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新的社会现象。父母与子女在代际沟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而这其中便包含对双方面子的维护与协商。本文从“丧文化”入手，聚焦青年子女与中年父母之间的代际沟通效果，为当前时代背景下的面子理论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面子理论；代际沟通；人际传播；“丧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3-0104-01

一、“丧文化”现象

2017年4月28日，“丧茶”奶茶店在上海开业，该店采取快闪店的形式，店内滚动播放致郁系电影如《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百元之恋》。“丧茶”的店员不直视客人，一直板着脸，丝毫不会微笑。杯子上更是写着“喝完请勿在店内自杀”的标语。这家奶茶店充满了负能量和“毒鸡汤”，菜单名字也丧气满满：“浪费生命绿茶”“你不是一无是处你还有病啊乌龙茶”“混吃等死奶绿”“碌碌无为红茶”等。“丧茶”火爆的同时，“葛优躺”、《马男波杰克》、鲍比希尔等“丧文化”代表也正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一时间，年轻人的流行标签“小确幸”被新词“小确丧”所取代。

“小确丧”一词指微小而确实的颓丧，是“小确幸”的反转。人们使用“小确幸”这个词来表示生活中微小但确定的幸福，比如新网购的东西当天快递就到了，每次搭乘地铁都可以找到座位。相对，小而确定的沮丧时刻就精准地概括了人们大部分不快乐的日常生活。像是工作可以完成但每天都要加班，有喜欢自己的人却从来都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些持续发生不会消失也不会带来重大后果的烦恼便被称为“小确丧”。

杜骏飞将“丧文化”现象解释为青年群体的习得性无助与自我反讽。本文不再对“丧文化”的成因与表现进行展开描述，而是借助面子理论，对“丧文化”在代际沟通中所产生的面子行为提出一些新的思考。[1]

二、代际沟通中的面子理论

（一）“丢面子”与“伤面子”

网络的海量性和移动社交的及时性，使得人们的观点和态度能够得到更加公开的表达，也正是网络传播的这种特性给人们带来了双向互动的可能。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还能够了解他人的动态。以“丧文化”为例，青年群体所使用的“丧文化”语录，例如“咸鱼翻身，还是咸鱼”“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明天可能还是解决不了”的公开发布，让许多原本不了解这些想法的人听到了这些声音。在这样的过程中，传播者大多是作为子女的青年人，而这些公开信息的接收者却是整个社会，其中便包括中年家长。作为青年亚文化中的一员的“丧文化”现象，表现的是青年群体的精神现状和文化实践，尽管并不对中心价值构成事实上的对抗，但也带有颠覆和抵抗主流文化的倾向。对于主流文化已经在其心里根深蒂固的家长群体而言，“丧文化”无疑是一种反抗。由于网络的公开性以及大众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如果中年家长得知自己的子女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同时对比其他合己心意的他人子女，便会产生一种“丢面子”的心理。这是以对“丧文化”的不认可和对子女超出了自己“安排”的道路的不满为前提的一种心理活动。“丢面子”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打脸”。“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青年群体的自我嘲讽，即青年群体自己标榜自己很“丧”。这体现出青年对社会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固定标签的强烈拒绝，本质上是一种对主流意识的叛逆和反抗。这在家长群体看来，便产生出一种“我教育的孩子怎么能说这种话”的心态。“丢面子”的心理便是由此产生的。[2]

出于青年子女和中年家长之间的代际鸿沟等多种原因，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时常出现分歧。而家长群体为了对其话语权威地位进行维护，大部分家长都会对子女进行呵责与训斥。而这样一种不理解，对于青年子女而言往往造成一种“伤面子”的感受。尤其是在意见表达更加公开的网络时代，这种“伤面子”的感觉，即口语交际中的“跌面儿”情绪会得到放大。依旧以“丧文化”为例：在“丧文化”兴起的初期，《光明日报》的夏之焱便曾发文批评。他认为“丧文化”的流行使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的青年人，一下子在大众心中变成了形容枯槁、志向全无的“行尸走肉”。对此，他发出了“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的呼吁。

（二）“夺面子”与“争面子”

对于“丢面子”和“伤面子”，也存在相对应的维护策略，即中年家长的“夺面子”以及青年子女的“争面子”。“夺面子”是一种以维护家长话语权威为动机的强制需要。家长群体往往借助自身在家庭代际中的地位，对面子进行维护。所谓“夺面子”，便是中年家长主动进行的对话语权的争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维护面子、维护权威。这在“丧文化”现象体现为部分家长群体对青年子女不加辨析的批评与反对。[3]

而“争面子”即争取面子，是对自身面子的一种争取。这样的一种争取方式并不是青年群体主动要求的，而是在代际沟通过程中的一种无奈。协商的无望使得青年子女放弃了说服中年父母的初始愿望，他们希望在对话结束时能够守住自己应该被尊重的权利。因此，他们试图在与中年父母的代际沟通中能够争取这样一种基本权利，在“丧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青年群体面对众多声讨，并没有选择顺从和改变，而是在线上与线下都更多地丰富了“丧”的表现形式。从最初“葛优躺”蹿红，到动画《马男波杰克》走红，再到电视剧《四重奏》热播，从“丧茶”快闪店，到“没希望酸奶”的创意，再到“爱无能小酒馆”的开业，除了商家的借势营销，更是青年群体借助不同方式对“喪文化”的表达。青年群体对于自身面子的争取便是通过这些形式展开的。

（三）积极面子、消极面子的划分依旧适用

面子协商理论中对于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的划分，在面子行为的代际表现中依旧适用。中年家长的“丢面子”和“夺面子”是一种积极的面子，即主动的面子。这是因为这类面子是家长群体的主观需要，他们主动维护并且要求青年子女协助。而青年子女的“伤面子”与“争面子”则是一种消极的面子，即被动的面子。这是因为这类面子只是需要得到对方的承认，而不是完全的支持与拥护。这是对意义争夺无效而被动改变的结果。

三、结语

“面子”的使用不仅仅在中国社会存在，也在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距离戈夫曼面子理论的提出已有近60年的时间，通过相关学者对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有了第二代面子理论、第三代面子理论。可见，“面子”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更影响着我们的交流方式。

而家庭代际关系，是一个人从出生便获得的一种社会关系，与家庭成员进行有效沟通是家庭成员彼此理解的重要途径。代际关系的和谐依靠代际沟通的顺利进行，而代际关系的和谐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面子不单单存在于社会距离远的对话主体之间，其在家庭这种亲密关系中依旧占据着重要位置。面子行为的代际表现不仅体现在“丧文化”现象中，更体现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子女从出生以来与父母意见的每一次交锋、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每一次评价，面子的维护时时刻刻都存在。因此，我们在家庭这样一个初级群体之中，讨论中年父母与青年子女在人际传播时的面子行为便尤为重要。

随着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传播更加具有公开性，面子的保全不再局限于会话双方的场景，更体现在公开传播的结果中。作为社会意义的建构之物，面子不仅是代际日常交往的传播中介，更是人们生活的共同追求。我们应当认识到，代际传播并非一个仅仅涉及信息传递和接收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种共享思想的过程，更是双方建构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万婧.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面子协商——以马噶尔尼使华事件为例[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2（04）：128-132.

[2] 朱晓洁.话语交际中面子协商行为研究及意义[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31（01）：119-123.

[3] 吴予敏.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75-81.

作者简介：王晓慧（1996—），女，山东淄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营销传播，人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