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1998-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转移性收入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而经营性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财产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甚微;（2）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要加大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提升，还需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开展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开拓财产交易渠道，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关键词：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甘肃省;农村居民

一、引言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2017年甘肃省最终消费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9.01%1，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72.22%，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占20.48%，而2017年甘肃省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3.61%，农村人口总数跟消费水平差距较大。由此可见，消费是拉动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甘肃省内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较大潜力。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为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农村内部居民消费无疑是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消费需求的主要通过消费结构体现，要提高居民消费，就必须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

收入是影响居民家庭和个人消费的主要因素（Hansen，1996）[1]，而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林文芳，2011;李仪、徐斌，2014）[2][3]，1998年以来，甘肃省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研究收入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有现实意义。文章聚焦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问题，梳理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作用机理，实证检验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收入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多从总收入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Wilson （ 1998） 研究发现预防性储蓄动机会使得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4]。Thaler（1980）认为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消费模式存在差异，各种财富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5]。Alessie & Lusardi（1997）、Guariglia & Rossi（2002）对模型提出了不同的假设条件，进而推导得出了居民消费的封闭解，他们认为消费不仅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和收入不确定性，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6][7]。Sand（2002）基于挪威1976-1997年258个农户的相关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得出：非农业收入比农业收入对农村居民得消费有更显著的影响[8]。

国内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大，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小，如张秋惠、刘金星（2010）、刘苓玲、李培（2011）、陈迅、高晓兵（2011）等人[9]-[11]。 然而，有学者得出了与上述结论不一致的观点，如吴启涛、卢强、隋世宇（2014）研究发现;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12]。

以上研究成果对于文章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是基于全国的视角来研究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从东、中、西三个板块进行对比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的关系，但是，很少有学者将某一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三、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一）甘肃省居民收入构成现状分析

据统计资料显示，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8年的1393元到2018年增长为5049元2，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自1998年到2018年发生明显变化，占比分别从1998年的16.9%、77.9%、4.4%和0.7%到2018年变为28.8%、43.4%、2.4%和25.4%。其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变化较明显。自1998年以来，甘肃省农村居民各项收入均在缓慢上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主要部分，是甘肃省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与甘肃省的基本情况相符。但是经营性收入略有下降，工资性收入自1998年至2013年之间缓慢增长。此外，自2013年以来，居民转移性收入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二）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結构现状分析

文章按照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公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标准，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文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总共八大类。将食品烟酒、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划归为生存型消费，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归为发展型消费，将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归为享受型消费。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中生存型消费占比虽有下降，但仍然是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其中发展型消费上升幅度较大。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求之后，也倾向于投资教育、医疗、娱乐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文章以1998年-2018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章将所采用的数据以1998年为基期，运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2.变量选取

文章核心解释变量为收入构成，被解释变量为各类消费支出。考虑到以往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对农村居民的当前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期消费水平会受到前期消费惯性的影响，因此文章以前期各类商品的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对原始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 系。对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得到其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的结果，即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

由表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种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转移性收入对总消费的贡献最明显，其次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非农收入对于促进农民消费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均具有促进作用，而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第三，针對生存型消费，经营性收入的作用最明显，工资性收入次之，转移性收入最弱;发展型消费的作用效果从强到弱依次为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对发展型消费只有很弱的促进作用;财产性收入对享受型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五、政策建议

根据文章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开展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根据农民特长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技能，通过对外输出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依次来提升甘肃省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持续、有效地推动农民消费。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是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保障，但农产品作为缺乏弹性的商品其价格提升的空间和幅度是非常有限的。甘肃省作为农业大省，应积极探索依托互联网、网络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渠道，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

开拓财产交易渠道，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在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因此，应开拓更多的财产交易渠道，通过转租、转让和买卖等多种渠道盘活农村居民手中的财产，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为大力提升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Julia L. Hansen， John P. Formby， W.James Smith.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Housing： Evidence from Concentration Curves. 1996， 39（2）：173-192.

[2]林文芳.县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2011，28（04）：49-56.

[3]李仪，徐斌.收入来源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的实证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4，22（07）：107-110+124.

[4]Wilson BK.The aggregate existence of  precautionarysaving：Time-series evidence from expenditures on nondurable and durable good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 ics，1998，20（ 2） ： 309-323.

[5]Thaler R.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80， （1）： 39-60

[6]Alessie，R，& A，Lusardi（1997），“Saving and income smoothing;Evidence from paneldata”，European Ecomnomic Review 41（7）;1251-1279

[7]Guariglia，A，&M，Rossi（2002），“Consumption，habit formation.and precautionary saving;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every”，Oxoford Economic Papers 54（1）;1-19.

[8]储德银，刘宏志.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J].地方财政研究，2012，（2）.

[9]张秋惠，刘金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 1997-2007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4）.

[10]刘苓玲，李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1]陈迅，高晓兵.不同来源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J].技术经济，2011，（11）.

[12]吴启涛，卢强，隋世宇.不同来源收入及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东方论坛，2014，（6）.

作者简介：

郭晶晶（1995-）女，汉族，甘肃定西人，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区域经济学专业 研究方向：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