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其筹建情况，可以了解我国首家教育出版社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出版事业集中统一和专业分工的政策走向，以及教育和出版部门合作共建的典型成果。从此以后，我国教育出版尤其是教材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人教社的筹建从1950年7月中旬开始启动，到12月1日成立为止，其间经过了动议酝酿、部署协商、实际运作、提前运转四个阶段。

【关键词】人教社 筹建过程 教育出版 叶圣陶

2020年12月1日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建社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人教社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教育出版社，特别是作为教材专业编研出版机构，通过其主持或参与拟定的中小学、师范学校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辑出版的各科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导材料和一般教育用书，以及其制作的配套磁带、光盘和数字产品等，影响了几代学子，惠及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为促进我国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关于人教社的筹备情况鲜有介绍，叶圣陶在人教社成立大会上曾过一句话：“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筹备了几个月。”叶圣陶：《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大会讲话》，见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1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就“这几个月”的情况做些考述，以表庆贺之意。

首次公开提议创设人教社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他在1950年7月10日京津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人教社的决定，是在9月16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做出的。主持人教社筹办工作的是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1954年10月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他担任人教社首任社长、总编辑长达十多年。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是建立人教社的倡导者和决策者，他最早为人教社题写社名，后又请毛泽东主席为人教社题写了社名（见图1）。代表教育部具体负责及部署协商的是视导司司长柳湜（1952年11月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在人教社成立时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秘书长金灿然协助叶圣陶做具体事务和协调工作，他在人教社成立时担任秘书长兼副总编辑。此外，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皑风，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叶蠖生，编审局具体负责教材编辑、出版工作的宋云彬、朱智贤、蒋仲仁以及吉少甫、卢芷芬等，也参与了不少工作，并都在新成立的人教社担任要职。人教社的筹建从1950年7月中旬开始启动，到12月1日成立为止，前后用了四个半月，其间经过了动议酝酿、部署协商、实际运作、提前运转四个阶段。

一、动议酝酿阶段（7月10日—8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审、出版和向中小学校供应符合新政权要求的教科书，是教育和出版工作的一件大事。对此，中宣部、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高度重视，提早谋划，制定了教科书要由国家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的政策路线，由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出版总署编审局、华北和上海联合出版社以及新华书店，承担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印制和发行工作，并通过联合发布春秋两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等，规范各科教科书的选用制度。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教科书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和出版部门的领导下，组建专业出版机构，进一步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基础上，实行出版发行专业分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人教社作为一个专门出版教科用书和教育用书的出版社创建的政策依据。1950年6月7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出版总署工作综合报告》中说：“4月1日，新华书店建立总管理处，与出版局分离……行政机关与业务机关分开，有好处没有坏处。以后出版和发行再分工，编审局的大部分和翻译局也不妨脱离，成为许多个独立的企业机关，出版总署机构可以大大简化，成为单纯的行政机关。”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6月20日，他在京津发行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出版工作的一般方针和目前发行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又指出：“出版与发行分工以后，出版工作也要分工……最好的办法就是出版专业化，比如出版教科书的专门出版教科书，出版文艺书的专门出版文艺书，出版自然科学书的专门出版自然科学书……自然，出版教科书的不能出版文艺书，出版文艺书的也不能出版自然科学书。”《胡愈之文集》第五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69页。这些为后来人教社等一系列出版社的创建埋下了伏笔。7月10日，胡愈之在京津出版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出版事业公私关系和分工合作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出版与发行分工后，出版事业应当逐渐走向专业化……除了现有工人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专出国际问题书刊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之外，今后将分别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地图出版社、辞书出版社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页。另载《胡愈之文集》第五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97页。

这是胡愈之在公开场合里第一次提出要“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经过与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沟通并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后，他便将这个设想告诉了叶圣陶，并希望由分管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出面主持这项工作。对此，叶圣陶在日记中有所记载：

7月17日，与愈之谈一小时。渠告我拟与教育部合组教育出版社，专事编审教科书，以第一处即编审局第一处，主要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工作，1949年11月1日成立，处长宋云彬，副处长叶蠖生、朱智贤。一处下面设组，主要是文科类;理科類在四处，处长傅彬然，副处长郑易里、朱文叔。编审局前身是1949年4月由中宣部领导成立、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笔者注诸人为其一部分人员。

8月17日，与愈之及灿然谈教育出版社之筹设。此社已于愈之之报告中提及，刊于报纸，非办不可。且教科用书确有综合编辑、审定、出版于一之必要。愈之嘱余多考虑其事，余殊无实干之才，因以托之灿然云。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178、1182页。

8月18日，叶圣陶按照胡愈之的嘱咐，立即召集编审局和办公厅负责人金灿然和叶蠖生商议人教社筹办事宜，并组成三人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并开始酝酿有关方案和具体设想。《叶圣陶日记》记载，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参加了多场商议人民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文学出版社、文艺出版社等是否建社或如何建社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与金灿然、叶蠖生、宋云彬、朱智贤等多次开会酝酿和研究人教社作为一个教育专业出版社的职责任务、组织机构、人员搭配、合并单位、资金来源以及与教育部如何共建等重要問题。

比如，首先将人教社定位为一个业务机构，犹如书局（如过去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办成新中国最好的编辑出版教科用书和一般教育用书的出版社。自从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之后，一批带“人民”字样的国家性机构或组织便涌现出来，取名“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人民出版社”便是随潮流而动的不二选择。而且，新成立的人教社与旧社会书局有本质区别，一方面是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家、为少数人服务，另一方面实行低价政策，不以赚钱营利为目的，亏了国家给补贴。又如，将编审局改制转化为事业单位、业务机关，二、三处负责的普通和时事读物的编辑工作并到人民社，一、四处负责的文理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则并到人教社。再如，新华书店的发行部分独立，编辑出版部门并入人民社，人教社的出版部分则应取新华书店的教科书出版业务，并将以教科书业务为主的华北联合出版社（以下简称“华联”）与上海联合出版社（以下简称“上联”）的出版部分合过来，其发行业务则划归新华书店统一管理。同时，也可以解决人教社成立时的资本金问题。至于与教育部合组创设，而又以合并出版单位为主，就拟定为人教社在编辑教育教材的方针政策上主要由教育部指导，在图书出版业务上主要由出版总署指导。过去，因为教科书的编撰出版，编审局与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初等教育司等经常联系，来往甚多，如叶圣陶、宋云彬、叶蠖生、魏建功等都是教育部成立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成员，经常与其负责人和编审处专家一起研究教学大纲和教科书问题。所以，叶圣陶等人在人教社筹设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还多次与教育部领导及有关司局负责人进行沟通协商。于是，在上述各种问题讨论和协调的基础上，叶圣陶领导的工作小组于8月底草拟了一份关于人教社筹设的基本设想和初步方案，并呈报胡愈之署长审定。

二、部署协商阶段（8月31日—9月18日）

由于拟成立的人教社是一个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一般教育用书为主的教育专业出版社，所以要想顺利筹办，以及成立后实现成功运作，出版总署与教育部的沟通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实际上，部署之间的协调工作始终贯穿人教社筹办的全过程，以下主要介绍的是正式会谈协商的情况。

经过上一阶段的动议和酝酿，8月30日，胡愈之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论新民主主义的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国营的出版社应该是有重点地设立，要抓住最重要的且从最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来设立。目前重点只有两个：（一）政治理论读物和政策文件性的书籍。（二）教科书……教科书的出版，打算与教育部商量，将华北及上海二联合出版社组织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另载《胡愈之文集》第五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二天（8月31日），他便与叶圣陶、金灿然、叶蠖生、宋云彬、朱智贤等人驱车前往教育部，与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韦悫、办公厅主任刘皑风、副主任葛志成、视导司司长柳湜、初等教育司司长吴研因、中等教育司司长林砺儒等会谈关于成立人教社的事宜。在这次协商会上，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共同负责成立一个专门出版教科用书和一般教育用书的出版社，定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二是该社在方针政策上受教育部领导，在出版业务上受出版总署领导，旨在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三是教育部指派有关司局长兼任人教社负责人，并选调人员参与人教社教材编审工作;四是该社出版部分由华北、上海两个联合出版社合并组成，所需资本由其负责提供;五是决定联合成立人教社筹备委员会，由叶圣陶、刘皑风、柳湜、葛志成、金灿然、叶蠖生、宋云彬等人组成，未尽事宜由筹备会负责协商，重要事项报部、署领导决定。此外，应胡愈之之邀，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为部署共建的人教社题写了社名。

9月7日和11日，柳湜与葛志成等两次来到出版总署，与叶圣陶、金灿然、叶蠖生、宋云彬、朱智贤等编审局和办公厅负责人，在部长级会谈的基础上，继续协商人教社筹建工作，主要就宋云彬和朱智贤起草、叶圣陶审定的人教社组织条例和组织系统表进行讨论，进一步确定人教社的方针任务、业务范围、组织设置、管理体系、人员编制、投入保障等，以及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主要负责人预备人选。其中明确：人教社不同于出版总署的其他直属单位——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是部署共建合组之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教育部拟派二人进入社领导班子，并选派十人参与编审部工作，其编审部负责的各科教科书编写和一般教育图书选题受教育部领导;该社领导机构为社务委员会，设社长、副社长，并设总编辑、副总编辑，负责编审工作;该社组织机构分编审部和经理部两大部门，其中编审部下设总编室和一些学科编辑组，经理部下设秘书、人事、材料、生产、财务等科室，具体负责编辑和出版印制工作。

这“一来二往”的沟通协调，基本达成了部署共同组建人教社的一致意见和具体方案。从《叶圣陶日记》中可知，每次召开部署筹备会之前，他都召集有关负责人深入讨论，提出方案，做好准备，为两家顺利协商和共建奠定了良好基础。并且，他在会后都向胡愈之报告筹备会协商的情况和结果，请署长定夺，并供其联系教育部长协调工作时参考。9月1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确立了“国营出版事业的统一分工与专业化”的方针，也明确了“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则以原有华北与上海联合出版社为基础，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胡愈之：《出版总署关于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综合报告》，见《胡愈之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还明确了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成立人教社的主旨。胡愈之9月16日在全体会议上所做的《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中指出：

学校教科书的创办，在解放以后，情形相当混乱。各地所有版本不一致，供应不及时，今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作出了决定，把小学用书及中学语文史地课本首先统一规定版本，并抑低书价。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领导下，将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页。

三、实际运作阶段（9月19日—10月31日）

部署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进入了人教社筹备的实际运作阶段或公开操作过程。9月19日，出版总署召开署务会议研究机构改革问题，拟决定由三局（办公厅、编审局、翻译局）改为一厅三司（办公厅、图书期刊司、出版管理司、干部人事司）及图书馆，并设三家直属单位——新華书店总店（专职发行）、人民出版社（编审局二、三处以及新华书店之编辑出版部门）、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新华印刷厂之厂务部）。“此外则与各部署合组之企业部门，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及美术出版社”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189页。，并确定了以编审局一、四处（一部分）为基础组建人教社编审部，其中一处（文科教科书）负责人宋云彬、朱智贤，四处（理科教科书）负责人朱文叔，以及其下设的语文组（宋云彬兼）、历史组（丁晓先）、地理组（田世英）、自然组（陈同新）、教育组（朱智贤兼）五个编辑组，拟全部并入人教社编审部。并且，编审局下辖的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也将隶属人教社。人教社社址拟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出版总署院内。10月17日，出版总署院后又专门听取了关于人教社、人民社、美术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的筹备安排汇报，“最后推出九人小组专事研究之”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194页。。

未来人教社的编审部和人员来源基本定下之后，接下来其另一大部门——负责出版和经营管理的经理部便成为筹备委员会考虑的重点。这个问题涉及刚刚完成公私合营的“华联”“上联”这两家单位的合并及其资金股份。按照部署商定，在人教社经理部分由这两家联合出版社组成并提供注册资本金的前提下，在9月29日和10月4日，叶圣陶、柳湜、金灿然与“上联”经理吉少甫、万国钧和“华联”经理于强、卢芷芬等共谈人教社筹办问题，进一步确定其出版部分由“上联”“华联”合并组成，其中私人股本退出，国家资金即为将来人教社之资本。“上联”“华联”合并到人教社后，两家单位的留守人员分别成立上海办事处（主任赵景源，人员较多）和天津造货站（主任王之铃，人员不多），承担华东区和华北区教学用书的印制任务，将来均由人教社经理部（出版部）负责管理，并且经理部下设经理室和生产处。具体筹办事项由吉少甫、于强、卢芷芬“三人共商办法，以为正式讨论之底本”。叶圣陶在日记中还说道：“听少甫所提出组织教育出版社诸问题。余未必俱能理解，唯觉此事头绪纷繁。”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192页。并且，记录一要事：

10月9日，柳湜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筹备会开成立会，议定各项，即报告教育部与出版总署。办公室暂设于我署，教部有十人来参加编辑工作即柳湜（兼职）、刘皑风（兼职）、王泗原（语文组）、王芝九（历史组）、濮源澄（数学组）、黄竞白（地理组）、夏德琴（教育组）、宋瑞亭（总编室）、刘松涛（人民教育社）、余之介（人民教育社）、潘开沛（人民教育社），个别人员有待进一步确认。1953年11月教育部撤销教学指导司，将其约20位学科专业人员并入人教社编辑部门。——笔者注，不日即可来治事。吉少甫为经理部主任，于强（后来没有到任——笔者注）与卢芷芬副之。造印教本供明年春节应用，即日当开始矣。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193页。

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定下人教社日常办公的地点，而且确定了经理部负责人选，还显示了筹备中的人教社在12月1日成立前一个多月，相关人员就已经开始准备1951年春季教材的发稿和造货工作。

随着1950年秋季教材供书的完成和人教社筹备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组织条例草案”及有关负责人选的确定，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报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24日，胡愈之、叶圣陶商谈后，并向教育部领导马叙伦、韦悫通报了由总署办公厅起草的、拟与教育部共同呈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人教社的函件，再次确认了正副社长和社务委员名单人选。10月26日，这个请示件（出版总署公文，胡愈之、叶圣陶签发，沈知方拟稿）经教育部会签（韦悫签字）发出，其内容是：“根据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出版专业化的精神和实际的需要，我部、署拟共同负责成立一个专出版教科用书及一般教育用书的出版社，定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此社在方针政策上受教育部领导，在出版业务上受出版总署领导。并拟提请任命叶圣陶、柳湜分任正副社长，刘皑风、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吉少甫为社务委员。是否适当，谨检同该社组织条例草案二份，送请鉴核，并祈转报政务院批示。”《甲子纪盛——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大事记（1950—2010）》，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其中在“总则”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会同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学校课本和教育书刊的专业出版机关。”《胡愈之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第一次公开向全社会公布了成立人教社的决定。而且至此可以看出，人教社的出版范围不仅有学校课本，还有教育用书;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兼及其他学校课本或教科用书（师范、特教、职教、工农教育）;以教材和教育图书出版物为主，还有期刊出版。

直到12月8日（星期五），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才正式复函同意成立人教社（其中正副社长和社务委员名单人选还需转请人事部转报政务院提请总理批准任命）。这时人教社的业务工作已经开始运转起来，但其成立大会则是在12月11日（星期一）得到复函以后才确定召开的《甲子纪盛——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大事记（1950—2010）》将人教社成立大会时间记为12月10日有误，叶圣陶和宋云彬日记均记载的是12月11日（周一）。。成立当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韦悫，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吴研因、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张宗麟等先后讲话。社务委员、副总编辑兼语文组组长宋云彬代表人教社同人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主持并致开场白。

四、提前运转阶段（11月1—30日）

11月1日，成立整整一年的出版总署召开署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出版总署及其直属机关改制方案（草案）》，随后呈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该方案指出“全国出版会议决定新华书店内部分工专业化，并建立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由教育部与本署共同领导，设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由教育部与本署共同提请政务院批准任命之，并组织社务委员会，编辑、出版教科书及其他教育读物”，并且“12月1日各部门改制完竣”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663页。。这表明不仅人教社的筹备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且一年来出版行政与业务分开，乃至出版、印刷和发行分工专业化的改革新政也告一段落。

从这一天起到12月1日署务会议正式决定撤销编审局并建立人教社的一个月，是人教社筹备工作的冲刺阶段，也是其提前运转或试运营阶段。特别是其教材编辑出版主业工作全面开展，甚至之前有的学科就已经开始启动，是由于教材修订工作繁重和1951年春季中小学开学课前到书的压力所决定的。

从10月底到11月底，叶圣陶几乎每天的工作都与人教社和教科书有关。他先与祝志澄（新华书店和新华印刷厂负责人）、“华联”经理于强和卢芷芬一起商量1951年春季教科书的排印问题，叶圣陶特别强调要严密规划、抓紧时间、统筹兼顾，处理好中小学教科书与部队教科书同时排印时的纸张紧缺和印刷紧张问题。又到华北联合出版社检查工作并讲话，“告以此社改组为教育出版社，任务加重，业务扩大，望各努力工作云云”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197页。。接着，他陆续召集即将担任人教社秘书长的金灿然，负责教材编辑工作的宋云彬、朱文叔、刘薰宇（朱智贤患肺病住院）和总编室主任蒋仲仁、历史组组长丁晓先、地理组组长田世英、自然组组长陈同新、生物组组长方宗熙，以及负责出版工作的于强、卢芷芬等，布置人教社正式成立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叶圣陶希望大家在特殊时期未雨绸缪，计划在先，工作不断，尤其是要为明年春季教材的如期完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和谋划，及早负起责任展开工作。他还交代吉少甫回上海主持并安排好“上联”与“华联”的合并工作，以及11月中旬到北京报到的有关人员及上海留守人员（上海办事处）;交代柳湜负责落实教育部人员到人教社工作报到事宜，并敦请部领导把由他主持的人民教育社划到人教社。根据《叶圣陶日记》和《宋云彬日记》，现将叶圣陶1950年11月有关人教社工作运转的具体情况罗列如下：

11月1日，会见教育部指派到人教社工作并正式报到的柳湜等6人（余之介、王芝九、濮源澄、王泗原、黄竞白、夏德琴），向其交代工作要求。

11月3日，“与自然组诸君谈话，请以三个月之时间，遍阅各家理科方面之教本，得一全盘之了解。将来拟订课程标准，编辑新的教本，均可以参考。”

11月6日，与宋云彬、金灿然、刘薰宇、丁晓先、蒋仲仁“谈教育出版社事”（文理教科书编辑事宜）。

11月7日，续改植物教本（已改了多日）。与宋云彬、金灿然等“商人教社事”。

11月9日，与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等“谈语文课本编辑要旨”，“晚与王泗原等同修改课文”。

11月10日，“改植物教本，今日上午毕其事。”“与云彬、灿然、仲仁、芷芬等谈社事，拟定秘书处与总编室之组织”，拟定总编室主任为蒋仲仁，下设秘书科、校对科，分别由计志中、胡墨林负责。秘书长为金灿然，将负责社里日常事务和各方协调工作。

11月13日，“与灿然共往华北联合出版社。缘上海联合出版社有十余人从上海至，与华联合并，共同为教育出版社之工作，故华联欢迎之。余致辞谓须彼此团结，交换经验。他如于强、芷芬亦讲话，均注重此点。二社原来之作风固不尽相同也。”

11月15日，“竟日看中学语文教材。发排时间已迫，又有赶不及之势。语文组诸君习于延缓，虽有预期，无不拖后，实属无可奈何。”

11月18日，“与云彬、灿然、仲仁等会谈，估计今年应完稿之教本至迟于何日方能付排，而不至供应失时。又预计明年可为之工作，定其项目，待以后细商。”

11月19日，与萧家林、吕叔湘到教育部谈有关材料编辑，供毛主席参考。

11月21日，“在署看同人所作语文教材之注释。”又谈教科书售价问题，“我社之教科书，明年之售价与今秋相同，其意在使学生不增加负担……私营书店依纸张之实价计算，教科书之售价须高出我社百分之八十。定价故无所限制，但读者取两方面之书相互比较，必将诟骂私营书店之重利，此最难堪也。”

11月22日，“上午与诸君谈教育出版社事，柳湜亦来参加。”

11月25日，上午，教育部林砺儒带队，中等教育司、初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来人“与我教科书编辑同人开座談会。我社系教育部与出版总署所共立，教育部犹如主顾，我社犹如工厂，自宜经常联络。余先报告实况与明年之工作，双方同仁均有发言，虽非研究专题，亦增进互相理解”。

“午后，与少甫、灿然、芷芬共余谈社事。少甫方自上海来，为社中之经济，特来探听，此事经伯昕即徐伯昕，时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兼计划处长。——笔者注之努力，总署与教部各可拨出一部分，又可向人民银行贷款百亿人教社成立时，国家一共投资二百多亿（旧币，相当于新币二百多万元），见史晓风：《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政治背景》，《出版史料》2005年第1期。，暂可应本期之需矣。”

11月27日，出席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五单位联合干部会议，在致辞中说：“至于分工，目的在求精，所以要成立各种专业的出版社。例如人民出版社专出政治、理论和时事的书籍，人民教育出版社专出教科书，还有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在筹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在出版方面，已经初步走上了分工的道路。”“按理说，教科书绝对不是商品，而是一种最重要的教育工具，必须与当前的教育方针完全符合……教科书既是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工具而不是商品，至多只能做到保本的地步，甚至还要亏本卖出，亏的部分由政府补贴。这样，出版教科书就谈不到利润了。”叶圣陶：《联合起来做好发行工作——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五单位联合干部会议开幕辞》，见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1月29日，“與云彬、灿然诸君谈社事。”

11月30日，与宋云彬、金灿然等“写编辑部全体同人之工作职位分配名单”，“商定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及练习编辑名单”。现将笔者整理的人教社成立时编审部人员68人名单附后：

人教社编审部人员名单（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社不在列人员有刘松涛、余之介、潘开沛等，也未含设计绘图人员李惠乔（在经理部）等。在编审部人员当中，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30多人。另外，若加上人教社成立时经理部50余人，全体人员共计123人。

总编辑：叶圣陶（兼）

副总编辑：柳湜（兼）、宋云彬、刘薰宇、朱智贤、金灿然（兼）

总编室：蒋仲仁（主任，编辑）;秘书科：计志中（科长，编辑）、施友敏（助编）、李克俊（助编）、陈惠（助编）;校对科：胡墨林（科长，编辑）、于凤池（助编）、韩效愈（助编）、宋瑞亭（助编）

语文组：宋云彬（组长，兼）、朱文叔（社务委员）、蔡超尘（编辑）、王泗原（编辑）、周石华（助编）、张苑香（助编）、王绮（助编）、平润斋（助编）、王一铭（助编）

历史组：丁晓先（组长，编辑）、王芝九（编辑）、江季筠（助编）、苗孕华（助编）

地理组：田世英（组长，编辑）、马宗尧（编辑）、黄竞白（编辑）、周光歧（编辑）、赵寿祺（助编）、何淑民（练习编辑）

自然组1951年初，自然组又分为数理化组和生物组，组长分别由陈同新和方宗熙担任，生物组成员有李沧（编辑）、江乃萼（助编）、任树德（助编）。：陈同新（组长，编辑）、刘薰宇（兼）、许南明（编辑）、吴范寰（编辑）、于观文（编辑）、朱美琨（编辑）、濮源澄（编辑）、奚今吾（编辑）、李沧（编辑）、李自奇（助编）

教育组：朱智贤（组长，兼）、陈侠（编辑）、梁建实（编辑）、夏德琴（编辑）、熊承涤（助编）、杨敏（助编）、蔡爱壁（助编）、王忠祥（助编）

新华辞书社：魏建功（社务委员兼社长）、萧家林（编辑）、杜子劲（编辑）、孔凡均（编辑）、张克强（编辑）、李九魁（编辑）、李文生（助编）

新华地图社：曾世英（社务委员兼社长）、王锡光（编审）、章高炜（技师）、傅圣梁（技师）、徐树楠（技师）、傅德（技术员）、黄剑书（技术员）、张国华（技术员）、陈潮（技术员）、张万金（编辑）、范正一（助编）、程法荣（助编）等

此外，人教社在正式成立前，在11月就已经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些中小学教科书。这是最早的人教版教科书和出版物，是第一套人教版教科书的一部分，也是人教社在筹建过程中提前运转或试运营的明证。经查阅，1950年11月人教社出版的教科书有下列四种（均为繁体竖排版，并由新华书店发行）。

（1）刘松涛、悳暴、黄雁星、项若愚原编，出版总署编审局修订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全八册，1948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0月人教社第二次修订原版（见图2）。其中，第八册是12月出版的。

（2）武纡生编写的《高级小学政治课本》第一册（1949年12月新华书店原版），第二册（1950年7月新华书店原版）是12月人教社出版的（见图3）。

（3）覃必陶、胡嘉编写的《高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全二册，1950年11月开明书店原版，见图4）。

（4）刘松涛、悳暴、黄雁星、项若愚原编，出版总署编审局修订的《初级小学算术课本》（全八册，1948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1月人教社第二次修订原版，于11、12月出版（见图5）。

12月1日（星期五），出版总署召开署务会议，通过改制以后人教社、人民出版社等各单位负责人名单，撤销编审局，将原编审局下设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地图社转隶人教社。任命叶圣陶为人教社社长，社务委员会由叶圣陶、柳湜、刘皑风、宋云彬、朱文叔、金灿然、吉少甫和曾世英、魏建功九人组成，秘书长金灿然;叶圣陶兼任总编辑，副总编辑为柳湜、宋云彬、刘薰宇、朱智贤、金灿然。“实行改制以今日始。”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中册第1204页。“另外有三个单位附在本社，就是人民教育社、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叶圣陶：《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大会讲话》，见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所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成立时间或诞生日都是以此为准的，并且其筹备工作也就到此结束。

〔作者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研究员〕

Prepar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70 Years Ago

Guo Ge

Abstract：The year 2020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how China’s fir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came into being from a review of its preparation 70 years ago. PEP not only mirrors the policy trend featuring centr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specialization which define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crystalliz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educational and publishing authorities. It has ushered the country’s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specially the editing，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of textbooks and teacher’s books into a new era. From the start of preparation in midJuly 1950 to the official founding on 1 December 1950， PEP went through four stages before launch， including proposing its establishment， planning & negotia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nd trial operation.

Keywords：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preparati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70 years， Ye Sheng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