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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朱”到“辟佛”:江户日本思想家接受《学蔀通辨》的学术历程考察

2020-09-10张倩茹

外国问题研究 2020年1期

[内容摘要]明人陈建的《学蔀通辨>传入日本之后,对江户时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江户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学蔀通辨》的接受程度与接受方式却并不相同,但总体趋势却是认可程度逐渐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江户思想家对《学蔀通辨>的接受还存在着一条从“尊朱”到“辟佛”的重要线索,这条线索在林罗山、安东省庵与东泽泻三人的思想中有着明确体现,这亦是江户儒学者理解与利用《学蔀通辨>的趋势所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学在江户思想界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学蔀通辨>;林罗山;安东省庵;东泽泻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 2020) 01-0103-06

《学蔀通辨》是明儒陈建的代表作,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该书共四编十二卷,前编主“朱陆早同晚异”,后编主“象山阳儒阴释”,续编主“释老近似害道”,终编主“正学不可妄议”。①然而,《学蔀通辨》成书的半个多世纪后才在明末顾宪成的推动下得以流传,后有清代启后堂、正谊堂等刊本行世。即便如此,明末学者对《学蔀通辨》却是褒贬不一,褒者以其明程朱正学,贬者以其逞门户之私,清代中期,随着朱陆论争的逐渐式微,作为论争代表作之一的《学蔀通辨》亦随之沉寂。

与之相对,《学蔀通辨》流传至日本之后却引起了江户学者的强烈关注。其中,《学蔀通辨》的出版与流传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学者当属林罗山(1583 1657)、安东省庵(1622 1701)与东泽泻(18321891)三人。林罗山对《学蔀通辨》的推崇直接促成了该书的流传,安东省庵于该书在日本的首次出版居功厥伟,东泽泻撰《学蔀通辨彫题》,为江户时期唯一以《学蔀通辨》为主题的著作。林罗山是正统朱子学者,持严格的尊朱辟陆立场;安东省庵前期同样惟朱是尊,人朱舜水门下后对陆学的态度有所松动;东泽泻则为阳明学者。此三人当中,对于《学蔀通辨》的认可程度,林罗山最强,安东省庵次之,东泽泻最弱。②重要的是,他们对《学蔀通辨》的关注点逐渐发生从“尊朱”到“辟佛”的转变,这一转变与江户思想史的转向密切相关。

一、江户时期《学茚通辨》的出版与流传

《学蔀通辨》成书后首先传人朝鲜,后经由朝鲜于17世纪初传至日本,自此活跃于整个江户时代的思想界当中,甚至出现了诸家翻印、多版共存的繁盛局面,对日本江户时期各个学派的发展及学派间的相互交流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根据现存版本及相关著录记载,在江户时期二百余年间,《学蔀通辨》即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本、朝鲜刊本、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刊本、清康熙十七年(1678)启后堂刊本、清正谊堂刊本、清雍正刊本、宽文三年(1663)刊本、安政四年(1857)刊本等中、日、朝诸多版本流传。其中,宽文本与安政本二版本为和刻汉籍,在日本亦传播最广,先后被毛利文八、河内屋喜兵卫、永田调兵卫、出云寺万次郎等出版商屡次重印,其盛行程度可见一斑。《学蔀通辨》对日本江户时期思想界的重大影响无疑是其频繁重印与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该书出版与传播的盛况也相应地促进了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日本较早接触到《学蔀通辨》的学者为藤原惺窝与林罗山师徒,二人所见之《学蔀通辨》即为朝鲜本。①根据二人文集、年谱等资料,林罗山早在庆长九年(1604)22岁时即通读《学蔀通辨》,复于庆长十一年(1606年)向其师藤原惺窝借阅该书。今内阁文库藏罗山补写、手校,并附其子林鸑峰手跋《学蔀通辨》四册十二卷(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即为其早年所见之朝鲜本。实际上,在宽文三年刊本面世之前,《学蔀通辨》在日流传之版本多为朝鲜本。日本江户时期流传之朝鲜本《学茚通辨》以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为底本,②至今在日仍有存本,分藏于宫内厅书陵部、国立公文书馆、名古屋蓬左文庫、东京大学图书馆等地。

宽文三年(1663),《学蔀通辨》首次在日本出版。该版以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本为底本,藤原惺窝再传弟子安东省庵应出版商京都妇屋林传左卫门之请,为《学蔀通辨》加注假名及音顺,并撰跋文。③这一版本是《学蔀通辨》在江户时期最为重要、流传最广的刻本,自面世以来被数次重刊,影响甚为深远。根据柳川市史编集委员会所编《安东省庵集》中《学蔀通辨》影印版所附解题,该刊本先后重印多次,甚至形成了同一版本系统中训点、序跋体例各有差异的四种版本形态。④因此,即使在《学蔀通辨》安政四年(1857)官版刻本出现之后,宽文三年刊本仍活跃于知识界当中,继续广泛流传,至今亦有数十存本分藏于日本各文库与高校图书馆。在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主编的《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中,1977年出版的《学茚通辨》影印版即以此宽文三年刊本为底本。⑤

在民间商业出版蓬勃发展的同时,官方出版的繁荣也是江户时期出版业的一大特点。从宽政十一年(1799)到庆应三年(1867),由幕府设立的官方教育文化机构昌平坂学问所共出版了199种汉籍,其中经部46种,史部31种,子部70种,集部52种,世称官版或昌平版。安政四年(1857),《学蔀通辨》由昌平坂学问所再度刊刻,是江户时期宽文三年本之后《学蔀通辨》的唯一和刻本。安政四年官版《学蔀通辨》以清康熙十七年(1678)启后堂本为底本,同时参考朝鲜本进行校勘。⑥根据日本东京大学鸥外文库藏本,安政本据朝鲜本校勘12处。官版《学蔀通辨》问世后,江户大出版商出云寺万次郎复借其刻版进行重印。⑦此后,明治四十二年(1909),官版汉籍中幸存于火灾的65种刻版再度结集出版,是为昌平丛书,《学蔀通辨》亦在其中。

通过以上对《学蔀通辨》在江户时期出版与流传状况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流传于日本的《学蔀通辨》主要有三个版本系统,一为朝鲜本,一为宽文本,一为安政本,其中朝鲜本以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为底本,宽文本以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为底本,安政本以清康熙十七年启后堂本为底本。《学蔀通辨》正是以上述版本为载体,在江户时期二百余年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日本儒学各学派的发展。

一、尊朱与辟佛:《学蔀通辨》与林罗山

林罗山师承藤原惺窝,是江户时期京师派朱子学的开创者与代表学者。作为立场鲜明且坚定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对于《学蔀通辨》的推崇终生未改,其态度正是《学蔀通辨》在江户时期得以流传的决定性原因。

《学蔀通辨》是林罗山学术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这在日本内阁文库林罗山旧藏4册12卷《学蔀通辨》中有显著体现。该本续编3卷原缺,为林罗山本人补写,字迹整然。全书4册亦均附罗山本人朱笔句读,终编末尾处依稀见朱笔“戊申冬罗浮点”字迹,是年为庆长十三年(1608),罗山26岁。同时,该本终编卷后附其子林鵞峰跋文云:“先考一生尊朱排陆,得《学蔀通辨》,卷舒不措。惺窝先生手简有言日:‘清澜堂为足下预著此一编乎?足下之痒处,不可埃麻姑之仙爪。’是也。此本即先考所加朱点,就中续编一册,亲笔过半。往年一览,今又再读,感怀殊切。一家至宝,十袭密藏,传子孙以为贻厥之证。鵞峰叟。”①与该藏本句读、补写痕迹对照,鵞峰跋文再次印证了《学蔀通辨>对于罗山学术的重要意义。

罗山旧藏本《学蔀通辨》无疑直观地体现了该书对于罗山的重要意义,同时,该书亦是林罗山与藤原惺窝师弟二人间的重要话题。庆长九年(1604),惺窝在论及朱陆之辨时复信罗山云:“……足下所辨者,诸彦排陆之绪余也,我亦阅焉。……在皇明者,儒门一代巨擘,皆有冤陆之疑,故余亦疑其所疑而已,非信而学。唯见罗整庵、霍渭压、陈清澜等党同伐异排陆之诸编,未见金谿家乘文集、语录、年谱,及门人故旧之手录,故日非敢信者、疑而未决者。”②作为朱陆兼采的儒学者,惺窝并不完全认同罗山在朱陆之辨中的主张,认为其观点全部来自罗钦顺、霍韬、陈建等激进派明代朱子学者,在未能得见象山及其弟子著作的情况下贸然尊朱辟陆,未免失之武断。显然,在朱陆之辨的问题上,罗山并未被惺窝说服,复于两年后的庆长十一年(1606)由惺窝处借阅其所藏《学蔀通辨》。根据日本学者阿部吉雄推测,罗山在读毕并有藏本的情况下借阅此书,其目的或为补写其藏书中缺佚的《学蔀通辨》续编3卷,或为通过乃师惺窝所藏之不同版本进行对勘。罗山将惺窝藏《学蔀通辨》归还后,惺窝复信云:“《学蔀辨》还来,清澜堂为足下预著此一编乎?足下之痒处,不可俟麻姑之仙爪,如何?一笑。”③此封回信中惺窝的调侃态度,无疑再次印证了罗山对《学蔀通辨》一书的坚定推崇及其强烈的尊朱排陆倾向。

林罗山对《学蔀通辨》的重视与推崇同样体现在其著作《阳明攒眉》当中。《阳明攒眉》为日本首部陆王学批判著作,成书于罗山晚年,毁于明历三年(1657)火灾,现已失传。然而,通过现存林鵞峰《阳明攒眉序》,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把握。根据鵞峰序文,《阳明攒眉》为罗山“偶阅明人之说而钞纂其驳议阳明者,且并其所自发明”④之作,书中摘录了罗钦顺、陈建、霍韬、汪必东等朱子学者对于阳明及其后学的批判,并附罗山本人驳阳明学作品。林鵞峰的《阳明攒眉序》有云:“(阳明)果其为阳儒阴佛乎?陈清澜为之辨证也。”⑤可见《阳明攒眉》对于陈建《学蔀通辨》内容的摘录旨在阐发阳明学的“阳儒阴释”。也就是说,至少在对《学蔀通辨》的态度中,林罗山的推崇明显集中于“尊朱辟陆王”,辟佛只是其批判陆王的手段而非目的。对于罗山而言,尊朱与排陆王比排佛更加关键,也具备更高的优先级。

三、从异端到末流:《学蔀通辨》与安东省庵

自林罗山以来,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期逐渐成为主流学术,朱子学派亦相应开始分化,依据地域、师承或学术侧重而出现了不同流派。安东省庵(1622 1701)是海西派朱子学的代表学者,省庵师承于惺窝的高弟松永尺五,复投明儒朱舜水门下。他早期尊“朱”排“陆”,师从朱舜水后逐渐倾向于“朱陆并取”,同时受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影响,主理气合一说。

《学蔀通辨》首次在日本出版后,安东省庵为其加注假名音顺,并撰跋文,是此书得以付梓的关键人物。在跋文中,省庵開篇即指出:“学术之蔀,释氏为最甚矣。”①接着,省庵又以孟子辟杨墨之功来比对朱熹之功,强调其功不在孟子下。对于“异端”“杂学”,跋文中也确有所指:“如陆氏顿悟、王氏简易直截,乃释氏不立文字机轴,似以六经为附赘悬疣。且其言日‘六经著我’‘六经亦史’,是作后世废学俑也。彼乃阴勦佛说,阳附吾儒,人不觉其自人禅尔。及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与朱氏晚年定论出,辞说愈巧,遮掩愈深,此皆根据释氏,所以其蔀为最甚也。”②此时,省庵对于陆王与释氏均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更以佛教为学术蔀障的罪魁祸首。

然而,省庵对《学蔀通辨》及其作者陈建的评价相当之高,甚至以其功不在朱子之下,足见其辟佛与辟陆王的激进态度。但是,随着省庵所受乃师朱舜水影响的加深,其对于陆王学的态度逐渐开始松动。收录于《省庵先生遗集》的《朱陆辨》一文即明确体现了这一立场:“朱陆之同异,其说纷纷,终成千古未了之谈。余尝不自揣,为作辨日:天下之水一,其支分派别不同者,流之然也,其源未尝不一也,圣贤之道亦然,其立教或由本达末,或溯末探本,其所人不同,而其所至一也。”③在他省庵看来,朱陆之间已不再是剑拨弩张的对立关系,其所求均为圣贤之道,而此前所作《学蔀通辨跋》中所谓陆王“勦佛说”“根据释氏”的指责,也已经变成了“其门人不知其师之渊源,左祖于朱者以陆为禅寂……是知其支离禅寂之也,特末流之弊尔。”④将《学蔀通辨跋》与《朱陆辨》进行对照,可知省庵对陆学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从严厉指责其“阳儒阴禅”到将“禅寂之弊”归罪于后学末流。

诚然,笔者并未在现存文字当中发现省庵对《学蔀通辨》存在负面评价,但就其《朱陆辨>中“朱陆同源”“弊在末流”的结论而言,在学术倾向发生转变后,省庵对《学蔀通辨》的推崇理应有所消减。所以,对省庵而言,在陆学不再是“异端近似之学”后,释氏之弊恒为弊,其责任者不过是从陆王本人转移到了其后学末流。

四、尊陆王与辟佛:《学蔀通辨》与东泽泻

阳明学在江户时期的盛行略晚于朱子学,其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也较为曲折,江户后期甚至一度销声匿迹,至幕末始再度大行于世。作为一部立场鲜明、态度激进的朱子学著作,《学蔀通辨》在日本江户时期阳明学派当中的评价总体倾向于负面。

与朱子学派相比,阳明学派对于《学蔀通辨》的关注相对较少,其评价亦相对简略,阳明学者更是大多站在朱陆对立的立场上对《学蔀通辨》进行指责。如作为阳明学派坚定信徒,并以“大盐之乱”闻名于世的幕末革命者大盐中斋(1793 1837)的态度即颇具代表性。在大盐中斋的时代,清代朱子学者陆陇其已取代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陈建、霍韬等学者的地位,成为对日本儒学影响最大的中国朱子学者,因此,作为坚定的阳明学者,针对陆陇其的批判与攻击也就构成了中斋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其对《学蔀通辨》的态度也在陆陇其的批判中得以体现:“侍御(指陆陇其)之所宗者,不过如陈清澜之《学蔀通辨》、与近今口口口、应潜斋、张武承之言而已,以彼生平行谊,视前哲为何如哉?余之深为侍御惜者此也。”①在这一表述当中,中斋对《学蔀通辨》及其作者陈建的轻蔑态度显而易见。

大盐中斋对于《学蔀通辨》的评价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江户后期阳明学者的立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综观整个江户时代,以《学蔀通辨》为主题的唯一的著作却出自东泽泻这位阳明学者之手。东泽泻(1832 1891)师承佐藤一斋,其关于朱陆之辨的书信被收录于楠本硕水所编《朱王合编》当中。据东泽泻所言,其早年亦曾醉心禅悦,“自谓妙道在此”,②后在同为一斋弟子的吉村秋阳的影响下心折于阳明良知之学,终以“程朱之说与陆王之言本不相悖”。③东泽泻早年精读《学蔀通辨》并逐页进行批注,其子东敬治将其父的批注进行整理汇编,题为《学蔀通辨彫题》。在《学蔀通辨彫题》中,泽泻的首条批注即明示了其对于《学蔀通辨》乃至朱陆论争的态度:“《通辨》一书,其可取者,特在终编焉耳。”④《学蔀通辨>前、后、续三编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陆王学进行驳斥,终编则正面强调了朱子学的正确性与正统地位。实际上,泽泻真正想要表达的并非终编之可取,而是前、后、续三编之不可取,即反陆王学的学术立场不可取。其后,泽泻又从著书动机、学术主张、论述方式等不同角度对《学蔀通辨》及其作者陈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指责《学蔀通辨》为陈建曲学阿世之作,并将朱陆之辨本身视为学术发展的蔀障所在。在泽泻的主张中,朱陆并非早同晚异,亦非早异晚同,而是终身疑信相半,最终得出了朱陆均为正学的结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阳明学者难以直接对朱子学表示反对,调和论与两可论成为主流论调,严格尊朱排陆的《学蔀通辨》及其作者陈建自然很难为其所喜。

诚然,对于《学蔀通辨》,东泽泻大体上持批判态度。然而,在《学蔀通辨彫题》当中仍然能够发现他对于该书的肯定之处——“辟佛”。其言释氏不识理云:“禅家有理障之说,如儒者之理,未初有碍障也。此佛氏不知理之证也。”⑤对于《学蔀通辨》中的“辟佛”部分,东泽泻无疑是支持的,自然,在同意《学蔀通辨》辟佛基本立场的同时,泽泻亦明确反对其“禅陆以顿悟为宗”的论断,并为象山辩护道:“陆子以立大为宗,不以禅悟为宗。陆子文集中绝不言顿悟二字,必日积累,必日实践。”⑥对于明代朱子学者胡居仁,泽泻则不甚赞同,指出其“辟佛”流于肤浅:“胡敬斋之辨禅学,多以想象二字断之,罗整庵以为未极禅学之本末也”。⑦在泽泻看来,辟佛最力者为宋儒程颢,后世学者乃至朱子均难以望其项背:“辟佛之说,余窃思真得骨髓者程子也,如朱子却是皮肉也耳。”⑧这意味着,与林罗山、安东省庵等朱子学者相比,东泽泻对《学蔀通辨》的评价无疑更趋向于否定,而在总体的否定态度之余,其对书中辟佛内容的接受与肯定,则与罗山、省庵无异。

结语

考察《学蔀通辨》在江户时期的变迁情况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成书于朱陆论战白热化时期、朱子学立场极为鲜明的《学蔀通辨》为何不为明清学术界所关注?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认为:“本书(即《学蔀通辨》)成书于嘉靖二十七年孟夏,然为阳明学压制,久未付梓。”①对于荒木氏的论断,中日均有学者提出质疑,并将《学蔀通辨》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归结为陈建另一部著作《皇明通纪》的禁毁。②《皇明通纪》是明代第一部私修编年史书,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迄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隆庆五年(1571)遭禁毁,清乾隆年间与再次被列为禁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陈建及其著作在明清时期的官方史料当中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此外,《学蔀通辨》一书虽于清初有启后堂、正谊堂诸刊本,其本身亦于乾隆年间一度被禁,同治间始再度刊行。《皇明通纪》乃至《学蔀通辨》本身的屡次禁毁在相当程度上对其传播产生了阻碍,这无疑是该书未能广遍宇内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朱陆学派之争的产物,对于《学蔀通辨》在特定时期境遇及其成因的分析不应脱离朱陆之争这一具体语境。本文认为,尽管阳明学的兴盛难以构成《学蔀通辨》传播不广的直接原因,嘉隆时期朱学相对于王学的颓势无疑是该书未能引起时人关注的重要社会背景。《学蔀通辨》成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此时,明代中后期最具代表性的朱子学者如罗钦顺(1465 1547)、吕槽(1479 1542),魏校(1483 1543)、杨廉(1452 1525)等均已下世,由东林学派主导的明末朱子学复兴尚未展开,人才凋零,可谓朱子学在明代的断层期。反观阳明学派,聂豹(1487 1563)、邹守益(1491 1562)、钱德洪(14961574)、王畿(1498 1583)等学者则均处盛年,讲学论辩不辍,已然形成了稳定的学派团体。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加之陈建本人长年隐居乡里、交游不广,《学蔀通辨》自成书以来始终缺乏来自朱子学同调的声援,难以获得广泛传播自属情理之中。此后明清鼎革,明代学术几乎被全面否定,朴学兴起后,朱陆之辨更是逐渐成为过时的学术话题,作为朱陆之辨衍生物的《学蔀通辨》自然更是无人问津。

反观日本,《学蔀通辨》在日本盛行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为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林罗山的大力推崇,一为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的长期统治地位,一为《学蔀通辨》自身与江户时期思想潮流的契合。第一,林罗山及其后嗣始终是江户时期官方学术的代表,自罗山始,林家数代对于《学蔀通辨》的重视无疑构成了该书得以广泛流传的基础。第二,与明代嘉隆以降朱学趋颓的学术环境不同,《学蔀通辨》传人日本时,朱子学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朱陆之辨亦属新鲜话题。在大部分日本学者对朱子学尚处于完全信奉却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学蔀通辨》这一观点鲜明、态度激烈、论述方式简单的朱子学著作无疑对其具备极大吸引力。第三,在尊朱辟陆王之余,《学蔀通辨》中的“辟佛”主张与日本江户中期以后的“反佛教”趋势不谋而合,这也正是本文论证的主旨所在之处。换言之,《学蔀通辨》在尊朱与辟佛两个方面可以先后作为日本学者的理论指导,其广泛傳播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這意味着,《学蔀通辨》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与当时中日不同的学术背景紧密相连。如果忽视了这一问题,恐怕难以理解中日儒者对《学蔀通辨》的不同解读,由此也折射出中日儒者在同一儒学脉络下渐行渐远,前近代的东亚文化认同开始出现了断裂。

(责任编辑:董灏智)

①荒木兄悟:《学蔀通弁解题》,同田武彦、荒木兄悟编:《和刻影印近世漠籍叢刊思想三编·学蔀通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页。

②如日本学者吉田公平《陆象山匕王阳明》,中国学者龚颖《(学蔀通辨)在东亚的传播及其意义》等。

①大墟中斋:《洗心洞劄记》卷上,向良亨、清口雄三、福永光司校注:《佐藤一斋·大塩中斋》(日本思想大系46),束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593页。

②束正纯:《答竝木栗水》,楠本硕水编:《朱王合编》卷4,束京:文成社,1932年,第6页。

③束正纯:《答竝木栗水》,楠本硕水编:《朱王合编》卷4,第7页。

④束正纯:《学佐藤一斋·大塩中斋通弁肜题》,《沢潟先生全集》下,束京:川罔事务所,1919年,第1487页。

⑤束正纯:《学佐藤一斋·大塩中斋通弁肜题》,《沢潟先生全集》下,第1531页。

⑥束正纯:《学佐藤一斋·大塩中斋通弁肜题》,《沢潟先生全集》下,第1512页。

⑦束正纯:《学佐藤一斋·大塩中斋通弁肜题》,《沢潟先生全集》下,第1534页。

⑧束正纯:《学佐藤一斋·大塩中斋通弁彫题》,《沢潟先生全集》下,第1561页。

①安束省巷:《学蔀通弁跋》,《安束省菴集》影印编2,第332页。

②安束省菴:《学蔀通弁跋》,《安束省菴集》影印编2,第332页。

③安束省菴:《朱睦弁》,《安束省菴集》影印编1,第400页。

④安束省菴:《朱睦弁》,《安束省菴集》影印编1,第401页。

①林鵞峰:《(学蔀通辨)跋》,《学蔀通辨·终编》,庆长十三年,文献编号:别022 0003,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②藤原惺窩:《答林秀才(代田玄之)》,《惺寓先生文集》卷十,《藤原惺窩集》,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41年,第138页。

③林鵞峰:《(学蔀通辨)跋》,《学蔀通辨·终编》,庆长十三年,文献编号:别022 0003,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

④林鵞峰:《阳明攒眉序》,《鵞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81,元禄二年[出版者不明]刊本,第7页。

⑤林鵞峰:《阳明攒眉序》,《鵞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81,第7页。

①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匕朝鲜》,束京:束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第186页。

②关于《学蔀通辨》的朝鲜本底本,已有数位中日学者进行过讨论,如日本学者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匕朝鲜》一书、日本学者吉田公平《日本C二挡C于为陽明学》一书与中国学者龚颖《(学蔀通辨)在东亚的传播及其意义》一文。

③安束省菴:《学蔀通弁跋》,《安束省菴集》影印编2,柳川:柳川市史编集委员会,2004年,第332页。

④见安束省菴刻《学蔀通弁》前附解题,《安束省菴集》影印编1,柳川:柳川市史编集委员会,2002年,第12页。

⑤见安束省菴刻《学蔀通弁》前附解题,《安束省菴集》影印编1,第16页。

⑥陈建:《学蔀通辨》,安政4年昌平坂学问所刻本。

⑦ 日本国士馆大学藏出云寺万次郎重印官版《学蔀通辨》标注嘉永5年刻本,应有讹误。

①陈建:《学蔀通辨·自序》,《丛书集成初编》65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②关于此三位学者对《学蘸通辨》的态度,吉田公平《日本6二挡C于否赐明学》-书、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匕朝鲜》一书、龚颖《『学蔀通辨』④中国、朝鲜、日本6二挡C于否伍播事情老幻<。,)【》、甘万萍《束浞漓④朱隆论一『学部通弁肜题』C二刁k、【》-文等论著当中均有提及。

[收稿日期] 2019-1220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CSC)资助项目(编号:20182019)。

[作者简介]张倩茹(1993-),女,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