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哲

【摘要】清代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 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作品又名《鬼狐传》 ，在狐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古代狐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在《聊斋志异》涉及到“狐”的八十余篇作品中，作者不仅塑造出了千姿百态、个性十足的鬼狐花妖形象，还在其形象中融入了诸多人性、人情的特点，突破了传统狐形象的特征及价值意义，传达出作者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取向与理想志趣。文章将通过蒲松龄对狐小说创作原因、心态的分析，探讨狐意象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并挖掘其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关键词】聊斋志异;狐意象;创作心态;文化意蕴

狐文化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从早期民间信仰中的崇拜对象，再到到清代成为一种有着人性与人情的真实存在的形象，蒲松龄中对狐形象的塑造在狐文化的转变中起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蒲松龄创作鬼狐花妖形象的动机出发，探讨狐与人的故事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分析作者通过狐意象所传达出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蒲松龄狐形象转变的影响因素

（一）古代民间狐信仰的盛行

中国古代的狐文化由来已久，要了解蒲松龄有关狐小说创作的原因及重要意义，还需要从狐文化的流变说起。狐作为信仰最早形成于汉朝时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犬部》中写道：“狐，妖兽也，鬼之所乘”[1]，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狐是以与鬼类似的妖兽形象存在的。在魏晋之后狐开始有了人的外形特征，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狐”仍是一种邪恶的不祥妖兽，是破坏人们正常生活、蛊惑世人的邪物，同时，狐以妖的形象開始被写入志怪小说中。

到唐宋时期，民间对狐的看法出现了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狐从邪物上升为神仙受到世人尊奉，另一方面，狐邪淫的本性依然存在。在文学方面，唐传奇《任氏传》借狐仙写人，改变了传统文学中狐精邪淫害人的形象，有了更多人性的特征，艺术创作手法也更为成熟。

明清时期，狐信仰依旧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从士人官吏到普通百姓再到市民阶层供奉狐仙的现象都极为普遍，并且狐与人的关系更为紧密，有了更多人的特征，同时狐仙还会以人的实体形式存在于民间，与人们一同生活、劳作。正是受到明清时期民间狐信仰的盛行与转变的影响，蒲松龄大胆地突破了狐邪淫狡诈的传统特征与明末作品中“诞而不情”的文学形象，“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2]蒲松龄赋予了狐人性与人情的特征，使得狐有了人性美与人情美审美特征，从而实现了狐性与人性的统一。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诸多狐的形象能够为当时社会各个阶级的百姓普遍接受、喜闻乐见的重要原因。

（二）蒲松龄的取材方式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有言：“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蒲松龄往往在篇首或是篇末注明故事的来源，如《义鼠》是杨一天所述，《侯静山》是蒲松龄从高少宰念东先生处听来的。可见，民间的奇闻志异是蒲松龄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之一，蒲松龄将民间搜集而来的传闻进行加工、润色，再融入他本人的思想价值取向，使得民间口头文学转变成书面文学。这样的取材突破了以往小说创作题材局限性，也改变了花妖狐媚在传统志怪小说中神秘、可怖的异类形象，同时，狐被蒲松龄塑造的如同活人一般，言谈举止与普通人无异，也有着七情六欲与善恶之分，呈现出高度人情化与人性化的特点。

二、狐意象中的社会文化意蕴

（一）摆脱封建礼教、肯定自然人性的价值追求

蒲松龄平生身负才华却不得志，在封建制度与伦理道德的束缚下，他只能通过一个个志怪故事寄托自己的审美理想与价值追求，其中最具灵性的狐意象正是他反封建、反传统思想的集中体现。

《婴宁》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狐女婴宁在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被鬼狐养大，不拘于世俗，天真可爱，尤其爱笑，与王生结为夫妻后，也是一如既往地单纯率真，然而她天真烂漫的性情却在王生因自己被告后掩藏了起来，一向爱笑的她变成了不苟言笑的深宅少妇，婴宁悲剧性的命运是从她踏入世俗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这是那个时代必然的结局，其背后所蕴含着的是蒲松龄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反思与对传统礼教吞噬、压抑人性的愤恨与无奈。

（二）抨击社会现实、讽刺官场乱象

《辛十四娘》这一故事中，冯生未能听从十四娘的反复劝告被昔日好友楚公子诬陷逼奸杀婢，无理可伸，受尽酷刑折磨，无奈之下屈打成招，被判了绞刑。辛十四娘为救冯生让丫鬟扮作风尘女子博得皇帝宠爱，诉说冤情得以重审案情，冯生因此获释。十四娘这一聪慧过人的形象背后是她对封建官场生态清醒而深刻的认知，故事虽结局圆满，但十四娘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若没有她，冯生必会被诬陷至死，这才是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蒲松龄对封建官场的绝望。

（三）对社会道德的呼唤

蒲松龄虽然对封建官场的黑暗深恶痛绝，甚至失望至极，但他对民间道德仍旧寄予期望，在他所作的狐小说中也表达了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

小说《阿秀》中，狐女化作阿秀的样子与刘子固私会，被发现后不但救了被乱军俘虏的阿秀，助二人相见，在阿秀与刘子固成亲后还时常帮他们解决家中难事，表现了狐女无私、善良的品格，这是作者从正面赞颂美好的人性。《雨钱》则通过秀才见钱眼开的故事从反面告诫人们要取财有道，不要太过贪婪。

《聊斋志异》中的狐小说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狐意象创作的新高度，更集中表现了蒲松龄对社会现实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思，对美好人性的呼唤，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种种文化意蕴正是蒲松龄一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影印版.

[2]鲁迅撰，郭豫适导读，蓬莱阁丛书，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苏珊.中国古代的狐信仰[J].文史杂志，1993.

[4]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5]王晨峰.分析狐文化的发展与流变[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7.

[6]王萍.论《聊斋志异》的狐狸精形象[J].花炮科技与市场，2019.

[7]李红萍.《聊斋志异》中的狐性、人性与神性[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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