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友新

【摘要】 王维的《西施咏》淡化了西施对历史事件的参与，侧重虚构她在特殊境遇下的个性心理、行为，发人联想，由此呈现出丰富的意蕴：西施因地位骤升而对同伴的疏远，委婉地讽刺了贵富贱贫的世态炎凉;以西施得宠后的骄奢来批判李林甫等人依恃君宠的恣意妄为;宠臣肆无忌惮的根源在于玄宗的宠信无度，故而诗歌还讽喻了君王任人的“无是非”。

【关键词】 王维;《西施咏》;讽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1-0012-03

西施是唐代诗歌中常见的素材，如李白的《西施》、元稹的《春词》着眼于西施的美貌抒发悦爱或悲悼之情;又如罗隐的《西施》、陈陶的《吴苑思》、刘驾的《姑苏台》和王炎的《葬西施挽歌》则立足于吴越恩怨，书写西施的功过、下落、复国使命和命运悲剧。其中王维的《西施咏》最为独特，它淡化了西施对历史事件的参与;且全诗再创造的西施偏离了历史传说中的既定形象，侧重开掘她在特殊境遇下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可以说，《西施咏》并非单纯写西施，而是另有所指。

一、婉刺贵富贱贫之世态

《西施咏》全诗如下：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敷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1]306

宋人刘辰翁最早指出了此诗的讽谕之旨。他在《王孟诗评》论及‘贱日’两句：“语有讽味，似浅似深，妙。”[2]8而“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所讽何事，刘氏并未说明。

清人沈德潜从整体上观照，认为该诗讽刺了人情世态。他评价《西施咏》：“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3]1151至于何人何事显出世态炎凉，徐增解读得更具体。他仍然就“贱日”两句发挥道：“然人贵耳贱目，当西施浣纱之日，时人眼看去，亦犹夫浣纱女耳;一旦为吴王之姬，人方悟其稀有，天下更无第二个也。”[3]914纵然西施倾国倾城，世人也不过视之为普通一浣女罢了。当她为妃时，世人才陡然发现她的独特尊贵。西施的天姿国色，亦即美的魅力，美的客观价值，原本不应随其社会地位而有所增损。[4]但世俗社会往往以人的身份论其价值，贵而人重，贱而人轻。西施的发迹才换来世人的青眼相加，可见世人之势利庸俗。

与此同时，在西施这一方面，则是“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西施一旦贵为王妃，就不再与贫贱的姐妹平起平坐，同车出入。面对西施而今的轻视和疏远，唐汝询评论“此小人得志，骄其故友，不为引鉴，故托西施以刺焉”。[3]696世人的交友由富贵来主导，而非人内在的美德、智慧和情义。

王维在《酌酒与裴迪》“朱门先达笑弹冠”[1]435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种富贵易交实乃人之常情，战国冯谖“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5]2362的感喟，苏秦“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6]64的嗟叹，汉代《古诗十九首》“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7]11的牢骚，都反映了世态炎凉不分时代和地域，诚属一种普遍现象。《西施咏》若仅局限于此，未免过于平面化，难以呈现诗歌丰富的意蕴。

二、批判骄奢恣肆之宠臣

《西施咏》以想象的笔调描写了西施入宫受宠后优越的生活，“邀人敷脂粉，不自着罗衣”。吴瑞荣由此注意到女主人公身上的新贵特性：“摩诘极描暴贵娇养气象，不加褒贬，神致自肖。”[8]443谭元春也点出此诗“写尽暴富人骄态”[3]684。日本学者入谷仙介更明确地阐释了西施指代的身份属性，还准确地把握到诗人对这类人的态度，他说“作者借对西施荣宠一时的描述，讽刺了当时仗恃皇帝之宠而滥用权力的权贵们”[9]68。

魏源不仅看到西施是权臣的化身，还找到了对应的原型，“可见《西施咏》之‘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是为李林甫、杨国忠、韦坚、王鉷辈宠幸而作”[10]530。结合诗歌文本与史书记载，的确能看到西施与李林甫等人的相似以及诗人对他们的讽刺。

西施本是越国的浣纱女，因其美貌被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并封为王妃。李林甫从一个普通的千牛直长，“骤历清列，为时委任”[11]3236，而官至宰相，位极人臣;杨国忠也以低卑的军阶起家，他迁为监察御史后，同僚鄙夷他“去就轻率，骤屡清贵”[11]3242。

如果说西施“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的骤显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暴贵只是表面的相似，那么西施得宠后的骄态与李、杨的骄奢恣纵则有了更多内在的关联。

《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恃其早达，舆马披服，颇极鲜华” [11]3240，又“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11]3241生活作风极度侈靡。杨国忠同杨妃姐妹五家每年扈从玄宗游骊山，“出有饯路，还有软脚，远近遗饷，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11]3245，其奢华铺张无以复加。

除了追求物质享受，他们在政治上更是恣意妄为，《资治通鉴》对李林甫有全面的论断：“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12]6914 李林甫自无学术，以谄佞获至高位，为了争权固宠，他视当时有声望、有才名者为对手，极力排挤以阻断其晋升之路，甚至置之于死地。

太子妃兄韦坚与李林甫原本颇为亲密，林甫嫉其见宠，于是先降其官职，再借韦坚与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宴集之事，污蔑韦坚“与边将私，且谋立太子……林甫使杨慎矜、杨国忠、王鉷、吉温等文致其狱”[13]3588，贬韦坚为缙云太守、江夏别驾，流放临封郡，后被赐死。韦陟工书善文，曾被宋璟赞为“盛德遗范”，又获中书令张九龄举薦为舍人，任礼部侍郎时擅长鉴识评定人物，任吏部侍郎“铨综号为公平”[13]3441，“李林甫恶其名高，恐逼己，出为襄阳太守，徙河南采访使”[13]3441，将其排挤出京。

另一方面，李林甫大肆残酷地打击异己，左相李适之与李林甫争权不协，“林甫阴贼，即好谓适之曰：‘华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国，顾上未之知。’适之性疏，信其言，他日从容为帝道之。帝喜以问林甫，对曰：‘臣知之旧矣，顾华山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闻。’帝以林甫为爱己，而薄适之不亲。”[13]3547李适之遭谗被疏而惶恐不安，欲求散职以自保，又坐韦坚案贬为宜春太守，后畏惧饮药自杀。皇甫惟明“数于帝前短林甫，称坚才，林甫知之”[13]3587-3588，借韦坚案贬为播川太守，后被杀于黔中。除了皇甫惟明、韦坚，与李适之厚善的裴宽、韩朝宗，也为林甫所构得罪。

杨慎矜因为在办理韦坚案中表现不力，引起李林甫不满，“会慎矜擢户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己，乃与鉷谋陷之”。[13]3589由于杨慎矜的升迁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权威地位，便被李诬以谶纬妖言蓄意谋反，兄弟皆赐死，籍没其家，株连数十族。“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同时相若九龄、李适之皆遭逐;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13]4808李林甫权势熏天，为所欲为，大兴狱案，如此种种以至于其子李岫对此都惧怕不已。

为了有效地排斥异己，打击对手，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李林甫精心挑选、培植党羽，“以王鉷、吉温、罗希奭为爪牙，数兴大狱”[13]4808。罗希奭善歪曲成狱，吉温“谲诡能谄事人”[11]4854，王鉷因“险刻，可动以利”，为李林甫所倚重，使其“鸷击狼噬”[13]3590。其中罗希奭和吉温制造的冤案尤多，“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柳勣、裴敦复、李邕、邬元昌、杨慎矜、赵奉璋下狱事，（罗）皆与温锻炼，时称‘罗钳吉网’”[11]4858，李林甫及其爪牙之酷烈可见一斑。

王维对李林甫的态度可从其诗《重酬苑郎中并序》看出。苑郎中即苑咸，“李林甫善苑咸、郭慎微，使主书记”[13]4808，颇受李林甫信任，苑咸感慨王维久不迁升，主动提出请托李林甫提携王维的想法。

天宝元年，李林甫迁尚书左仆射，王维任左补阙，为李林甫的下属，二人早有交集。王维与李林甫唱和《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言辞之间不过是一种敷衍客套而已。他在《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中感慨“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1]222，明显不满于自己的仕途沉蹇;他也曾写《献始兴公》干谒张九龄，希望得到引荐。《重酬苑郎中》“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1]258，王维分明有心仕途却婉拒了苑咸的好意，陈铁民认为他“表明自己无意于走苑咸的门路，不愿与李林甫之辈同流合污”[1]前言4。由此看来魏源说此诗乃讽刺李林甫之流是有道理的。

三、讽喻君王任人的“无是非”

“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两句诗颇值得玩味，对此黄周星说“既有君怜无是非，便有君憎无是非矣，语有意外之痛”[3]908。他不仅看到诗歌批判了权臣的胡作非为，而且将造成权臣这一情形的根源追溯到君王身上，它是君王无是非标准地宠信臣子所导致的。

玄宗宠信李林甫的确到了不分是非的地步。安史之乱时，玄宗曾与给事中裴士淹在蜀中历评大臣，连评十多位都非常准确，当谈到李林甫时：“（玄宗）曰：‘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应。”[13]4810玄宗明知李林甫妒贤疾能却允许他“居相位凡十九年” [13]4809，足以见其宠信之深。

玄宗早年历经了武后、中宗、睿宗朝的乱局，饱受磨难才登上帝位，因此比常人更知人事之艰难。而此时的李唐王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即位初的玄宗躬勤庶政，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能忠直之士，而且还善于听取逆耳忠言。宰相韩休为人峭直，守正不阿，为玄宗所尊惮。

“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過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旨，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12]6801前期的玄宗励精图治，任人唯贤，从谏如流，由此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辉煌。

唐宪宗在读《玄宗实录》时，曾与大臣谈论玄宗开元时期前后的不同，崔群论道：“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后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故及于乱。”[11]470可以说，任用李林甫等人是玄宗政治生涯乃至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玄宗用人本来倾向于学识风度，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后来的宰相每次举荐公卿人选，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11]3099张九龄的风度成为当时高官重臣的楷模。李林甫素无才学，不堪担任宰相高位。开元初源乾曜执政，其子为李林甫谋求司门郎中之职，乾曜因林甫不具备郎官应有的才望而拒绝。李林甫主管吏部选官时，把严迥的评语中“杕杜”读为“杖杜”;其舅之子姜度得子，林甫手书“弄麞之庆”以祝贺，都成了笑柄。玄宗曾就欲用李林甫为相一事咨询过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九龄直言：“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12]6823尽管如此，玄宗仍执意以李林甫为相，究其原因在于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12]6823，而李林甫阿谀顺从，“善养君欲”[13]4807。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欲从东都回长安，其时农事未毕，为避免践踏农田损坏庄稼，裴耀卿等人劝其晚回。李林甫建议赦免所过之地农民的租赋，来满足玄宗“车驾往幸，何所待时”[13]4806-4807的心理。皇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遭受谗毁，玄宗想要废除他们。张九龄恳切进谏引起玄宗不满，而李林甫以“天子家事，外人何与邪”[13]4806助长其欲，最终导致三子被杀。玄宗欲封赏牛仙客，张九龄以其非“名臣大功” [15]4807持反对态度，而李林甫以“天子用人，何不可者” [13]4807来顺君之心。张九龄守正持重，敢于直谏，逐渐为玄宗所不满而遭到贬黜，李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13]4807，他们两人的升降交替，明显地反映了玄宗用人从“为社稷”到“为身”的心理转变。

随着年事渐高，玄宗开始怠于政事，耽于逸乐。李林甫洞悉了皇帝的心理，“每奏请，必先饷遗左右，审伺微旨，以固恩信”[13]4807，“宦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13]3796，李林甫便成为玄宗最称心如意的大臣。李林甫不仅自己以顺从谄事君上，还禁止众臣进谏直言。补阙杜琎两次上书言事，被斥为下邽令，并且李警告他人：“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13]4809迫于李林甫的压力，朝堂无敢正言者。

因为玄宗的宠信，李林甫由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一路升迁直至宰相，天宝年间甚至“于太清宫刻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侍于圣容之侧”[11]220。在玄宗的纵容之下，李林甫恣意弄权，祸国殃民。崔群后来谈及开元、天宝之事：“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11]4189国家的治乱安危在于用人，而用人的关键则在君王。《西施咏》深刻地指出，宠臣肆意妄为的根源，正是君主对他们无是非标准的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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