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莉

《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一方面能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文中的谋士范增和张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楚汉的格局。

首先，我们来看宴会开始前，谋士进谏时的不同态度。

在课文的开篇，范增是这样劝说项羽的：“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人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范增分析了刘邦入关前后的变化，并用“天子之气”成功地说服了项羽，定下了鸿门宴上刺杀刘邦的计策。由此可见，范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眼光独到，颇有见地，能够看穿刘邦的狼子野心，并及时定下对策。但是，在主帅项羽面前，他使用了“急击勿失”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不顾及尊卑关系，太过高傲自大，完全不将项羽放在眼里。所以才会使项羽心生不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后来的宴会上，范增多次举玦示意项羽除掉刘邦，项羽却不理睬。

在汉军军营中，张良在宴会前已从项伯的口中知晓了鸿门宴之计。张良在“具告沛公”之后，步步深入，接连提出“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等一系列问题，引导刘邦清醒地认识自己所犯的錯误和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那么，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呢？张良谋划的第一步便是让刘邦拉拢项伯，于是，“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并表明自己的立场：“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成功地拉拢了项伯，使得项伯在宴会开始前就为刘邦说好话，缓和了项羽与刘邦之间的矛盾，并在项庄舞剑时，“以身翼之”，保护刘邦。

在宴会开始前，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谋士劝谏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范增在劝谏时咄咄逼人，毫不顾忌身份;张良却在劝谏时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循循善诱，帮助主帅认清楚现实，恭敬谦卑，博得了刘邦的好感和信任。

然后，我们来看宴会中谋士之间的较量。

在座位的安排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当时，方位以西为贵，北次之，南再次之，东最下。范增与张良同为谋士，即使他被项羽尊称为“亚父”，也不应该坐北向南，高于刘邦，此处再次体现了范增的张扬跋扈、妄自尊大。反观张良仅仅“西向侍”，坐在最差的位置上，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的情绪，隐忍克制，两者高下立现。

在用人方面，“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后，范增招来项庄，交代任务，让他刺杀刘邦。可惜项庄平庸怯懦，没有胆识谋略。在执行任务时遇到项伯的阻挠，便无法适时决断，最后没能完成任务，错失了好机会。这是项庄的过失，却也正好反映了范增的用人不当。在刘邦的阵营中，张良看见宴会出现了波澜，果断招来樊哙。樊哙先用自己英勇的武士形象激起了项羽“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再进一步陈述“与之同命”来表现自己对主将的忠诚。在成功以“壮士”形象获得项羽的好感之后，樊哙接着进言，以“天下皆叛秦王”为例提醒项羽勿蹈秦王覆辙，并且提出此前怀王与诸将有约，将刘邦进入咸阳的事件合理化。樊哙深知项羽高傲自大，所以在言语上对他极其恭敬，“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将项羽所犯的错误推到小人身上，认为是小人挑拨项刘两人之间的关系，给了项羽一个台阶下，逐步化解了项羽对刘邦的戒备之心。

最后，我们来看宴会后两位谋士是如何收场的。

为了稳住项羽，刘邦在匆忙逃跑时留下张良善后。一句“谨诺”，不仅表现了张良对主将的恭敬态度，还表现出他的自信。在项羽问起刘邦时，张良从容回答“已至军矣”，表明大局已定。张良此时孤身一人在敌营中收拾残局，头脑冷静，处事不惊，可见他的胆识和谋略不是一般人可比的。反观范增，此时极度暴躁、气急败坏，得知计划失败，便砸碎了玉斗，全然不顾有外人在场，对项羽极尽讥讽，让外人看笑话，使项羽更加反感和排斥。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却危机四伏的战争，也可以说是张良与范增这两位谋士的博弈。两位谋士的性格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处事风格也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后来，范增在陈平所设的反问计中被项羽削夺权力，愤然离去，病死于途中。在他死后两年，项羽自刎于乌江。而张良则帮助刘邦在楚汉争霸中胜出，摘取了胜利的果实，建立了大汉王朝，名垂青史。

（作者单位：安徽省明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