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兴盛，及至明清两朝，器物之美到达顶峰。各类文房雅物、金石碑版，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最爱，于是书斋应运而生。

与简朴的“陋室”不同，书斋一定要繁复讲究。明清之际有两部书，就是讲书斋的陈列、布置，一部是文震亨的《长物志》，另一部是高濂的《遵生八笺》。

在《长物志》中，文震亨认为，书桌应当“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月”，而高濂更是要求书斋里要准备“卧榻”，目的在于读书劳累了可以“偃卧趺坐”，宛如今日许多人在书房里放置的沙发。

当然，这还不算。文房四宝自不必说，当时文人们还要求书斋必备植物，得有一只大水缸养鱼，还必须要弹琴奏乐，甚至常备金樽檀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昆腔。有条件的，还需陈列一些金石碑版、名家字画等古玩艺术品，经常邀请朋友来鉴赏分享。而且，书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黄花梨木料，瓷器必定是哥窑，这一切都有讲究。

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一度是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更以物产繁盛而著称。来自世界各国的香料成为当时长三角文人们装点书斋的奢侈品。许多文人有在书斋里“焚香煮茗”的习惯，一炷香加上一壶好茶，成为江南文人们读书时的“标配”。

在明清士大夫们眼里，书斋的意义并不只是读书、藏书的场所，而且还是待客、休闲、娱乐的个人空间。因此书房的陈设比较复杂，“陋室”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一定要置备各种家具、文玩，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文化需求。因此明清书斋见证了中式生活美学的极致——繁复之美。

文人们不但践行、推崇这种繁复之美，而且还将其理论化，除了前文所述文震亨与高濂的两本书之外，还有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等著述，均对书房的繁复之美有着独特的研究与阐述。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阶层逐渐壮大。明清文人们推崇的繁复之美又开始受到大家的重视与青睐。因此，不只是私人书房，许多会所、书店、茶楼都按照明清书斋的风格装修布置，从而形成了规模不小的“明清风尚热”，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审美现象。

有趣的是，真正明清文学研究专家的书房，却并非古色古香。在我所见过许多学者的书房中，印象最深的当是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潜学斋”，她住在离耶鲁大学大约二十公里的木桥镇，是一栋独栋的别墅。康宜先生是蜚声世界的明清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而师丈张钦次先生是纽约地铁跨海隧道总工程师，是土木建筑方面的权威专家，于是他为妻子“挖”了一间书房——将别墅的地下室扩建为一百多平方米的巨大空间，这是孙教授藏书、写书、读书的“潜学斋”书房，因为是地下室，书房陈设极具美式乡村风情，尤其以数张书桌格外耀眼。

我國台湾学者黄进兴院士曾以《坐拥五个书桌的学者》为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孙康宜先生读书治学的随笔，“潜学斋”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书斋国际化的杰出典范了。

（韩晗：随笔作家，文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