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芳

热播宫斗剧《甄嬛传》中有个桥段：一年冬天，城外突发时疫，宫中戒备森严，一时病毒并未传入宫。可某日华妃宫里打杂的太监小德子竟然率先得病，成了皇宫里的“1号感染者”。疾控专家们不禁要问了：从流行病学溯源，皇宫的采购都由专人负责，小德子并无机会出门，何以感染？原来，华妃平时大手大脚，宫中那点例银根本不够，于是在颂芝与周宁海的提议下，华妃做起了“腐败掮客”：让小德子牵线搭桥，介绍外臣结识她那举足轻重的权臣哥哥年羹尧，从中收取报酬。京城爆发时疫后，华妃仍不收敛不收手，照常让小德子出宫联络买卖双方，终于将时疫带入宫中——发现疫情却不隔离，还隐瞒行踪，这是“引疫入室”的第一步。

电视剧纯属虚构。可历史上，明清时代却的确是瘟疫（专业说法是“烈性传染病”）流行最多或者说记载最多的一个时代，甚至顺治皇帝都染上天花而亡。其实历代都有关于疫病流行的纪录，但多半寥寥数语，甚至仅“大疫”二字，存留下来的细节很少。

1894年，正值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福建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区及城郊疫情更重，偏远乡村则基本都是输入病例。比如建瓯就是“由农民陈启敢到四十里路外南雅镇探亲返家而得病，造成该村鼠疫流行”。大众防范意识的薄弱，是“疫情扩散”的第二步。

1910年，国际毛皮市场价格上升，旱獭皮价格暴涨6倍。中国内地底层民众出关捕杀旱獭。关外天寒地冻，捕獭人“三日粮绝即食獭肉”，由此惹上鼠疫病原体。靠什么来抵挡所向披靡的疫魔？首先自然是求助于中医针灸和推拿。可中医们上午给别人治病，下午自己感染，三天后暴病而亡，哈尔滨的中医半数感染而死。寻医无效，人们转而乞灵于萨满教、黄巾教、跳大神等传统巫蛊之术。可跳大神的大仙经常跳着跳着自己就感染鼠疫而亡。疫区民众当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那种恐慌和绝望可想而知。医疗卫生体系千疮百孔，成为“战疫”底线濒临失守的最后一步。

说到底，还是得靠现代科学。众所周知，1910年那场东北肺鼠疫，最终靠的就是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的艰难努力。他一到哈尔滨，就大刀阔斧干了那时没人敢做的一件件事：对死尸进行病理解剖，精确诊断，“用火车车厢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隔离营;对疫区封城，关闭南满铁路、东清铁路;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医用防护口罩“双层纱布囊口罩”;严禁土葬，主张烧掉感染者尸体;烧屋消毒……”对此，清末的国民惊恐不安。解剖、焚尸，那可是有悖天理人伦的惊世之举啊！幸好，这回，高层领导站出来排除民众阻力了。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明白，非常时期，人命关天，不能再拘于习俗。清政府表现出罕见的开明和效率，迅即照准。就这样，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东北鼠疫在当年4月底得到全面控制——高层的视野和能力，加上专业的科学力量，可以决定“战疫”结果。

疫情防控，其实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是对官员品行以及整个吏治的“体检”。历史已一再证明：疫情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应对疫情时进退失据。一次次“失守”与“遏制”的拉锯战中，至少有三个教训不可或忘：其一，别让“认真”“负责”“敬业”的人吃亏，别让“业务型的人”成为一个贬义词。既然危急时刻还得靠这种人保命，那就必须让他们名利双收而不是邊缘化，让他手中有权、身上有威、身后有名，让内行去管内行。如此，才能吸引国人都去钻研业务技术而不是都去学习钻营上位之“宫斗术”。其二，别让视权力高于民命、以“争权保位”为第一要务的人占主流或踞高位。其三，别让自觉遵规“戴口罩”的人被嘲笑。

既往百年，中国大地曾爆发过无数次疫情：从鼠疫、天花、疟疾、麻风病、血吸虫病，到近现代的脊髓灰质炎、流脑、SARS，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从前种种悲喜得失，俱往矣;时至今日，理应有不同于旧时代的新气象了。祈愿疫情早日远离，还我尘世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