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祥达

摘要：“修例风波”一度危害了香港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严重挑战了中央的权威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现今，我们对此次事件进行审慎的回顾与反思，从中我们发现，一个政治高度民主与自由、经济繁荣与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出现这种恶性的事件，除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因素之外，文化教育特别是国民教育的缺失是导致此次事件发生、发展的關键原因。因而追溯香港国民教育的历史进程，审视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措施，就成为了教育工作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这对香港未来长期的发展与稳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修例风波”;国民教育;殖民文化;一国两制;香港政府

香港回归之后，作为令祖国骄傲的“东方明珠”，在“一国两制”体制下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定和发展，“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命运相依”[1]，香港以及“一国两制”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香港在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背后，一场社会危机却不期而至，“修例风波”的发生与发展不仅让港人措手不及，也令内地同胞产生困惑和不解。现今对此次风波进行深入的反思，我们发现，当初走向街头的蒙面暴徒有近七成是香港的青少年，一批生活无忧本该在学校认真学习的学生却受“港独”思想的挑拨和外国势力的资助丧心病狂的打砸路人、破坏香港、对抗祖国，这着实令国人痛心。由此，我们也不难认识到，香港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国民教育一定是出现了弊病，才滋生出如此不堪的事端。

一、“修例风波”的回顾与“港独”的成因

2018年2月，陈同佳身处台湾，将怀孕女友杀害，最终回到了香港。香港为将其移送台湾，同时为了堵塞香港整体刑事事宜协作制度的漏洞，特区政府准备对《逃犯条例》进行修订，让香港可以与内地、澳门以及台湾进行个案合作。2019年3月29日，《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在宪报刊登，2019年4月3日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一些香港市民自身并不了解内地法律、司法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很多香港市民对修订条例忧虑重重，于是，不法分子开始趁机制造社会恐慌。2019年6月后，大型游行集会活动多次爆发。2019年6月15日修订工作被迫暂停。2019年6月12日后，香港出现了升级的暴力事件，不法分子堵塞道路、使得香港交通陷入到瘫痪，对警察攻击、对警察总部进行围堵，严重干扰了香港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2019年9月4日，行政长官宣布特区政府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的草案。然而“修例风波”并未就此结束，香港反对派及激进示威者变本加厉，进一步提出一些违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的无理要求，并在西方某些国家的声援和资助下，扩大了非法示威、暴力示威的规模。他们冲击中央驻港办事处、涂抹国徽、围堵机场、殴打老人;他们咬断警察的手指、伤害内地记者、将国旗扔进大海，在公共场合挥舞美国国旗等等。这些行为和事件，已然证实，“修例风波”已然超出了公民表达诉求的和平示威范畴，升级变质成了“港独”分子暴力违法犯罪、宣扬“港独”思想、破坏内地与香港和谐局面的丑恶舞台。“修理风波”严重破坏了香港社会的稳定，挫伤了香港的经济。直至2020年6月，中央政府为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打击“港独”势力，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自此，香港维稳工作有法可依，一批嚣张的“港独”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港独”组织更是无任何立锥之地，香港逐渐恢复秩序和生机，“修理风波”终于平息。

通过反思香港“修例风波”事件，我们发现，“港独”分子是幕后主要的推动力量。其实“港独”思想及其组织由来已久，近些年来，香港少数“港独”分子以言论自由为借口，鼓吹所谓的“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以“港独”为核心成立“学生动源”、“热血公民”、“香港民族党”、“香港众志”、“本土民主前线”等。[2]他们歪曲历史事实，挑战中央权威，对香港民众进行舆论误导，使得社会陷入到诸多的矛盾以及混乱中。一些极端“港独”分子甚至与国外“反华反共”势力联合起来，收受资金资助以及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组织暴力破坏活动。作为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港独”分子的思想和举动令多数爱国民众难以理解，但是经过客观、深入的审视与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港独”养成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治因素

香港回归之后，殖民政治体系在香港迅速瓦解，港人本土意识、政治意识得到空前的提升，政治诉求也愈发强烈。经过多年的重新建构和演变，香港的政治团体逐步分化合流为主要的两个党派，这就是爱国爱港的“建制派”与亲西方的“泛民派”。“建制派”与“泛民派”之间的对抗导致了香港政治的困局。两派斗争的焦点在是否认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上，而对于香港的民生事务，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香港政局内部价值的撕裂，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政治内耗，政见的不合又影响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少数港人开始质疑“一国两制”的实践，激进的本土派开始抓住时机，加大宣传力度，妄图对抗中央，在这种情况下，“港独”势力也不断的壮大。于是激进本土派“异军突起”，增强了自己在立法会的力量，以此试图铺平“港独”的道路。通过对香港社会内部裂痕的利用，激进的本土派开始在民众中间展开政治动员，并且煽动部分香港媒体以及国外媒体，发表不实的言论，引导舆论的走向，对国家的“一国两制”方针进行歪曲，并且鼓吹港人与内地人的矛盾与对立，阻碍两地的沟通与融合。

2、经济因素

香港在被殖民期间，建立的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倡导的是以市场为主体、自由竞争、个体拼搏的精神，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与精神下，结合优越的地理区位及国际政治有利因素，才使得香港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一国两制”的构建除了保证港人固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也是为了香港能够延续这种经济上的传统优势。但是，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逐步提升，以及香港垄断经济的延伸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香港的城市竞争力呈现出了下降趋势。香港内部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下突显出来。年青人就业困难，薪资待遇在高物价、高房价面前捉襟见肘，通过个人奋斗达成物质生活理想的难度愈来愈高，社会阶层出现固化，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他们不堪生活的压力，以及为了表达对香港社会内部的不满，最终寻求解脱的方式就是“走上街头”。激进本土派中青年群体不断壮大，青年人进一步被蛊惑从而“蜕变”为“港独”成员。由此，一些香港青年在政治层面表现十分活跃，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极为冲动，坚决的拥护“港独”。他们提出“民族自决、独立建国、中港区隔”的妄想，对抗形式非常激烈，同时他们倡导街头政治，不仅严重的挑战中央权威，同时还与香港特区政府进行无谓的斗争。

3、文化因素

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香港被殖民的百年期间，受制于殖民统治的政治因素，香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责任感受到削弱，并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本土化的、个体性的市民文化。香港回归之时，国内经济相对贫弱，而香港已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这就难免导致了港人普遍的心理优越感，经济的上的优越心理也塑就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因而，港人作为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回归之后，在思想文化、国家意识上的认同与融入就缺少了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国两制”本来是为了保障在收回主权之后的港人利益，但是，部分港人却在优越性的面纱之下只注重“两制”，而忽视了“一国”。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香港的“市民教育”优先于“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在香港的推动不仅缓慢而且时常遇到阻力，且由于通识教材缺少政府的把关与审批，少数“港独”人士通过编制教材散布辱华言论、渗透“港独”理念，错误引导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青少年主体意识较强，是非辨别能力较弱，尚且处于心理断乳期，在这样的文化因子持续不断的影响和培养下，他们最终成为了一批缺少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感，受“港独”思想洗脑的蒙面暴徒。香港作为高度自由与民主的国际化都市，虽然近年经济增长面临多方面压力，社会发展出现诸多矛盾，但居民生活水平依然处于世界前列。而以青少年为主的数万蒙面暴徒祸乱香港，在“修例风波”中成为“港独”思想的宣传者和生力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除政治、经济上的一些因素之外，最关键、直接的原因，还应归于国民教育的不力。由此，深入的考察和审视香港国民教育的历史进程，并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方案，就变得十分必要。

二、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历程及面临的问题

香港的国民教育，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经历了一个从殖民主义色彩的“疏离式的子民教育”，到回归前过渡阶段的“香港市民教育”，再到具有国家民族认同感的“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过程。回归前，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50多年，国民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港英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是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疏离式的子民教育”。例如，50年代开设的“公民科”，其内容主旨是灌输殖民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强调英国制度、文化的优越性。到70年代，将“公民科”改为“经济和公共事务科”，强调公民的守法和服从责任。这一时期，港英政府禁止学校谈论政治主题和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以此淡化香港公民的国家民族意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一些敏感性的历史事实，如鸦片战争，在中小学教材中全部被规避。这种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国家意识淡薄、国民身份认同的模糊。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香港进入回归之前的过渡阶段，香港教育署为了适应政制改革的需要，于同年8月颁发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八五指引》），在全港中小学推行公民教育，致力于让香港人摆脱宗主国思想，培养认同香港地区的香港市民。1998年9月，“公民教育科”相继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被作为独立科目设立，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不过，香港教育统筹局在2000年宣布取消中国历史为必修课的决策，令很多人表示不解。2002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各尽所能，发挥所长》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为关键项目，鼓励学校将其纳入课程规划，促进学生学习，并提出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包括国民身份认同在内的价值观和态度。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香港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2010年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中小学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帮助学生更快地建立起国民身份认同。2011年5月，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为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编写了《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国民教育内容，持续并有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品德与国民素质。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了《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提出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立“德育及公民教育科”，采取独立学科授课的方式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民族的归属感。但该决定引发香港市民的强烈争议，部分学生、教师和家长担心“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设立会妨碍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反对该学科的设置，从而引发了“国民教育事件”。[3]2012年9月，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3年开展期的规定，大学团体及学校可自行决定是否独立成科，还可以自行决定科目的方式以及时间。此后，“国民教育风波”逐渐平息。

在英国殖民统治百年之后，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香港推行国民教育注定不能一帆风顺。回归20年多年来，香港政府依据《基本法》，结合香港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国民教育的落实，推进这一进程，虽有成效，但也难以避免的出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殖民文化传统的延续

香港在被殖民统治时期，中国历史并不是课程选项，因此也就并没有进入到中小学课程体系当中，这导致很多香港青年不能清晰的认识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因而缺乏对于民族精神的理解。港英政府时期，在文化教育层面突出强调“世界公民”教育，香港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更加认可“我是香港人”、“热爱香港”的理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家意识。香港回归到祖国怀抱之后，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开始进行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不过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香港人的理念无法迅速改变。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对香港有着长期的影响，这种影响根深蒂固，他们始终以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自居，而对内地政治体制始终保持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由此，香港教科书中也会出现一些丑化中国、鼓吹西方的事例内容。这种优越的心理以及西方式的價值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香港国民教育的推进工作。甚至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国民教育的过程种，还发生过游行与抗议的“国民教育事件”。从事件表面上看，是香港人对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措施方法的忧虑和意见，实际上是港英政府长期进行殖民教育带来的文化冲突。

2、政治制度教育的缺失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一伟大构想下，香港得以顺利的回归祖国。香港制定与颁布的《基本法》，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法律上的确认。“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同胞当家做主，自行管理自治区范围内事务，香港人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但是，回归之后的香港，政治制度的教育只以《基本法》为主体，而缺失了对国家宪法的教育，以至于有些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方针存在错误的理解，刻意弱化“一国”、片面强调“两制”，中央政府的任何针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和决策，都被这些人错误的理解为干涉香港的自由。

3、少数反对派的阻碍

香港长期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部分人士极力倡导奉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回归之后，多数港人对内地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了解，甚至还有误解，少数港人身份认同模糊不清。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滋生出一批排斥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拒绝融入民族发展进程的少数反对派。他们以言论自由为借口，鼓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片面的曲解和批判社会主义制度，挑战中央权威，阻碍国民教育在香港全面深入的推进。有些人甚至在西方势力的助力下，宣扬“港独”思想，成立“港独”团体，利用教材编撰以及部分媒体的渠道，误导青少年学生及香港民众。

4、政府推进力度的软弱

国民教育推动的主要力量是政府。香港回归之后，虽然推动实行了一系列国民教育的政策，但落实不力，效果有限。许多有效的教育措施不能实行，既是受限于立法会的少数反对派，又是困于部分港人国民意识薄弱下的争论不休，以致香港政府在推进国民教育、宣扬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裹足不前。另外，政府缺少对公民教育教材的审批与把关，在关键问题上态度模糊，造成一些“港独”思想及言论进入学校教材，令青少年学生是非不明，排斥国家与民族意识，陷入迷途。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出现的乱局，可以说是长期国民教育不力而导致的恶果。中央以及香港政府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认真探讨推进国民教育的方法，明确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

三、有效推进香港国民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国民教育既可以理解为对本国人民进行的公民教育，也包涵了通过政治、文化、法制多方位的教授与熏陶以建立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教育。[4]在“一国两制”的特殊背景下，香港基于“基本法”的公民教育更多的是倾向于市民教育的范畴。因而，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应该重点突出的是对国家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香港的国民教育要想取到实效，应该避免知识的粗暴灌输以及行为上的强制，应该坚持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的来推动。

1、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从香港特区政府方面来说：第一，香港特区政府增强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通过实施课程改革来推进国民教育，清除通识课中辱华排华的内容，牢牢把握住教材编撰的审批权;第二，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严格审查教师队伍，排除“港独”分子，同时着力提升教育者的个人素质，加大师资培训的力度，培训尤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第三，特区政府可以通过发放补贴、经费资助的形式来宣传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在社区发放宣传手册，利用公共交通、道路等进行文化宣传等等。其次，从中央政府方面来说：第一，中央教育机构应该利用专业的教材编写组织，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教育部门编写在香港适用的语文、历史、通识教育等教材;第二，中央教育机构应该加大力度，派遣思政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到香港中小学、以及大学进行长期的沟通和交流;第三，重大节日比如春节、中秋，内地媒体和特区媒体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宣传传递“一个中国”的理念;第四，中央政府应该合理制定内地人赴港的管制措施，并为港人在内地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与香港特区政府共同努力，创造两岸公民沟通与往来的便利环境，增强内地与香港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2、学校是进行国民教育的主要场所

学校是进行国民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应该综合利用教学资源，坚定不移的推行国民教育。学校推行国民教育应当采取的方法措施可以有以下几点：第一，注重礼仪形式的教育，在香港中小学普及升国旗、唱国歌的教育活动;第二，注重精神的感化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中涌现出诸多民族英雄，他们不仅是内地人的英雄，也应该是香港人的英雄，香港的中小学以及大学应该通过电影、话剧、教材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英雄们的光荣事迹，以此来感召青少年们的爱国之心;第三，注重香港和内地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两地之间可以加大交流生的派遣力度，鼓励与安排香港学生到内地学校进行参观与学习等等。

3、充分调动香港社团组织的积极性

国民教育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学校的教育，同时还需要营造一定的社会氛围，因此香港的爱国社会团体与组织在国民教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力量。香港的爱国社会团体和组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第一，可以成立定期进行的学习与宣讲会，进行爱国教育的学习与宣传活动;第二，可以组织成立基金会，免费为香港青少年接受爱国教育提供课外读物、宣传册或报刊、影像等资料;第三，可以组织成立民间监督委员会，来监督香港国民教育推进的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向香港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反馈;第四，国庆日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组织一些游行活动和娱乐活动宣传爱国思想、调动爱国热情。

4、家庭氛围的营造必不可少

建国初期，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走过一些弯路，少数人因为无法忍受当时内地的社会环境，而逃离到香港。因此，有媒体直言，香港乱局的出现，与这些人“仇中”思想的代际传播有所关联。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后来，香港大多数的民众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仇中”有着历史原因，但早已丧失了当代依据。香港人如果理性的审视香港的发展和自身的生活，会发现香港一直与内地息息相关，香港未来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央的惠港政策与内地经济的支撑。香港人与内地人不仅同文同种，又共同发展，因而，爱国是应有之义。所以，香港的国民教育也应当从家庭开始，注重家庭爱国氛围的营造，長辈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成为爱国爱港的表率。长此以往，爱国思想也一定能够在港人之中，代代相传。

5、社会媒体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平台

在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信息的转播途径变得多种多样，社会媒体既包括了官方媒体，又涵盖了网络媒体、自媒体等等。如今，人们为了获取信息与知识，利用的平台除了电视与报纸，对青少年来说，更多是电脑和手机。所以，不仅在香港，在全国范围内，高度重视社会媒体的宣传功能，特别是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作用，多渠道的推行国民教育就变得十分必要。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对网络媒体、自媒体的监管，倡导并推行网络实名制，杜绝“辱华”、“精美、精日”等不良言论的散播;第二，媒体只是渠道，传播的内容是新闻信息与文化产品，社会媒体应该多方位的报道正面内容，聚焦国家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民族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三，香港虽然倡导言论自由，但是对待一些散布谣言、片面报道事实、政治立场违反“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社会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与取缔，避免它们误导香港青少年与普通民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会见以董建华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的讲话》，2014年9月.

[2]冯庆想，徐海波.《香港“港独”现象溯源与消解》，理论研究，2017，第2期，第36页.

[3]吴鹏，《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路径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第4期，第46页.

[4]宋道雷，《大学生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概念、理论与路径》.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第1期，第13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