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 赵森

摘 要：我国是地震多发的国家，党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媒体环境下，其报道框架变化值得关注。本文以2013年至今8场大地震中《人民日报》微博报道为样本，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该类报道形式上更注重 “在场感”营造，且细节描写多运用于正面情感传达；该类报道遵循着“以人为本”的模式，呈现出信息传递与人文关怀并重的特点。

关键词：《人民日报》微博；地震议题；报道框架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9-0040-02

一、引言

框架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在大众传媒领域，框架是传播者用以阐释现象，构建意义的方式。[1]台湾学者臧国仁认为，所有框架都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构成，这为本文灾难类报道的框架研究提供了依据。本文从报道的文本层面、结构层面、主题层面探讨党报新媒体灾难报道的规律。

前人的研究指出，在文本层面，灾难类报道容易突出其悲情要素，报道中过多描写灾难细节，从而对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2]在主题层面，我国灾难报道进入了如今的“人本位”阶段。[3]“人本位”是指媒体充当关怀者的角色，报道内容关注个人的困境与精神状态。在地震议题的报道研究中，其成果多集中于2008年汶川地震，对于微博等社交媒体兴起后的报道研究较少。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传统党媒逐渐向新媒体转型，其灾难事件报道框架变化值得关注。

本文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2013年至今8次地震的报道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中地震报道框架进行探究，以分析其基本规律与变化趋势，找出现阶段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进而为我国党报新媒体的灾难报道提供有益启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为媒体样本，选择2013年至2019年7年间5级以上，且《人民日报》发布微博数量大于5条的国内地震事件，包括2013年8月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地震、2014年8月云南省鲁甸县地震、2014年10月云南景谷地震、2014年 11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地震、2016年2月中国台湾高雄市地震、2017年8月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地震、2018年2月台湾花莲地震、2019年6月四川长宁地震。以上地震事件震级较大，报道数量较多，且持续时间较长，其微博报道具有代表性与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单篇微博作为一个分析单元，通过新浪微博的搜索功能在《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内搜索关键词“地震”，共获得有效样本371条。

本文以台湾学者钟蔚文、臧国仁框架的3层环节为基础，结合国内学者对灾难议题的指标建构与微博文本的经验总结，获得最终的编码表。本文认为，报道的低层框架指文本层面，包括数量、时间间隔、情感色彩、形式；报道的中层结构指结构层面，包括主要事件、场景细节、事件后果；报道的高层结构指主题层面，包括国家领导、事实本身、个体命运、衍生事件。

三、《人民日报》地震议题微博报道内容分析

（一）地震报道数量体现“人本”思想

数量属于报道低层框架中有意识的建构行为，可以鲜明地展示媒体对事件的重视程度。《人民日报》微博地震议题的报道数量受多方面影响，地震震级、死伤人数、报道技术、政治因素均可能引起报道数量的变化。经过相关性检验可知，发博数量与死伤人数之间的P值为0.004，小于0.05，二者间具有显著性，说明死伤人数越多，《人民日报》发博数量就越多，这体现出党媒新媒体平台對“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在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中，死亡人数617人，伤亡人数3143人，是2013年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该事件报道数量多达157条，地震发生后的救援黄金72小时内平均日发文量30条，在抗震救灾中承担着“救灾引导”的媒体角色，可见其对灾民命运的重视与关注。

（二）地震报道形式更注重 “在场感”营造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改变，《人民日报》微博地震议题的报道形式也不断变化，其形式主要包括纯文字、图片、视频、直播4种类别。经过分析可知，随着年份的新近，纯文字类的报道数量逐渐减少，视频类与直播类微博报道数量逐渐增多。2019年四川长宁地震报道中视频类与直播类的总占比为40.8%，已经超过了“纯文字”类报道占比数值，短视频已成为《人民日报》微博当下地震报道的主流形式。喻国明认为在场感产生的原因包括生动性和交互性两方面。[4]随着短视频形式的大量运用，地震报道的生动性与互动性逐渐增强，受众的在场感也逐渐强化。这一方面为读者展示了更真实的灾难现场，使读者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物理在场；另一方面拉近了读者与事件的心理距离，使读者拥有“感同身受”的社交在场，这虽然有助于受众进一步了解灾区情况，但是否对灾民和普通受众造成“二次创伤”值得我们反思。

（三）地震报道更注重“正面情感”传达

学者范明献在对纸媒灾害题材的研究中将测量指标细分为“事实情感”与“报道情感”两大类。[5]事实情感指事件本身的属性，报道情感指媒体报道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因地震灾害“事实情感”多为负面，且无法反映《人民日报》报道内容情感的设置策略，因此本文将“报道情感”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可知，在8场大地震的报道中，报道情感为中性的微博发布数量最多，共246条；报道情感为负面的微博发布数量最少，共14条；报道情感为正面的微博发布数量居中，共111条。这说明《人民日报》微博地震议题的报道以反映客观事实为主，大多不带有情感倾向，重视客观信息的传递。带有情感色彩的微博中以正面导向型为主，负面导向型的微博极少，且随着年份的新近，中性报道占比有所下降，正面报道占比有所上升，这说明正面导向型的微博地震报道逐渐成为主流。

对于报道结构的指标建构，本文主要借鉴了郝伟的分类方法，将情节结构分为主要事件、场景细节、事件后果3个指标。经过相关性检验可知，“死伤人数”与“场景细节占比”之间的P值为0.004，具有显著性，说明地震伤亡情况越严重，运用场景细节的报道数量越多，又因为伤亡人数多的地震灾害多采用正面导向型报道策略，可以发现“场景细节”报道多为正面导向型，说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运用细节描写多服务于正面情感传达，这与商业媒体以灾难悲伤情绪为噱头的策略相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灾民的“二次伤害”。

（四）报道主题信息传递与人文关怀并重

《人民日报》微博地震报道以传递灾情信息为主，对个体命运的报道适中，对国家政府的作用强调较少。对于“个体命运”主题的报道占比，虽总体上小于“事实本身”的报道，但不代表对“人本位”模式的否定。例如，2014年云南省鲁甸县地震与2017年四川九寨沟地震中，“个体命运”报道数量均大于“事实本身”报道数量，鲁甸地震与九寨沟地震均具有伤亡人数较多的特点，说明“个体命运”主题的运用与灾情大小相关联。大量个体层面正面案例的运用，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痛苦、鼓舞人心，“个体命运”主题或成为严重地震灾害中的“减压剂”。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人民日报》微博地震报道依然遵循着“人本位”的模式，且越重大的灾情越注重个体命运的报道，但由于微博自身媒介特点的影响，及时传递灾情信息辅助救灾是其主要职能，客观事实依然是其报道的重要主题。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递与人文关怀同样重要。

四、结语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自2012年开通以来，在重大地震事件中始终承担着积极的媒体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介技术不断更新，报道形式越发新颖，报道框架也随之变化。在报道的情感色彩方面，正面导向型的微博数量呈递增趋势；在报道结构方面，重“主要事件”而轻“场景细节”的框架依然存在，且“场景细节”多服务于正面情感传达，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事件渲染对灾民的“二次伤害”。在报道主题层面，《人民日报》微博地震报道表现出个体命运与客观事实并重的模式，且越重大的灾情越注重个体命运的报道；在报道数量层面，报道数量与伤亡人数呈正相关关系，伤亡越严重的地震报道数量越多，说明新媒体环境下《人民日报》依然遵循“人本位”的模式，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实际的报道中。

《人民日报》微博地震报道框架为其他新媒体提供了有益借鉴。《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善用媒体资源，对不同的地震灾害采用不同的報道策略，以灾情大小与伤亡情况为依据，小震小灾注重报道客观事实，重大灾害注重报道人间温暖，且不随意增加报道数量，这既保证了灾情信息的发布与社会情绪的引导，也避免了对灾难的过度渲染引发的负面影响，值得其他新媒体平台学习借鉴。值得反思的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短视频在地震报道中大量使用，这种灾难现场的直观展现是否会对灾民造成“二次创伤”，值得学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肖伟.论欧文·戈夫曼的框架思想[J].国际新闻界，2010，32（12）：30-36.

[2] 陈翔.悲情传播中的媒体伦理危机——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31-37.

[3] 董天策，蔡慧.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11（4）：6-10.

[4] 喻国明，杨颖兮.横竖屏视频传播感知效果的检测模型——从理论原理到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J].新闻界，2019（05）：11-19.

[5] 范明献.对境外灾难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以《中国青年报》海地、智利地震报道为例[J].当代传播，2011（2）：67-71.

作者简介：梁羽（1996—），男，天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赵森（1996—），男，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传播与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