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

【摘 要】统治者用以治理国家，驾驭臣民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法”和“术”。法是国家的成文法，应该公布全国;术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只能藏在心里。除了法和術之外，还要有“势。”“势”就是统治者占居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

【关键词】韩非;法;术;势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韩非从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观和“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人性论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前期法家各派的学说，面对“大争之世”、“多事之时”的社会矛盾，创立了一套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

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意思是说，统治者用以治理国家，驾驭臣民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法”和“术”。法是国家的成文法，应该公布全国;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只能藏在心里。除了法和术之外，还要有“势”。“势”就是统治者占居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不足慕也。”（《难势》）品德和智慧再高，没有权势，是很难发挥大的作用的。离开了权势，法和术都是空的，是无法实施的。

韩非批判地总结了前期法家在运用“法”、“术”、“势”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商鞅治理秦国用“法”，赏赐丰厚而讲信用，刑罚严重而必行，所以很快使秦国国富而兵强。但是商鞅不注意“术”，不能辨别官吏的忠奸，结果这种富强只加强了大臣们的实力，以致使秦国几十年还不能统一天下。申不害虽然懂得“术”，教韩国君主用权术统驭官吏，但他不注意“法”，结果新旧法令相反，前后法令相悖，使得臣民能够各取所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韩国搞了七十年还达不到霸主的地位。因此，韩非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韩非也吸收了慎到“重势”的思想，认为“势”是统治术中不可缺少的。他说，虎豹所以比人厉害，能抓其它野兽，是因为它的爪牙厉害。如果它没有爪牙，人很容易就可以制服它。“势”就是君主的爪牙。君主所以能够发号施令，统治臣民，那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所掌握的权利决定的。如同鱼不能离开水一样，君主也不能一刻离开“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趋势则乱”。（《难势》）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有机联系的，统治者只有把这三者相互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首先，治国要有法。要“以法治国”“法不阿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疑》），征兵“不避尊贵，不就卑贱”（《难一》），“以力得富，以事致贵”（《六反》），“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韩非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这和殷周以来宗法贵族政治所一直奉行的不允许“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传·隐公三年》）的信条是针锋相对的，包含着反对贵族，主张平等的进步精神。他说：“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这是说，只有把政治完全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保证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使法治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他又说：“明主之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韩非所说的刑德就是刑赏，这是执法的两种重要手段。他认为要“重型而少赏。”他说：“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他认为：“罪重而刑轻，刑轻而事生，此谓‘以刑致刑’。”而“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伤令》）他指出，天下少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也很少有“自善之民”（《显学》），所以一定要实行严刑竣法，“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说疑》）

其次，用人要有术。用术最主要的是要求君主必须知人善任，用人之智，用人之能。韩非指出：“明君之道;使智能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意思是说，明君的道术是：使智者全献出他们的思虑，而君主因依着他们的思虑来决定事件，这样君主在智慧上就无穷无尽。这样，就可以“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主道》）同时，还要听言察实，赏罚严明。他说：“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才劝有功也。故曰：贤才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八奸》）不仅要论功行赏，破格选拔人才。并且要“以其言授其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这样，就可以作到“事成则君收其功，规改则臣任其罪。”（《八经》）从而实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杨权》）的政治局面。

最后，执法用术，都要靠紧握权势。韩非认为：“抱法”“行术”必须以“处势”为基本前提，离开了权势，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君臣不能共权。他警告君主，要防备所谓“奸劫弑臣”“毋驰而弓，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其斗喭喭。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扬权》）因此，君主必须紧握权势。

诚然，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中，有着权势万能的思想，过分依赖于严刑竣法，而抹煞道德教化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秦始皇采用了韩非的政治主张，统一了中国。但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极端的专制独裁和严刑竣法，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劳动人民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很快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使得秦王朝统一中国仅十四年就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垮了台。吸取秦亡教训，汉以后的统治者大都采取阳儒阴法，用仁义和刑罚两手来进行统治了。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中所包含的“法不阿贵”的平等思想和“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却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追求变法图强，以法治国。但在封建社会，一直未能实现。今天，我们要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韩非的平等思想和法治精神无疑有着可以借鉴之处。从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陈秉才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