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类节目，对于强化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提升文化品位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文化走出去，有助于提升國际影响力。因而对于电视媒体平台而言，创作优秀文化类节目有着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树立电视媒体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形象，还有助于提高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但融媒时代，文化类节目传播渠道及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传统文化碎片化传播及浅表性理解的问题，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与理解。因此，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挖掘传统文化精神、赋予节目时代内涵并整合媒体资源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展现节目的力量。

关键词：文化类节目；融媒时代；媒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15-0024-04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8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8YBYS163

一、文化类节目的价值传播

（一）强化文化认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2]。

文化类节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能够普及相关知识，发挥在专业领域的作用，满足观众的认知需求。当下文化类节目内容领域正在不断拓宽：汉字、成语、诗词、戏曲、上古神话、经典古籍、文学作品……同时，节目内涵也在不断深挖。节目让观众既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对自身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二）提升文化品位

优秀的文化类节目有助于提升人们的文化审美品位，引领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例如《中国诗词大会》，王立群、康震、郦波、蒙曼等知名学者担任点评嘉宾，不仅凸显了节目的专业性，同时提升了节目自身的文化气质。《诗书中华》中“曲水流觞”的舞台布景，通过文化审美激发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兴趣，以家庭参赛替代了传统的个人挑战，参赛者的家庭风貌更充分诠释了中华传统美好的家风、家训、家史。《经典咏流传》中“和诗以歌”演绎经典，强调人、诗、歌三者合一，同时在舞美设计上凸显了诗词所蕴含的文化意境，将音乐美学和诗词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信·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出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给国人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

（三）提升国际影响力

“文化走出去”一直是我国拉近与世界各国情感和距离的重要手段[3]。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4]。电视媒体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努力打造国际传播新局面。

2018年4月，“WISDOM in CHINA”的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推介会在法国戛纳电视节举行[3]，《国家宝藏》《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中国原创文化类节目模式亮相法国春季戛纳电视节。

伴随着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将通过更多方式传播出去[5]。相信经过电视人的努力，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文化类节目走上国际舞台，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风貌，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文化类节目与媒体品牌价值

（一）有助于树立媒体担当社会责任的形象

广播影视是党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6]。所以电视人应该具备相当的政治思想觉悟，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与党中央一致的立场。2017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要求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挖掘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制作播出更多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的文化类节目”[7]。所以文化类节目有着深刻的社会性，传播着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当下，文化类节目内容创作涌现不少以“家”为主题的节目，如《谢谢了，我的家》《家风中华》《我家好家风》等。家是社会的最小细胞，这些节目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挖掘厚重的家文化底蕴，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启发观众对家庭教育、家族传承、家国情怀的思考。

（二）有助于提高媒体的影响力

电视媒体进入到品牌竞争的时代，影响力成为媒体价值的核心[8]。优秀的文化类节目能为电视媒体营销影响力助力。

以《诗歌之王》为例，节目创新将“诗”与“歌”进行结合，实现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跨界。首期节目选择在周末黄金时间开播（2015年12月12日周六晚20：30），0.45%的收视率虽然比不上同时段其他上星卫视的真人秀等综艺娱乐节目，但相较于四川卫视上月晚间同时段的平均收视率，有了25%的提升。节目从第九期开始，调至19：35播出，在更加激烈的收视竞争时段，最终表现不俗（图1）[9]。《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多次发文为节目点赞。

说明在当前中央电视台领跑文化类节目的局面下，省级卫视也能够凭借优秀的文化类节目逆袭。

三、融媒时代文化类节目传播效果思考

（一）垂直化传播

自2013年以来，15～34岁的青年观众日均收视时长持续下滑[10]。截至2020年3月，20～39岁的网民占比为42.3%[11]。正是因为青年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大多以网络为主，所以当下文化类节目的受众形成中老年化局面，青年受众占比低且不断流失。从文化类节目主旨及功能看，青年受众理应成为节目争取的目标人群。因此，文化类节目创作及传播需要关注青年受众的内心世界，走进他们的生活，针对青年人群的收视特点、心理需求进行节目创新。故事化手法、采用明星、运用新媒体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针对青年受众进行文化类节目的融合传播创新，并不是要节目一味迎合青年受众。《叮咯咙咚呛（第一季）》将戏曲与真人秀结合，邀请中韩两国明星共同体验、参与。但这次跨界尝试，模糊了节目焦点，因而节目虽然在青年受众中有一定影响，但戏曲类节目忠实受众却有所流失。

因此，文化类节目应该针对目标受众有的放矢，发挥电视媒体的引领作用，关注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通过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大众特别是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这样，文化类节目才能真正实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二）大众化传播

文化类节目的大众化传播能为传承传统文化助力。但当下各媒体平台的定位及主要受众群体，特别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类节目的大众传播。我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各异，岭南地区传统粤剧到北方地区就有可能遇冷；同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在南方地区也可能水土不服。黑龙江卫视《见字如面》之所以获得口碑与市场的双赢，在于选取了汉语言和文字的题材提升了节目传播的广泛性——这是根植于受众内心的文化根脉。节目基于受众的知识素养去挖掘、开拓节目内涵，对文化价值进行深耕与发掘，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肯定。再比如河南卫视创办于1994年的《梨园春》，20多年来一直与时俱进地对相对晦涩的戏曲文化进行电视化改造，避免节目形态僵化，因而成为国内生命力最强的电视节目之一，囊括“星光奖”“金鹰奖”“兰花奖”等国家级电视大奖。无论是《见字如面》抑或是《梨园春》，优秀的文化类节目在于如何提炼传统文化中易于引发共鸣的文化元素，赋予历史的深度与时代的内涵，通過与时俱进的呈现方式传播给大众。

（三）碎片化传播及浅表性理解

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50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5.6%[12]。一方面，网络视频不断侵蚀并消解电视长视频，使得电视平台只能加速与新媒体的融合并转型；另一方面，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现在可以随时观看视频且在家中观看的视频相对减少，这一收视习惯的不断变化[13]，也带来碎片化传播及浅表性理解的问题。

首先，其中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碎片化传播能够帮助受众快捷、高效地掌握并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点，可以拓展受众的知识面，引起受众的兴趣进而去主动关注与思考。但是，碎片化传播容易让受众囫囵吞枣地接受传播者挑选、剪辑过的信息，存在知识获取片面性的问题，甚至引起思考、理解的同质化，最后反而会限制大众的思维方式与思考能力。一旦受众对碎片化信息产生依赖，最终损害的是大众传承传统文化的全面性与深刻性。所以，节目创作应弱化碎片化传播及浅表性理解带来的影响，黑龙江卫视《见之如面》的经验就值得借鉴。

《见字如面》展现的每一封信都是独立且内容凝练的，这使节目传达的信息简短明确。当这种信息传达完毕后，观众就会有一个粗浅的了解，并且基于自身知识储备、人生阅历对内容有所思考。当解读信件的过程呈现在节目中，我们就能看到具有个体差异的讨论，如节目嘉宾许子东与杨雨的意见就经常相左，比如他们对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情感讨论有较大的分歧。正是这种差异化的个体剖析，能够激发观众对于信件的自我解读。如果节目能够引导观众去思考、讨论，观众就更容易深入地去解读信件，那么由电视传播及融媒时代发展所带来的碎片化阅读及浅表性理解就会被有效弱化。

再如当下《信·中国》《一堂好课》《故事里的中国》等节目，不仅在节目中通过设置观众或嘉宾讨论挖掘节目深度，更通过打造融媒体交互的传播矩阵获得更加丰富的内容表达，以弥补电视节目播出时长受限、信息高度概括带来的不足。通过多元的制播手段，能够让节目所蕴含的情感与价值得到更广泛、更深刻的展现与传播，进而提升节目传播效果。

四、文化类节目价值传播思考

（一）深挖传统文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针对文化类节目的内容创新，需要深入挖掘，既展现中华传统美德，又传递中华人文精神。

以北京卫视《传承者》为例，不同于其他专注某一文化领域的节目，《传承者》并不强调对某一类文化的深入展示，而是试图利用日常少见、带有神秘感的项目吸引受众的兴趣，但因时间限制无法传递出更多信息以及项目之间缺乏联系的问题，使节目的传播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因此，当下文化类电视节目创作更多的是要聚焦某一文化载体或艺术形式，通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挖掘文化背后的深层意蕴，让不同内容通过彼此间的联系形成一股合力，拓展节目的广度与深度。同时节目间可以通过不同的节目立意及独特的文化细节，避免内容生产的同质化。例如，同样以古诗词为题材，《中国诗词大会》旨在让国人重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诗书中华》则将中华传统家风、家训、家史的传承融入节目之中；《经典咏流传》更进一步，告别了诗词竞技，将诗、歌、人三者合一，达到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再如同样采用明星朗读的形式设计，《见字如面》旨在用历史书信引导观众重新理解中国人的精神情怀与生活智慧；《朗读者》则通过个人成长、情感经历、背景故事与经典作品的结合，实现文化对人的感染、激励和教育作用；《信·中国》以共产党员的信件为载体，传递“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这些文化类节目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原材料的深度挖掘、二度加工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当下节目内容选材主要集中于汉字、成语、诗词、戏曲、历史方面。本文认为，此类节目在建筑、服饰、美食、风俗等文化领域及人文情怀方面都有巨大的开拓空间。此外，在融媒时代，结合现代技术与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还可以开掘不同文化“原材料”适合的呈现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优质的内容与优秀的电视视听呈现是节目能够广泛传播的基础。同时，在电视制作过程中对匠人精神的弘扬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这就要求电视工作者在工作中要严谨对待每一个环节，认真打磨细节，脚踏实地去深入理解并将其转化，最终通过电视节目的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给观众。

（二）赋予节目时代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电视节目提高创新能力、传递文化自信、展现大国气度，是时代的要求和观众的需求[14]。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文通过梳理2019年共36档创新创优电视节目，发现在题材上文化类节目比重不断增加。文化类节目创作涌现了一系列突出思想内涵、突出家国情怀的人物故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如《故事里的中国》《一堂好课》等对国民英雄、先进人物的关注，以及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照，密切勾连时代精神与大众情怀。中央电视台这些优秀文化类节目发挥了引领作用，体现了媒体的担当，“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我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2]。

同时，文化类节目还可以针对受众创新节目表现方式，将娱乐与文化结合，提高大众的参与度，达到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目的。融媒时代，传统文化在电视节目的传承与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风貌也应该是进步的，虽然当下文化创造层次的节目凤毛麟角，但电视人应该怀有这样的理想。

（三）转变融媒传播方法

首先，要转变传播理念，内容生产要面向融媒体。当下，媒体融合不再是传统媒体的网络化延伸，也不仅仅是接收终端的融合以及传输系统的统一，而是从生产到传输再到接收的系统性重构，是社会媒介化和媒介社会化的双向进程[15]。因此，电视人需要认清形势，学习并掌握新时代技术，主动融入新的传播格局。以《经典咏流传》为例，观众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选择喜爱的诗词，还能自己录音。这种前沿技术的创新使用，建立起沟通电视世界、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的桥梁，能让更多观众参与到经典传唱中。再如《中国诗词大会》观众可以同步参与答题，还能分享到朋友圈，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

其次，转变表达方式，探索“电视+”与“互联网+”的契合点，综合长短视频的优势。比如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微纪录片《故宫100》，不同于2003年版《故宫》的宏大叙事，节目每集用6分钟的时长分别讲述故宫100个空间的故事，虽然表面每集之间没有太多关联性，但实际上都围绕着表现主题将紫禁城建筑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加以演绎，通过亲近的视角、时尚的手段、较快的叙事节奏，向观众传递出故宫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最后，转变传播方式及平台，加强节目与受众互动。融媒时代，节目宣传不再是“平台+广告+线下宣传”的方式，而是在节目从策划到制作、开播、播出后的各个环节充分调动媒介资源，扩大传播渠道，对节目进行全方位、立体的融媒传播。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优势，长短视频结合，大小屏幕联动，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覆盖以各种偏好获取信息的受众。例如一些地方上星卫视，面临着自身宣传资源少、宣传渠道窄、受众市场小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媒体融合传播来实现合作共赢。比如节目及其平台可以通过与门户网站、社交平台、移动媒体应用深度合作的方式，充分借助不同平台的名气和受众资源，高效地宣传、推广节目，并且能够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节目创作。

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电视人不应只关注节目形态与竞争格局的变化，还应重视营销模式的发展创新，如借鉴MCN公司打造网红模式来打造文化IP，让节目传播效益最大化。

总之，文化类节目可以和融合媒体有效结合在一起，使得主流声音能够借助移动端拓展传播力和影响力，用主流声音主导网络平台，用主流价值观主导内容[15]。立足于技术前沿和自身内容优势，文化类节目未来将大有作为。

五、结语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瑰宝，其继承和发展应得到广泛重视。对于电视媒体平台而言，创作优秀的文化类节目不仅是响应国家政策，更是自身实现媒体价值的需要。融媒时代，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乃至受众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对文化类节目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深挖民族文化内核，赋予节目时代内涵，从提升节目内在驱动力着手，不断创新。同时整合媒体资源，使节目走向市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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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是一年开学季，听青年“引路人”习近平这样说[EB/OL].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901/c164113-31329728-3.html，201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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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45次《中國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1，25，53.

[13] 王平. 2019年电视收视市场回顾[J].收视中国，2020（2）：42.

[14] 张颐武.人民日报：电视人文大片，还能再多些[N/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zgjx/ 2017-12/29/c_136859104.htm，2017-12-29.

[15] 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J].现代传播，2020（1）：49.

作者简介：谢盼盼（1983—），女，重庆人，研究生，文学硕士，重庆邮电大学讲师，主要从事电视节目策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