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光

摘要：教育扶贫是事关民生发展的重要工程，将教育事业和脱贫工作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教育扶贫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扶贫措施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细化相关政策，目的就是对尚处于深度贫困的农村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长效作用，进而彰显了中国扶贫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深度贫困;教育扶贫;扶智;未来意义

脱贫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胜阶段，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圆满完成当前的脱贫任务。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之后脱贫工作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的“硬骨头”，要彻底消除贫困、拔掉穷根，就要采取包括政策、财政、教育等在内的多元化扶贫方式来解决农村深度贫困地区的贫穷问题。其中，教育扶贫虽然是当前脱贫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同时也具有推动乡村振兴的长远意义。

1.中国扶贫体系中的特殊扶贫形式

脱贫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财政性扶贫和政策性扶贫针对于解决物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基础性措施，为教育扶贫工作的持续深入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必须要看到，如果贫困群体没有脱贫意识，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即便是短时间达到物质上的脱贫，也有着重新返贫的风险。而教育扶贫就是秉持“授人以漁”的原则，通过教育帮助贫困特别是深度贫困的农村地区改变意识和思路，实现源头脱贫，这也是脱贫工作的题中之义。

财政和政策方面的扶贫大多是政府的定向性政策，因而可以“短平快”的取得预期的脱贫效果，而教育扶贫则是是一种扶贫周期较长、见效相对缓慢的扶贫举措。这是因为教育扶贫是一种基于“扶学——扶智——扶志”三位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多措并举的扶贫格局：扶学是基础，扶智是桥梁，扶志是目标。这种的扶贫体系能够让贫困人口学习有用知识，在保证有一技之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文化素养，从根本上激发处于深度贫困的农村居民脱贫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为教育扶贫思想的贯彻和实践的深入扫清障碍，更好的防止返贫以达到彻底脱贫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是一种双向互动，它要求扶贫人员与贫困户之间有长期的、充分的直接交流，保证教育扶贫的针对性和长效性。

相较于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的单一性扶贫方式，教育扶贫即扶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人才技术扶贫。扶贫人员通过教育扶贫过程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宣传、讲座等形式对有条件的地区和有意愿的贫困人群进行专业培训，以便他们能在之前扶贫成果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发挥地区和人口优势，这是帮助他们实现产业脱贫的重要途径;二是文化理想扶贫。最常见的就是国家倡导的“三支一扶”，即支农、支医、支教和扶贫。而教育扶贫的文化理想扶贫就是将支教和扶贫结合起来：优秀教师支教活动的灵魂在于扶志，在保证贫困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的同时，更要将主旋律、正能量的思想传递给他们，从文化理想层面进行扶贫，充实、丰富他们的精神境界，始终要使青少年学生保持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激发奋进动力。

教育扶贫的两种形式在扶贫过程中要注意：首先，人才技术的针对性扶贫不是以解决当下问题为目的，更重要的是从长远出发，对有意愿的贫困人口进行专业培训，以增加其脱贫技能和手段，更好保证脱贫后不返贫。其次，对于文化理想扶贫来说，支教是重要方式。一般支教都是周期性的，会有时间限制，在这段时间内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更要注意在与本地教师的交流中，将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灌输给他们，以保证支教效果的长期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行标准下全部人口的脱贫，既是教育脱贫的总目标，同时也为彻底改善当前中国教育整体格局打下坚实基础。基于脱贫攻坚任务必将完成的社会现实，就教育扶贫工作看，如何走好“最后一公里”，保证教育后续发是当前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要充分认识任务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结合实际，把问题想在前面，持续优化、落实、落细教育扶贫相关政策。

2.教育扶贫是内含未来意义的中国智慧

社会学研究表明，贫困有着代际锁定和传递的特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曾提出过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而科塞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因素，即人长期处于贫困环境会形成适用这种环境的、独特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并以家庭为中介固化到后代，从而使后代产生消极的贫困意识。简而言之，如果祖辈因为生活所迫没有办法对后代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可能导致其后代的持续贫困，陷入“穷，因为穷”的恶性循环。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使得人民的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大批人因为接受教育而抓住机遇、改变命运。在完成当下的脱贫任务后，教育扶贫也能够帮助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从根源上防止返贫。着眼未来，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教育扶贫即扶智，其巨大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当前脱贫工作的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扶贫就是党和政府为家庭和国家的未来进行的一种教育投资。

随着教育扶贫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教育扶贫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国家主导的顶层设计。从1984年首提教育扶贫思想开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在顶层设计中不断拓宽相关政策和配套体制机制，给予教育扶贫实践化以的科学理论指导，切实推动教育发展。二是中国教育扶贫彰显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制度优势，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党和国家作为主导者，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具体落实，形成多级联动，有效的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地、落实。三是的教育扶贫覆盖人口全面。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教育脱贫事关国家未来，更是一个不能少。因此，我们的教育扶贫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应扶尽扶”原则，达到“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袁利平，丁雅施.教育扶贫：中国方案及世界意义[J].教育研究，2020，41（07）：13-17.

[2]袁利平，姜嘉伟.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创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2）：3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