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祥，法学硕士，现为南京大学经济刑法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完成了江苏省重点科研项目“经济刑法与经济犯罪研究”、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经济犯罪的新特点和对策研究”、省教委“法人犯罪研究”、省社科“WTO与经济犯罪新特点”等课题研究任务。

众所周知，法治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文明是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写入其中。同时《决定》还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那么，坚持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有何必然联系，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其中的辩证关系？近日，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国祥（以下简称“孙”）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向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进行了解读。

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代化的题中之义

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专门文件，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写入《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请问有何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决定》凝练地概括了我国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毋容置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仍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挥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显著优势。《决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进一步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发挥这一显著优势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记：请问“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何联系？

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逻辑上必然包含法治体系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法治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十八大以来，法治体系、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的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只有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充分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作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开辟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共识前提下，也需要不断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所以，《决定》将提高党依法执政水平作为健全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为党的长期执政固根本、稳预期提供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法治化“护航”

记：也就是说，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础与保障。

孙：是的。而且，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立法先行，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制度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但法治体系本身也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其中要特别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不能随意突破法律的红线;另一方面，立法也应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不能成为改革的“绊马索”。

此外，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是前提，这就需要立法先行。立法，重要的是保证立法质量，只有经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产生的良法才能保证善治。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下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取得重大进展，立法步伐加快，一大批法律相续制定。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制定过程中，几易其稿，全民参与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充分体系了立法的民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初步形成的背景下，《决定》进一步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决定》特别强调依法立法，对于明确立法权的边界，从体制和机制层面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具有重要意义。

记：可见，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法治是何等重要。那么，十九届四中全会有没有在法治方面提出相应的要求？

孙：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司法水平和司法的公信力。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十分崇高的价值目标。全面依法治国，需要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保障。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长期以来，司法的公平正义一直受到社会的质疑，许多突出问题，很多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科学、不合理有关，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职业保障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等司法改革全面展开并初见成效，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和司法公信力有了提升。

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要求“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就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包含“法治化反腐”

记：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夯实群众基础，引导全社会信仰法治。

孙：不错。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作为信仰法律的重要风向标，公权力机构和官员确立对法律的信仰，对民众的法治信仰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党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才能为全社会确立法治信仰起到示范作用。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中，要求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

而且，人民的法治信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是法治中国的精神支撑，法治的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还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增强了，才能实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一旦法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信仰，法律就会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记：推而广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与反腐败二者之间有何关联，在《决定》中得到了哪些体现？

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逻辑上包括了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国家反腐败的立法步伐加快，分散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得以整合（最具有标志性的是检察机关腐败犯罪的侦查职能统一转隶到了监察委员会）。初步建构的腐败治理体制机制以及相对完备的反腐败法律（包括党内法规）成为现阶段腐败治理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最为重要的就是反腐败的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反腐败效能涵括了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学者所指出，腐败治理既有助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性生长，也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生长中获得资源和动力。因此，腐败治理的成效源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践行“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