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近代中国报人层出不穷，纵览中国新闻史，单独留给“访员”“记者”的位置不多，在意见气候统率下的报业更看重“主笔”“评论员”的地位，即便如此，对于二者的内涵分析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尝试从“访员”和“主笔”这两个角色入手，梳理近代中国报人的两种非典型气质——游侠与辩士。

关键词：中国报人；访员；主笔；气质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2-0069-01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一切历史研究的旨归都在于人。新闻史人物（如名记者、名报人）在过去的研究中虽成果颇丰，但细究不难发现，多是集中于各个具体人物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和历史贡献的介绍，而缺乏对其职业上概括评价层面的总结。[1]新闻史中的报人从最初的“访员”到今天的“记者”，从过去的“主笔”到今世的“评论员”，中国近代报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

一、作为“游侠”的访员

史料浩如烟海，中国新闻史留给“访员”“记者”的位置本就不多，而在意见气候统率下的报业尤为看重“主笔”“评论员”的地位。开创了文人论政传统的报人王韬虽不看重报刊工作，但曾游历英、法等三国，对《泰晤士报》的言论力量有清楚认识的他，依然把报刊主笔视作超群绝伦的人物。稍迟于王韬投身报业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则受到了广学会《万国公报》以言论左右中国政治的影响，通过报纸言论的历练，形成一种独特的“报章文体”，为后来者倾慕和仿效。

早期的邸报虽然具有一定的传播信息的功能，但内容囿于辑录谕旨、奏章等宫廷文书，邸报上并无直接的采访稿件，与近现代的报纸仍有不小的差别。直至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传教士们涌入布道，“报纸”如同西洋器具一样有了舶来品的身份，近代中国的报业才渐渐有了职业化的新闻采访活动。不过，早期的报馆都没有专门的采访记者，报纸上的自采新闻主要是由馆外的“访员”提供的。而这个时候的“访员”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意义上的“记者”。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较有实力的大报馆才成立了采访科，配备外勤记者专司采访之职。

查阅史料，《申报》是最早设置访员的报馆。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现像“通讯社”这样的新闻供稿机关，《申报》发刊不久即在本市和外地延聘访员，建立了自己的一支采访队伍。到1875年，《申报》已在全国26个城市聘定访员40余人，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新闻通讯网。[2]在《申报》之后开办的报馆，也都纷纷仿效这种做法，以聘用访员的方式开辟自己的新闻来源。北京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新闻发源地。因此，上海各大报纸都要聘请最优秀的人才做驻京特别访员，如《时报》的黄远生、《申报》的邵飘萍、《新闻报》的张季鸾等，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访员。加上当时的采访空间趋于开放，他们的个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从而在访员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除将士保家卫国的忠肝义胆外，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访员还有侠客们的铁血丹心。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有这样一段话：“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动荡的年代里，访员们将通达社会信息、传递事实真相视为己任，游走于军阀、列强之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萍水相逢百日间”，“我以我血荐轩辕”，林白水和邵飘萍的不幸遭遇向社会昭示着一个访员的责任与擔当。

二、作为“辩士”的主笔

中国新闻界报人身份之下“访员—记者”与“主笔—评论员”的分野在哪里呢？归根究底，这是中国人的两种气质——“侠与士”在新闻工作中的投影。中国人的气质形成于春秋时期，那是这个国家，严格地说是这片土地的“青春期”。正因为如此，怀有成就一番事业之心的人们开始探索不同的道路，简言之，好勇尚武者成为“侠”，多谋善文者成为“士”，这无关乎阶级，只是不同的气质带来的不同选择。儒家与墨家的气质，就是士与侠的气质。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主笔”这个词并不鲜见，通常一家报纸的笔杆子都是要扛大旗的。尤其是在近代早期报刊中，主笔在一份报纸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诸如梁启超、王韬、章士钊等人，他们的如椽大笔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政论文章，开创了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文人论政”作为中国早期报纸至为光辉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报纸批评时事、臧否人物，而担此重任的就是每一家报纸的主笔。可以说，主笔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报纸的灵魂，是中国早期报纸的中坚和脊梁。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在《论述中国文人办报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新闻史上“文人办报”的4个特征：论政而不参政，营业而不营利，以文章报国，代民众讲话。“文人办报”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历史责任感；“文人办报”是传统的文人论政在近代社会的表现；“文人办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功在国家”。

而新闻史上《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大论战更是让人们看清了近代社会的前进方向。《民报》创刊第一期上就发表了汪精卫、陈天华的文章，矛头直指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新民丛报》，由此双方展开了新闻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发表文章列举了双方对立的观点12条，并宣告从第四期起逐一予以驳斥。这场论战虽然最终以革命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却也造就了梁启超这位“舆论界的天之骄子”。

近代报纸出现以后，各家报纸的主笔更加侧重于报纸言论的发表，如《大公报》秉承“四不方针”，写就了不少优秀的评论文章。文人们在报纸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参加政务，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主导的报刊，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新闻学大辞典》把“主笔”一词归类到新闻评论条目下，近代的报纸比较重视言论，重观点，可见一斑。[4]

三、新闻人物的气质总结

不论是心怀国家的“游侠”，还是著书立说的“辩士”，在报人这个身份之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他们都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概括出近代中国新闻人的品格。

第一，言论报国的情怀。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他们敢于和当局直接抗争，用纸笔揭露、戳穿一个个企图使国家走向退步的阴谋；为了使国家免于战火，他们敢怒敢言，针砭时弊，即使因言获罪，命悬一线也在所不惜。正是这样的爱国情怀与新闻理想主义，才没有让新闻界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缺失。

第二，讲真话与使命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而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有识之士真切地看到了言论报国的出路，他们热衷于创办各种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揭露贪赃舞弊丑闻，指斥种种丑行，忠诚地践行着自己的职业使命。

第三，品格独立。官僚腐败、政府更迭、物力维艰，办报始终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之报人社会地位不高，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这种艰难的新闻环境下，报人易堕落，人格尚不独立，况乎报哉？但许多报人做到了不为世俗利禄所连累，坚持品格独立、正直无私。

四、结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中国报人似乎永远秉承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精神。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潮汹涌澎湃，但“游侠”和“辩士”的存在，使处于思想混沌中的人们从未放弃探索和思考，才为后来的道路选择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倪延年.论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的群体特征及评价问题[J].现代传播，2018（7）：33-38.

[2] 陈玉申.论我国早期的新闻“访员”[J].国际新闻界，2007（10）：63-67.

[3] 孙米密.中国早期报纸的主笔[J].今传媒，2012（9）：134-135.

[4] 方慕冰.主笔与“文人论政”办刊思想对报刊的影响研究[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78-80.

作者简介：龙贝贝（1993—），男，安徽安庆人，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新闻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