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诗学视角在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框架下对苏曼殊的翻译选材进行分析，并分析其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语体改写和视角改写策略，试图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下解读苏曼殊的拜伦译著。

【关键词】 改写;诗学;苏曼殊;拜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7-0081-02

基金项目：珠海市2019—2020年度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操纵论视域下的苏曼殊翻译作品研究》（编号：2019YC089） 。

苏曼殊因翻译拜伦、雪莱等英国浪漫派诗人的诗歌，译介印度文学作品以及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柳无忌（1992）曾在《苏曼殊传》一书中称赞苏曼殊应该获得除严复、林纤之后“第三大翻译家的地位”。如此可见苏曼殊的翻译地位非同一般。

虽然苏曼殊的翻译成就斐然，但是因其译文较为古奥，相比其创作的中文小说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深远。根据柳无忌（1992）对苏曼殊研究的梳理显示，中国历史上关于苏曼殊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聚焦于苏曼殊的小说和诗歌创作，而忽视了他的译著研究，每每论及仅肯定其译介之功，或简要介绍其译著的数量和种类。但是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兴起，国内学界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苏曼殊译作，而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字面解读，为人们重新审视苏曼殊译著打开了新视角。本文将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框架下，从近代中国主流诗学的视角解析苏曼殊的翻译作品。

一、改写理论

随着翻译研究范式“文化转向”的出现，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文本对等研究，而是更加关注文化因素以及非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亦即操纵。因此“操纵”本身在翻译文化学派的定义中是个不含任何褒贬意味的中性术语。首先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提出：“以目标文学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操纵。”勒弗菲尔则提出操纵实质上是对原文本改写的过程，即译者根据实际需要处理原文本从而产生目标文本的过程。改写涵盖了译者对原文本的翻译、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文本处理方式，整个过程受到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由译者、文学评论家、教师等专业人士组成，外因则指赞助系统，是权力的代表，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创作和改写的团体机构或者个人，包括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学术机构、出版发行机构、舆论媒体和学术机构等。专业人士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聚焦于诗学;赞助系统则更关注译者的意识形态。

改写理论中的诗学视角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翻译选材时需考量该文学作品在目标语文化中充当的角色及所占据的地位;其次、如何将原文本中的诗学特点，包括文学主旨手法、文学体裁以及角色特点等因素，再现在译文文本中。这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的诗学操纵。

针对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的“改写”，勒菲弗尔以阿拉伯文学中的“颂诗”（Qasidah）英译为例，分析了之所以译者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归根结底在于阿拉伯文学的这种诗歌形式在英美文学中不存在，亦即阿拉伯文学的诗学与英美文学的诗学不相容。以某一翻译现象为例，勒菲弗尔完成了“诗学操控翻译”理论的构架，为从诗学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做了示范。本文将主要从诗学层面探讨苏曼殊在选材和翻译过程中受到的中国近代主流诗学的操纵而进行的改写。

二、苏曼殊翻译作品的诗学操纵

苏曼殊身处于中国近代大变革时代，秉持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投身于翻译西方优秀著作的大潮之中。为了达到唤醒民众，反清反封建的目的，苏曼殊在翻译选材和翻译过程中必定受到當时主流诗学的束缚，必须调和西方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冲突，并在中国近代诗学体制内通过语体和视角的改变，实现了译文与原文大相径庭的改写，从而确保译文在中国近代有较大影响力。

（一）翻译选材

苏曼殊在翻译英国浪漫派诗人的诗作中，唯独偏爱翻译拜伦的诗，这并非译者的随机选择，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译者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审美有关。苏曼殊是位革命家，拜伦投身于希腊解放事业并创作的诗作，势必与苏曼殊的革命意志不谋而合。此外，苏曼殊和拜伦还在人生经历和文学审美方面相契合。苏曼殊和拜伦都有着不幸的童年，缺乏家庭温暖造就了他们自卑孤傲又敏感阴郁的性格，可见苏曼殊和拜伦人格气质上有相通之处。苏曼殊从拜伦的人生经历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二者心灵契合。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拜伦的艺术旨趣不仅与苏曼殊相近，苏曼殊更仰慕拜伦追求自由狂放不羁的性情以及高贵傲岸的人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操纵了苏曼殊在翻译作品方面的选择。

（二）语体的改写

中国自古以来多用文言进行文学创作，直至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提倡将白话引入诗歌，现代白话新诗才逐渐发展起来。近代翻译家严复认为翻译语言当追求“雅”，并且章太炎一直推崇文言文，苏曼殊受章太炎的影响将拜伦的自由体现代诗翻译成五言律诗，符合近代中国主流诗学。

拜伦的《哀希腊》是自由体现代诗，诗文不受限制，语言较简单易懂。拜伦原诗为八步抑扬格，含四个韵脚，共十六节，每个诗节包含六行诗句。拜伦善于运用八行体形式其诗歌富含悲伤和讽刺意味，八步抑扬格使得诗歌语言简洁而富有力量。苏曼殊将《哀希腊》翻译成五言律诗，但是保留了原诗的十六个诗节，每个诗节包含四副对句共八行。

苏曼殊以旧体诗的形式处理英原文长短不一的自由体诗，深受当时主流诗歌诗学的影响。中国旧体诗在近代中国依旧是主流诗学，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曾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因此，苏曼殊尚处于近代文学革命早期，尽管改革强调“新意境”“新语句”，但是仍需旧瓶装新酒，延用句式整齐、对仗工整的文言旧体诗，亦即梁启超所提倡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可见，以旧体诗传播西方新思想新内容，此乃近代诗学的背景和主流。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呼吁“诗体大解放”，中国近代诗歌创作才真正从五言、七言等旧体诗中解脱出来。因此，苏曼殊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解决西方自由体诗与近代中国旧体诗诗学上的冲突，通过对原英诗诗体的重塑，达到符合近代主流旧体诗诗学的目的，从而确保译文在译入语背景下得到传播和解读。

（三）视角的改写

在操纵改写理论中，视角运用被视为诗学当中的文学技巧。视角运用在文学创作中可分为两类：全知叙事和限制叙事。视角通过不同的人称解决文本所述情节被谁感知的问题。当叙事主体完全掌握文学情节及其发展时，叙事采用第三人称，此乃全知叙事。如果文学情节完全依靠叙事者所见所闻所想展开，则采用第一和第三人称进行叙事，有时会采用第二人称，从而达到对感知主体限制的目的，此乃限制叙事。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向来注重人文主义，认为文学当彰显人性与个体特征，通过作者内心情感思想的铺陈与宣泄体现人文意识。因此，西方文学多从“我”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感知和铺陈。但是中国传统诗学倾向于第三人称视角，即全知叙事，较少采用“吾”等字眼。直至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方诗学，在新文学中才逐渐出现宣泄作者个人情感的文学表达。因此，在近代诗学大背景下，苏曼殊在视角运用上必定考虑译入语主流诗学接受情况，这也是中西方不同诗学对抗的表现。

以苏曼殊（2011）所译拜伦 My Native Land—— Good Night《去国行》为例：

原诗以第一人称视角抒发诗人远离故国的离愁，英文诗中第一人称代词出现了三次，但中文译诗中均无对应，用“故国”代替“my native shore/land”，“游子”代替“we”，都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展开呈现。从限制视角改成全知视角正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诗学操纵的体现。

三、总结

改写理论当中的诗学操纵为解读苏曼殊的译著提供了新视角。在近代中国诗学崇尚用文言文体引介新意境新语句的大背景下，在翻译拜伦《哀希腊》时将现代自由诗改写成五言律诗;鉴于我国传统诗学多采用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全知叙事，在翻译拜伦的《去国行》时将原文的大部分第一人称均改成第三人称视角;苏曼殊因其与拜伦在人生經历，文学审美等方面相契合，以及受近代中国社会背景的影响，选择翻译拜伦诗作。可见译入语的诗学等因素在译者选择翻译文本，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等方面具有操纵作用。

参考文献：

[1]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A Sourcebook[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TheoHermans.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M].New York：ST，Martines Press，1985.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第三版[M].上海：中华书局，1941.

[4]柳无忌.苏曼殊传[M].王晶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5]苏曼殊，柳亚子.苏曼殊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钟慧，女，汉族，江西遂川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应用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