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 陈培浩

陈培浩：《特区文学》的“大湾区文学地理”栏目一晃就快一年了，回顾起来挺感慨。这一年期间发生了至今仍影響着世界的新冠疫情，当然，我感慨的不仅是时间和世事，而是一件当初我们并不知道会呈现为什么形状的事情，就这样做下来了。在我看来，重要的倒不是我们梳理了哪些“大湾区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审美价值，而是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一个新生的概念。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乃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的产物。换句话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并不是一个自明地成立的概念。因此，如何找到有效地面对此一概念的方式就非常重要。找不到正确的打开方式，很可能就是跟在一片锣鼓喧天中热热闹闹，但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有人就很担心这是一个政治先行的概念，不过是换个帽子把珠三角文学和港澳文学再炒一遍。这种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但也并非必然如此。所以，我想最后一期讨论面对“大湾区文学”这样概念的方法，也是很有价值的。稍微回顾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栏目事实上用到了四种处理“大湾区文学”的方法。其一就是最常规的存量盘点的思路，就是以城市为单位，检视“大湾区”地理范围内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历史源流。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思路，我们邀请的嘉宾绝大部分用这种思路来面对所在的城市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盘点了存量，建立了目录，对不熟悉“大湾区”的读者来说，它具有某种阅读指南的作用。这种方法的局限，就在于它较少触及“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可能性和应然性，从而也就丧失了与这个概念的生产性迎面相逢的机会。

王威廉：存量也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存量，就完全不知道在这片地理上的文学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着的。不妨说句残酷的话，不是每片土地上都是有文学的。的确，如你所说，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大湾区”与文学的距离特别遥远，因而这种并置显得有些生硬。粤港澳大湾区跟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也是困惑的，我跟你做“大湾区文学地理”这个栏目，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回应自己的这种困惑。“大湾区”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这自然不可否认，但是，我在意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诞生所具备的那种能量。一个概念的提出，它首先一种凝视、一种照亮。概念便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视角，向左、向右，或是向上、向下，从而重新看待乃至定义了世界。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新概念的加入，那些所谓的“存量”也就丧失了一次又一次得到“照亮”的机会，这至少意味着缺失了一种创造的可能性。

陈培浩：我之前就说，讨论“大湾区文学”，不能忽视这个概念与一般区域性概念的差异。大湾区不同于北京、上海、广东、广西这样的行政区域概念，不同于西北、华东、华南这样的泛区域概念，也不同于江南、岭南这样带有鲜明文化指向的文化区域概念。大湾区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超越于一般的行政区域概念，是一个跨行政区域的生产性概念。所谓生产性概念区别于一般的描述性概念，后者对既存事实做出描摹和概括，而前者则带着前瞻性和建构性，在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催生尚未显形的事物。因此，讨论“大湾区文学”不应停留于存量层面，还应进一步拓展到增量层面，也即更加重视“大湾区文学”概念所打开的独特经验领域和审美价值领域。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此，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才具有更加建设性的意义。这种讨论“大湾区文学”的方法，指向的不是“大湾区”地理范围内无差别的文学现象总体，而是希望此一概念能发挥更有效的价值建构功能，因而更强调的是能彰显大湾区文学经验特殊性、可能性和典型性的作品。在我看来，这种讨论方法其实是有价值的本质主义，相比无差别的描述，它更具立场。做得好的话，便能通过它显影某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王威廉：增量就是在存量的基础上做创造性的联系，从而发现乃至发明一种文化的语法。联系便是在差异当中展开的。比如说，粤港澳三地作为地理事实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比较大的，我们接纳这样的差异性，但我们没有去思考这种差异性内部的更多关联性与可能性。所以说，这是一次契机，“逼迫”着我们必须寻找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那些有机联系。历史的“逼迫”是不容忽视的，有多少的历史必然性是从这样的机制当中诞生的。粤港澳三地在文化话语中显示出了各自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恰恰只有文学才能理解和包容。因为文学所面对的不是那些比较外在的事物，文学所审视的是细微的生活肌理，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在大湾区的不同城市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寻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还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间信仰，这些构成了一种近似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但目前我们还不能直接说它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可能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话语框架的阐述下，所得出的意义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拥有了这样一套比较相似的文化模式，作为不断对话的基础。在这种既相似又疏远、既疏远又相似的过程当中—有点像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微妙关系—新的文化是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

陈培浩：在栏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在践行着一种“从湾区发现世界史”的方法，特别是在对中山、江门、肇庆、香港、澳门的讨论中，这种思路几乎是不期然之间就涌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们恰恰是在近代全球史背景下开始浮出世界历史地表的。假如没有15-17世纪的世界历史转型，香港、澳门就永远都是那个小渔村。假如没有澳门的存在，香山可能就走不出郑观应、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在讨论肇庆、澳门时，我们一再谈到利玛窦、罗明坚、金尼阁等传教士。将这些传教士的行为理解为“国际主义精神”显然是一种误判，但却不能不看到他们把某种世界性元素带进中国的事实。利玛窦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近代的故事，是一个拓荒者携带着一种文明的种子，执着地要在另一种异质文明的腹地种下，并让其生根发芽的故事。所谓传教，就是要把根植于另一种文明中的信仰体系进行空间移植。它要挑战的就是已经获得了制度、文化等加持的观念系统。在金尼阁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在历史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这种挑战的悲剧性，金尼阁耗尽心力的“西书七千部”翻译计划随着他的去世便告流产。在世界史视野下回眸这些留在大湾区的文化踪迹，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很多事情的沧海桑田背后，可能有某个正在发生或转型的历史逻辑。因此，今天谈论大湾区文学，其实是要求我们去预判和面对未来正在展开的世界历史逻辑。

王威廉：在“大湾区”这个语境之中我们回望这块区域的历史，尤其是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乃至文明模式来探究细部，就会有新的视角。比如，以往我们指代广东文化，一般会用“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这个地理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是用山的分界来作为地理的划分，不仅隐藏着陆地的视角，而且与“中心”相对的某种“偏远”也从中一览无遗。但现在这个“大湾区”所蕴含的地理视角无疑是指向海洋的。但它又不像是20世纪80年代之际那种比较主流的说法：“从黄土文明走向深蓝文明。”我们当然知道“深蓝文明”的意思，但那太过浪漫化，还是会显得比较空洞。而“大湾区”是不空洞的，它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地貌：湾区。从全球来看，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方都是湾区，从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到日本的东京湾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都是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由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与结构所决定的，那就是以海洋运输为主体的全球化贸易体系，这给湾区提供了其它地区无法媲美的机遇。所以说，湾区本身就带有当下世界根本特征的隐喻色彩和象征色彩。如果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或是拿出地球仪，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大陆相对于浩瀚的海洋来说，实际上都构成了一种湾区式的存在。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以一种更加宏阔的视野来审视“湾区”的存在。

陈培浩：探讨大湾区文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大湾區文学”这一概念命名背后的文化逻辑也作为一种探讨对象。就像你说的，“大湾区文学”和“岭南文学”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有一些重叠，但它们的命名逻辑却完全不同。“岭南文学”强调的是“岭”，这是一种土地文明的划分标准;“大湾区文学”强调的却是“湾”，是一种基于海洋文明的划分标准。换言之，我们必须留心到“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背后的精神价值。在做了一整年的“大湾区文学地理”之后，我现在想说两点：其一是湾区是一种近代世界史的产物，湾区的精神遗产就是文化对话和文明融合。不久前看到乐黛云

教授说“我依然相信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当下某种逆全球化潮流和文化对抗主义的。跨文化对话不是为了取消文化主体性和差异性，而是为了多种文化的共存，因此文化对话远比文化对抗要有意义得多;其二是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谈论，关键是谈论它的方式。每个概念都有其匹配的打开方式，打开方式不对，也可能误入歧途。

王威廉：我们现在特别容易看到两种最极端的话语在争辩：一种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观念，一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思维。这两种话语遭遇在一起，必然会产生交锋。我想，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大湾区恰恰就处在复杂话语此起彼伏的核心地带。不妨说，这样的争论所带来的别扭，才是一种现实的常态。那么，如果说能直面这样的困境，便不仅仅是大湾区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更是中国本身亟待走出的困境。我们如何来表达自我，我们如何来跟世界进行对话，我们如何让中国文化获得一种世界性，都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从这些角度出发，大湾区文学它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尖锐的、最不可回避的一个区域，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一种世界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在这样的难度之下，一个作家去创作，虽然有极大的挑战性，但也是在真正回应着历史，是在直面历史的契机。像置身于深圳的作家邓一光先生，他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大湾区文学的方向，至少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召唤着更多的可能性。这就像是尽管我们现在强调“内循环”这个概念，但同时也一直在强调“外循环”的同等重要性。因此，写作不能变成笼中叙事，依然要在一种大视野中来实现文学回应时代的能力，以及文学创造文化的那种造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