便的临时摊点。

大街上也允许流动摊贩的存在：“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潘楼东街巷》）这种五更点灯、天明即散的“鬼市”正是地摊有规律的表现。在街道店铺的周边，也有商品种类繁多，秩序井然的摊贩。“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向晩，卖河娄头面、冠梳、额抹、珍玩、动使之类。”（《东角楼街巷》）宅舍宫院前也不乏地摊的影子：“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诸色杂卖》）

《东京梦华录》卷三描述了天晓诸人入市的情景：“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兴贩不绝。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車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还有繁荣的早市和夜市。宋都汴京早市，主要在城门口、桥头、交通要塞，“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甚至，船载杂卖也遍及东京城中的河边。汴河上南来北往的漕运纲船络绎不绝，押运纲船的士兵和水手——纲卒也参与市场贸易，随船附贩，这种做法被政府所允许，有“优抚纲卒”之意。

宋代的恤商政策

繁杂的流动摊贩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题，比如《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街头即有摆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的游手，乃至卖假货的“白日贼”、劫人财物的“觅贴儿”。还有更常见的侵街现象即违章搭建、摆摊。如南宋都市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

但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影响政府的既定恤商政策。

开封的城市管理就体现了恤商原则。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将部分街道“直而广之，广者三十步”。次年又规定：“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已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可见，开封府的街道，左右各给路宽的十分之一由道旁居民合法占用，可以种树，可以挖井，也能开门面、摆地摊。

但是占道经营导致街巷狭窄，交通不便。当时一个负责清理占道经营的官员叫谢德权，说服朝廷痛下决心，彻底治理，并且立下新规，在道路两旁一定的距离竖立木制的标记为“表木”，作为“红线”。但是，这规定跟不上商业发展的形势，到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师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五月戊午，“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开封府递交的占道经营整治报告，被皇帝驳回了，理由是扰民。

宋朝皇帝出行都因为各种占道经营，仪仗摆不开，导致“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冯高下瞰，莫为严惮”。威严的皇帝仪仗成了商民围观的戏场。有关官员想借机整治。没想到“时详定阅习既毕，或言新制严密，虑违犯者众，因不果行”。考虑到这样做会导致违法者众，竟然就不允行。到了宋徽宗时，征收“侵街房廊钱”，干脆承认其合法性。

1056 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这年，惠民河水位暴涨，淹了南半城，包拯经实地调研发现，由于沿河两岸商铺违章搭建“偏铺”侵占了河道，加上达官贵人筑堰修建水上园林，以致水泄不畅引发洪灾。但是，政府也没有处理任何商贩。

宋朝并非没有城管，开封的城管叫街道司，设置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他们身穿青衫子作为其特殊服饰，人数只有500人，负责修治街道，疏导积水，打扫街道，保持卫生，巡视街道，管理交通，查处侵街店铺，管理市场，集城建、市容环境卫生、维持交通、市场管理于一体，权力很大。“工作甚众，事任非轻”（宋真宗语），人手不够时面向社会招募劳力，或者请求驻兵支持。但是很少出现暴力执法现象，城管与商贩相安无事，保持着“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司马光诗）的街道繁华。

宋代恤商政策的最大受惠者不仅有都城开封、行在临安，还有大批流动摊贩。宋代的商税有两种：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过税”，税率2%;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取“住税”，税率3%;少数特定商品，收取10%的实物税，不再另行征收过税和住税。开封不仅无杂税之扰，而且政府多次发布减免开封各种商税的诏令，直接惠及流动摊贩。规定除商旅货币外，“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熙宁七年（1075），“减国门之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姆之。”大观二年（1108），朝廷又“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屡、谷获、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姆其税”。

宋太祖还严令禁苛留行旅，加强对乱收税官员的处置，防止税务官滥用权力。王安石时还颁发《免行条贯》，不许对商人硬性摊派;乱收税者将被处以杖击，对利用职务之便购买商人货物的，以偷盗论处，杖击一百。

南宁洪迈在《夷坚志》里记载了一个叫吴十郎的流动摊贩发迹史：“吴十郎者，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殆且巨万。”其中叙述“另有一个叫王良佐的”——忠训郎王良佐，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靠着流动摊贩”步入了小康。

南宋初期，有“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之谚，行在即临安（杭州）。城市贫民可以将自己用不了的什物拿到人多处换钱，再买回盐、油等生活必需品，以解生活之困。隐藏在宋朝商业繁荣背后的大批流动摊贩，撑起了宋朝商业繁华的半壁江山，积淀起深厚的民俗文化传统，以至于整个宋代的文化都充满“下里巴人”意识和人文关怀。

恤商就是恤民

有人说，流动摊贩是一个城市的温度，也是一个城市的脉搏。信然！如今很多百年老字号、大企业的创始人，甚至都是当年靠从小商小贩开始，白手起家，发家致富的。早年他们肩挑手提，沿街摆摊，再到开店经营起家。如成都著名的小吃担担面、毛血旺、夫妻肺片等，无一不是以小摊小贩起家的小吃名店。1932年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李子泉回乡，向姑母家借了两元银洋作本钱，在长沙的火宫殿内煮汤锅、卖卤菜，因经营有方，发展成为火宫殿内最大私营业主，人称“李半边”。

川菜名吃“夫妻肺片”也是如此。成都街头巷尾有许多挑担、提篮叫卖凉拌肺片的小贩，用成本低廉的牛杂碎边角料，经清洗、卤煮后切片，佐以醬油、红油、辣椒、花椒面、芝麻面等，风味别致，价廉物美，特别受到黄包车夫、脚夫和穷学生们的喜爱。20世纪30年代，成都人郭朝华和妻子一道以制售凉拌肺片为业，夫妻俩自己制作，走街串巷，提篮叫卖，因而被食客称为“夫妻废片”。因为“废片”二字不好听，加上食材中有牛肺片，便取“废”的谐音“肺”，易名为“夫妻肺片”。1933年，郭氏夫妇在成都半边桥附近开店，店名正式取名为“夫妻肺片”，牌匾为金字黑底，由书法家赵蕴玉亲题。这就如同当年被贬谪海南的苏轼为一老妇的馓子摊做广告一样：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戏咏馓子赠邻妪》）

历史表明，恤商就是恤民，其中不仅解决了就业民生问题，而且促进了商业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古代的成功经验依然值得现代借鉴。

（作者系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授、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