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刘向史学思想的确立与西汉社会政治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历史思想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亦有自己的见解，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他强调天道取决于人道，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变易的，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崇尚史著的实录精神，并认为总结历史兴衰教训，可以实现以史资治、经世致用的政治功能。他以著述为谏，冀以感悟时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其著述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在编排体例上多有创新，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刘向;史学思想;三书;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8-0035-05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刘向三书思想研究”（2016SJD750016）阶段性成果。

西汉刘向以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立名于古今，实际上，其在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整理古籍，不仅使以往历史典籍得到全面梳理，为后世历史文献的整理提供了范式，还系统地分析了各流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历史发展状况，体现了他对待既往典籍求真审慎的史学态度，也体现了他的历史编纂与史学批评思想。他洞悉历史发展规律，也认识到以史资治的政治功能，以著述为谏，通过对历史兴亡的总结告诫统治者要以国事为重、民生为本，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一、刘向的史学思想与西汉政治学术背景

中国史学虽滥觞于先秦时期，但史学基本形态的确立实始于西汉，以《楚汉春秋》与《史记》为代表的史学专著的出现，将史学从传统的学术混沌状態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与经、子、集相并列的一大部类。史学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它既可以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提供历史借鉴，也可以提出批评。因为有如此功能，自秦汉始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史学。秦王朝为了统一思想“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秦始皇本纪》），焚烧各国史书，对史学进行暴力干预，而刘邦却能以亡秦为鉴，重视对历史的借鉴，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不同的史学态度，决定了迥异的王朝命运，这也是史学崛起于西汉的主要缘由。

统治者对待史学的态度激发了政治思想家们对史学的关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史学著述为现实政治提供服务。刘向作为一代鸿儒，又身为汉室宗亲，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史学以史为鉴的政治功能为他提供了政治劝谏的途径，所以他以著述为谏，冀以感悟时君，来实现他“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史略·子略》）政治目的，也体现了他忧深而思远的家国情怀。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下诏策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只有儒学及儒术才能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学也成了官方的政治学说。经学的学术包容性很强，文史哲交融，经学研究的繁盛，不仅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丰厚的史料资源和知识背景。

刘向经学理论醇厚正统，儒家立场坚定，宣帝时受诏治《榖梁春秋》，并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对五经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包含了对史学的研究。刘向无论是上疏还是著述，均以儒家者言为立场，他在《列女传·鲁季敬姜》中指出：“治国之要，尽在经矣”。他在《别录》中评述诸子优劣时，皆以是否合乎经义为标准，这种思想显然是受时代影响。西汉中后期，儒家经学广布天下，深入人心，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都无法超越经学的范畴，甚至朝中议事，大臣也往往通过援引经义，来折衷是非，在此背景下，治史自然也概莫能外。儒家思想是刘向著述的指导思想，他的史学思想亦笼罩在经学之下，其史学著述不管从学术渊源、价值指导，还是从材料来源、内容呈现、编撰方式来看，都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

刘向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由中兴而至没落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元、成之际，战乱频繁，苛捐杂税名目众多，兵役、徭役繁重，土地兼并严重，世风奢侈，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外戚擅权，宦官乱政等原因，导致整个国家朝纲不振，皇权旁落，吏治败坏，法令废弛，国库空虚，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汉家政权岌岌可危。

班固称“汉世衰于元、成”（《汉书·佞幸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此时已不是“衰”而是完全地“败坏”，亡世之兆可谓是应有尽有。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汉书·刘向传》）的刘向忧心如焚，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社会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外戚宦官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著述为谏，告诫统治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亡秦故辙。他针对当时贵族阶层奢侈淫靡之风及后宫僭越礼制的情形，“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作《列女传》八篇，又“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以助观览，补遗阙”（《汉书·刘向传》）。

这些史学著述列举了大量的历史兴衰事例，告诫统治者要以国事为重、民生为本。为了威服天子，他又“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汉书·刘向传》），作《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洪范》全书概貌已不可考，但在《汉书·五行志》中仍存有一百五十余条，其内容多为论述灾异跟后宫乱政、外戚擅权、君主失势、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他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体现了他的天命神学史观。

二、刘向的历史思想

历史思想亦称历史观念、历史意识，是指人们对待客观历史的看法和对历史运动的认识，所涉及的主要是天人关系、历史变化规律等问题。从史学发展路径来看，历史意识是先于史学意识的。商周之交，周人从对夏商两代兴亡的总结中触发了历史意识的萌生。西周晚期，史著开始出现，历史意识亦得以发展，经过战国诸子关于历史观的论战之后，更加促进了历史思想的发展。

刘向的历史思想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天人关系是历史的根本问题，也是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司马迁就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记》创作的首要目标。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刘向并不否定天命有常、贰必有咎的天命观，但更重视天人相应、吉凶由人的天道观。这里的“天命”与“天道”虽然都是天人关系的折射，但从哲学与史学的范畴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天命完全是人格神的体现，而天道既能昭示人事吉凶，也体现自然法则。

刘向著述中的材料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的天人关系也带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在《列女传》中，有很多内容真切地反映了殷人的天命思想，如简狄误吞玄鸟蛋而生契，姜嫄履巨人足迹而生弃。契与弃分别是殷人与周人的始祖，他们通过这个传说来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是神的意志，是天命所为，强调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殷人的天像一个人那样存在着，也像人一样喜怒无常不理性，只是凭着自己好恶来发布命令决定一切，这种天命实际上反映的是人间统治者的意志。而周人的天命有了变化，天命是以人的有德与无德为转移的。统治者无德，上天会“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新序·杂事五》），百姓无德，“天既孚命正厥德”（《 尚书·高宗彤日》），也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周人的天虽然没有脱离人格神的本质，但有了道德的依据，天命开始向人事倾斜。春秋时，随着奴隶制的衰落，人们对天命的认识产生了动摇，发现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则，“天道”之名开始出现，与天道相对应，又衍生出人道。

在刘向的著述中，“天道”一词远远多于“天命”。刘向的天道既有自然属性，又有人格属性，如“天道不谄，不贰其君”（《新序·杂事四》），“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说苑·敬慎》），“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苑·谈丛》），“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说苑·辨物》），等等，刘向认为天道是没有偏私的，人的吉凶祸福和人自身善恶之行有关，天道取决于人道。刘向的天人观不同于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所说的“天人”是指“天”与“君”，而刘向的天人相应中的“人”则包括所有人。和传统的宗教神学相比，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刘向更为关注的是人道，人是主动者，天是响应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也”（《说苑·君道》），这种认识虽然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影响，但和传统的天命、天道思想相比是有所进步的，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刘向认为历史既是连续的，也是不断变易的，只有贯通古今才能明其兴衰之变。刘向的历史变易思想主要受邹衍和《尚书·洪范》五行说影响，邹衍认为历史的各个朝代是按照土、木、金、水、火五行顺序作循环的运转。五行相生又相胜，黄帝时为土，禹时为木，汤为金，周为火……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以这样的图式做循环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天意的安排。这种学说对刘向影响甚大，他相信五行说，并推断汉得火，所以高祖刘邦“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漢书·郊祀志》）。

董仲舒为了推进儒学，又提出“三统论”，认为历史朝代的变易是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的，强调制度变革与时代变化是不可更改的历史规律。刘向对三统论同样是予以认同的，他在给汉成帝的《谏营起昌陵疏》中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当然，影响王朝兴衰的因素很多，在刘向的奏疏及《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列举了大量影响王朝兴亡的原因，可以说，刘向的所有著述都是围绕这一要义展开的。在《说苑·敬慎》中，他总结了王朝足以亡的种种因素：“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刑罚不中足以亡，内失众心足以亡，外嫚大国足以亡”。此外还有：“不禋于神”，“神必祸之”（《说苑·辨物》），“国虽大，好战必亡”（《说苑·指武》），等等。对照西汉末期的社会现实，足以亡的表征可以说是触目皆是，令人心惊。刘向洞察历史兴亡的规律，也深知历史趋势不可逆转的道理，但他不愿目睹汉室覆灭，况且历史兴盛的规律虽然不可更改，但延缓历史的变革是可为的。他在《说苑·杂言》中说：“贤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污君之禄。”这几句话虽然是针对贤人君子的要求，但君主更应该明察历史的盛衰、成败、治乱，才能知所去就。刘向希望汉成帝能上明圣王之制，下观贤知之意，“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汉书·刘向传》），这一建议虽不能挽汉家天下于水火，但就缓和社会矛盾、延续汉室命运而言，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刘向资政经世的史学思想

史学自萌发之际就发挥着独特的政治功能，带有政治化的使命。刘向对汉家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他在自己的著述当中，将对历史兴亡的总结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希望能从一些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某种治世之道供统治者参考。他在给汉成帝的奏疏之中说：“‘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汉书·刘向传》）刘向认为以史为鉴由来已久，而且圣明之主是不忌讳前朝败乱废兴之事的。他评价《春秋》最大的功用就是“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说苑·指武》）。刘向认为历史是认识现实的途径，“明镜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案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说苑·尊贤》）。刘向提醒人君只有鉴往而知今，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他的史学认识体现了以史资治、经世致用的史学功能。刘向资政经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为君之道与御臣之术。

刘向认为为君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在《说苑·君道》中对为君之道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君主应该勤于政事、趋于任贤、广开眼目，“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还要有权势。为了避免君主失去权势，刘向还提出君主要有御臣之术。他说“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汉书·刘向传》），如何御臣？就是要兼听独断，“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说苑·权谋》）。为了论证为君之道与御臣之术的必要，刘向在其著述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阐释不明为君之道不懂御臣之术而导致的不同后果，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其次是举贤任能的人才思想。

举贤任能是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纷繁复杂，必须要有一批贤能之人辅佐君主，才能实现治理目标，刘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说苑·尊贤》），他还从国家层面强调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国多贤臣，国之福也”（《列女传·卫灵夫人》）。为了阐明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刘向也同样在其著述中列举了大量史实，论证了“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说苑·尊贤》）的道理。不仅于此，刘向还给出了人才的标准，就是贤而有能、仁而有智，他认为“人不忠信厚重而多智能”，“譬如豺狼也，不可以身近也”（《说苑·尊贤》）。在选贤任能的方式上，刘向也打破了“亲亲”的原则，提出唯才是举的要求，即使是贫贱之士亦可任用，这种超越阶层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刘向通达开明的政治情怀，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以民为天的民本思想。

虽然在西周时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思想，孔子也强调“古之为政，爱民为大”（《礼记·哀公问》）的观点，孟子更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但他们的出发点仍在于维护王权的统治，民并不处于主导地位。而刘向对民本思想的认识则更为进步，他在《说苑·建本》中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他还以皮毛、舟水来比喻君民关系，提出“其里尽，毛无所恃”（《新序·杂事二》）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新序·杂事四》）的看法。刘向还认为统治者在对待神与民的关系问题上，敬天神不如重民意，在君权神授的专制时代，刘向把民置于和神相对应的位置，凸显民的价值与主导地位，这种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第四是反对后宫专权与外戚擅政。

古人多把上三代的灭亡，归之为“女祸”所造成的。事实上由于后宫专权、外戚擅政原因而导致破国亡家之事不绝于史，尤以汉代为甚，高祖时有吕氏一门，武帝时有“巫盅”之祸，宣帝时霍氏一族、元帝时王氏一门七侯，成帝时有赵氏姐妹，擅权乱政、层出不穷。王夫之曾评论说：“汉岂复有君臣哉！妇人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五》），堪称至论。刘向一生浮沉起伏皆与后宫外戚相关，所以他对此深恶痛绝，更意识到后宫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盛衰兴亡的大事。他在《列女传·魏曲沃负》中说：“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在《说苑·敬慎》中他列举了众多亡国因素，将“妃妾不一足以亡”排在第一位，都强调了后妃持正对治理国家的重要。《列女传》虽有七篇，但刘向的着力点显然是放在最后一篇《孽嬖传》上，他不厌其烦地传述女祸危害，就是要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戒。在他的奏疏中，也是多次强调正后宫的重要性。在《洪范五行传论》中，他将种种灾异现象与后妃外戚乱政相联系，虽在思想上有局限性，但现实针对性极强。

以史资政要求所述历史必须真实，虚妄的历史无法起到鉴戒作用，自然也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对史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刘知几将史家分为三个层次：“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上;“编次勒成，郁为不朽”为次;“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为下。刘知几首先推崇的就是史家的秉笔直书的精神，史学著作能否做到文直与事核取决于史家的史德。以此认识来对照刘向，不难发现刘向是推崇实录精神与史家史德的。他在《新序·节士》中传述了对“崔杼弑君”秉笔直书，不惜以死相争的南史氏故事，并称赞他们是“古之良史”，由此可以看出刘向对待史家的态度。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及刘向称颂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刘向是非常看重史著的实录精神的。

实际上从刘向校勘文献的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到他对待史实的态度。汉成帝诏刘向总揽史上最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活动，不仅使很多历史典籍得到全面的梳理，而且也为后世历史文献的整理提供了范式。刘向广征异本，对不同写本进行校雠勘定，比勘文字，校定文句，对内容也作考证比对进行取舍，最后定校书名，缮写誊清。这种科学的校雠方式是刘向对历史文献整理的重要贡献，也体现了他对待既往史料求真审慎的态度。当然，刘向文献整理成就不仅限于校雠勘定，还对书籍的特点及源流予以考辨，分析其学术流派并加以评价，然后进行学派归类，通过“叙录”形式把它描述出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极为推崇，并认为“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序》）是做不来的。刘向精研各家学术，对真伪难辨、众说纷纭之历史能认真加以考辨，去伪存真，本身就体现了信史求真的史学思想。

四、刘向三书的史学价值

刘向一生虽然著述丰硕，但留存至今相对完整的仅有《列女传》《新序》《说苑》三书，其材料主要来源于史传、经传、诸子，还有一些异文与传说。刘向三书的史学价值首先体现的就是其史料价值。史料价值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历史，二是佐证其他史料的真伪。史传、经传自不必说，在史家看来都是真实的历史。诸子著作虽非真正意义上史学著作，但书中既有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又包含深厚的史学理论与治史方法，通常也是被当作史著来看待的。至于异文与传说，亦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虚撰。

刘向三书的内容和旧有史料相比多有出入之处，故自东汉王充始，南北朝刘勰、唐刘知几、宋曾巩、明全望祖、清董其昌等對三书评价褒贬轩轾，在肯定其思想价值的同时，又认为三书内容“蔓延杂说”（《文心雕龙·诸子》），“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史通·杂说》），“道听途说、移东就西”（《经史问答》）。实际上，造成出入的原因是因为刘向参阅的写本不同。以《管子》为例，刘向校书时参阅了564篇，最后定著为86篇，重复部分出自不同写本，在内容上也有差异。刘向在编撰三书时，对采集来的材料主要是作两个方面的处理，一是对典籍中自己需求的材料原文照录，然后加上自己的评论，对于这部分材料而言，如果出处就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刘向所述也是真实可信的。二是对采集来的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如果加工改造的部分仅仅是情节结构、语言文字，也不能否定这部分材料的真实性。这一点在《列女传》的诸多篇章上体现最为明显，如《鲁季敬姜》中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国语·鲁语》，《国语》中记载了敬姜七个方面的事迹，刘向选其五例，又参照其他史籍增加两例，并在顺序上进行重新编排，如果说《国语》是信史的话，那么刘向所传部分的真实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仅在语言风格及文字上作改变，基本情节、人物名称及表现主题几无区别的篇章更为普遍，所以说，刘向三书的真实性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刘向三书中所用史料，也是有不足与缺陷的。有些篇章内容改动较大，不见来处。如《列女传·夏桀末喜》，以往典籍中论及商汤放桀的事很多，但对末喜所提甚少，更无惑君、放荡、裂帛、裸游、酒池肉林等恶劣行径，刘向要么是根据民间异文传说加工而成，要么可能就是自己虚构杜撰而成。还有一些内容是荒唐怪诞不合常理的，好在这样的内容在三书中并不多见。刘向著书的目的是为天子提供鉴戒，所选内容一是要求合乎儒家经义，二是有经世致用之效，是史学政治化的需求，不能以此否定他缺乏实录精神。刘向三书作为杂史杂传类作品，其史料价值无论是从丰富性角度还是从真实性角度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

刘向三书史学价值的另一体现的是其“以类相从”编排体例的创新。刘向三书的内容不是杂乱的堆砌，而是像他在《说苑叙录》里所述的那样是围绕“义理”进行“以类相从”的编排。如《说苑》就是分别以君道、臣术、建本等为题编排为二十卷，每卷摄数十章节，首章提纲挈领为总论，其后诸章从不同角度体现本卷宗旨。再如《列女传》，亦是围绕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主题来结构篇章，阐释主旨。这种简单归类尽管不是很科学合理，但其在编排体例的创新上是值得肯定的，对后世各种类书的编纂也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刘向还有意识地突破《史记》“五体”，将列传从正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传录人物的文体，让纪传体单行于世。《列女传》所传人物自成体系，既不依经也不释纪，成为脱离经纪独立成书的单行传体新体裁，受到了后世史家的推崇，且引发了专写人物传记风气的盛行。刘向认识到妇女在社会政治发展及家庭生活中作用，专门为女性人物作传，而且不仅传述上层社会的女性，也为普通女性立传，使《列女传》成为第一部妇女专史，在史学上开创了妇女学著作新题材，为表现妇女生活争得一席之地。刘向之后历代史家都关注妇女生活，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杂传，都能见到女性的身影，彰显了其史学上的价值。

总体而论，刘向虽然在史学思想方面没有专门的理论阐释，但从他的著述实践及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来看，刘向在历史意识与史学思想方面是有着明确认识的。他认识到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有其规律的，他以著述为谏，希望通过对历史兴亡的总结来为君主提供资政经世的经验教训，体现了一定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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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先彬，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素质教育部教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