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剑

摘   要：数字时代正加速到来，经历货币化、资本化等阶段之后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数字金融资源加速涌现。数字金融资源包括基础性数字金融资源、融合性数字金融资源、新生性数字金融资源和制度性数字金融资源。数字时代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主要由配置主体、配置平台、配置网络、配置方式和配置服务等协同构成，配置的效率可以从经济增长促进性、金融资源敏感性、金融资源内生性、金融结构合理性、金融投入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量，未来需要关注传统金融中心和新兴金融中心、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机构、传统金融监管和金融开放创新对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市场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资源;金融配置;金融效率;数字金融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8.004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0）08-0037-09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将催生大量的金融新要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安永发布的《2019全球安永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显示，2015年金融科技刚刚起步，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还相当有限，而2019年金融科技携领形成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正在赋能传统金融生态圈，引领金融商业模式的发展。全球76%的消费者接受或采纳了金融科技服务，96%的消费者至少知道一项转账或支付类的金融科技服务，75%的消费者使用了转账和支付类的金融科技服务，48%的消费者使用了保险类金融科技服务。可以预见，在经历货币化、资本化等阶段之后，金融数字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金融资源内涵外延也将越来越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主动顺应数字时代新变化新趋势，把握数字赋能对金融资源内涵及其配置效率的影响，对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一、数字时代金融资源的内涵拓展

早在1869年，Willson出版了《北卡罗莱纳州，其债务和金融资源》一书，就使用了“金融资源（Financial resource）”的概念。此后，Goldsimith于1955年在其著作《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中写到“本书应该探讨金融资源和传递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的影响”，这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源研究的开端。自此以后，金融资源概念的出现频率有所提高，一些学者开始在实践中关注和观察金融资源的流动性问题。然而，这些研究更多是把金融资源等同于信贷资源，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金融专业名词进行解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金融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金融资源进行了较好的界定和分类，如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金、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体系和功能性金融资源，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源、资本资源、体制资源、商品资源，也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资金、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发展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阶段的影响，金融资源内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而观察金融资源应该秉持历史和动态的眼光。如蔡彬彬和郭熙保（2005）指出金融分工相继经历了货币化阶段、资本化阶段、商品化阶段和制度化阶段，在不同阶段总会产生出新的金融资源。遵循这一金融分工逻辑，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下，人类社会在经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和数字社会阶段，金融分工也同步迈向数字化新阶段。与其它金融分工阶段相比，金融数字化分工阶段的主要特征为：数字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推动线上金融与线下金融分工协作，大量催生出以数字金融资源为代表的新型金融资源。数字金融资源与传统金融资源组合形成金融产业结构和金融产业链，不仅使金融产业“宽度”有所增加，也使金融产业“长度”随之增加，金融空间“分布”更加灵活，进而形成金融发展的新内生机制。可以观察到，以金融科技、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智能金融、金融安全等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企业和产业正在高速增长。

与金融资源的研究历程十分相似，“数字金融”当前虽颇受追捧，但对“数字金融资源”的内涵构成研究却很少。根据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实践特征，结合传统金融资源的定义分类，可以认为数字金融资源包括四个层次，即基础性数字金融资源、融合性数字金融资源、新生性数字金融资源、制度性数字金融资源。

（一）基础性数字金融资源

基础性数字金融资源主要是指建立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支付系统、结算系统、交易系统、数据系统等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回顾历史，每一波技術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几乎都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立在新技术应用之上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安装期和建设期，二是在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支撑下新技术经济效应显现的发展期和黄金期。从目前来看，世界范围内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正处在如火如荼布局建设和传统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建设的叠加时期。实践中，可以观察到一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研发和运营企业的出现，如近年成立的美国数字资产控股公司，其主业就是依托区块链技术为金融机构的结算与清算提供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二）新生性数字金融资源

新生性数字金融资源是指建立在新一代信息和数字技术基础上的金融科技、数字金融、智能金融、金融安全等高速增长的新兴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资源。目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到许多新生性数字金融资源正在加速涌现，尤其是许多高科技企业凭借自身的数字技术和数据优势，向金融业渗透并组建新型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平台，如阿里巴巴集团依靠自身在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优势，成立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致力于打造开放的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腾讯集团发起成立我国首家互联网银行即微众银行，开发出国内首款实现从申请、审批到放款全流程实现互联网线上运营的“微粒贷”贷款产品。事实上，全球范围内一些知名的大型科技公司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数量众多（见表1），这意味着未来依托高科技公司孵化出新生性数字金融资源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在新支付、新借贷、新保险、新理财、新银行等领域正在快速涌现出一大批独具特色的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

（三）融合性数字金融资源

融合性数字金融资源是指传统金融机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积极投资内部数字金融创新和产品研发，加入数字金融生态系统或创建自己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金融+数字”“金融+科技”产品、服务和生态。如目前许多传统商业银行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实体机构网点，而是依托信息技术和数字网络作为重要工具，通过与计算机硬件/数据库服务商、金融云服务商、IT软件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垂直行业企业和客户的合作开放自身服务和数据，为客户提供在线开放式、定制化、互动式金融服务，努力建设开放银行、數字银行、虚拟银行、网络银行、互联网银行和直销银行，实现用户和经营规模快速增长，组织管理模式也更加趋向于扁平化。根据IPRdaily与incoPat创新指数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发明专利排行榜”，2019年中国平安集团在金融科技领域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3008件，美国Mastercard公司达到903件，中国银行为453件，VISA为405件，这均释放出传统大型金融企业向数字金融领域转型和进军的强烈信号。

（四）制度性数字金融资源

制度性数字金融资源是指围绕保障促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研发创新、互联网金融平台建设、智能金融应用服务等形成的新金融标准规则和新金融环境治理体系。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将显著改变传统金融业的组织形态、服务模式和技术路径，全方位重构金融业的市场主体、服务对象、产品工具和运作方式，重新变革金融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和价值链，金融创新活动将进入空前活跃期。为营造更好的数字金融生态环境，适应数字金融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的相关制度在同步进行改革创新。2015年，英国政府率先在全球提出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沙盒监管”模式，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认可和采纳应用。2018年，美国多家金融科技公司联合发起成立数字资产市场协会（ADAM），旨在增强与政府监管当局合作，探讨制定数字资产高效交易、托管、清算和结算的相关规定以及数字资产市场参与者的全面标准，推动数字金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总体上，未来整个金融生态系统将从相对封闭经营模式向高度开放联营模式、以金融机构为核心向以金融科技机构为核心等加速转变，并由此带动和促进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形成一个更有渗透力、更有活力、更有创新力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针对数字化金融和金融数字化的制度性资源将成为金融创新发展重要推动者。

二、数字时代金融资源配置机制

在数字时代，金融业发展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金融的内涵外延都将发生深刻变化，金融的运行模式也将更加复杂。即便如此，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配置机制仍遵循一定规律，并形成一定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布局。具体来看，数字时代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主要由配置主体、配置平台、配置网络、配置方式和配置服务等协同构成。

（一）配置主体

配置主体主要包括市场、政府和机构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尤其是总部型金融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金融机构组织的作用日趋明显，政府对资源配置具有引导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就具体资源类别而言，市场在配置新生性金融资源和融合性金融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数字金融、科技金融、智能金融、开放金融的领袖企业对全球金融资源的外向辐射能力、影响能力和控制能力正在不断增强。政府对配置制度性数字金融资源和基础性数字金融资源往往占据主导作用，即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适宜时代发展需要的金融监管规则和金融基础设施，为市场主体发挥作用提供保护和保障，一些行业协会、平台型组织等机构组织则通过影响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进而影响金融资源配置。

（二）配置平台

金融资源配置平台包括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资源交易市场、金融证券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清算所、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和平台型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平台为驱动的协同网络型金融组织平台系统对金融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可以观察到，在智能技术群落的聚变与赋能下，协同网络型金融组织平台系统可以通过数据聚合效应获取平台参与方的往来数据和链条数据，利用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传统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金融资源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发挥金融资源链接者、组织者、配置者、调控者的重要角色。

（三）配置网络

金融资源配置网络包括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经贸网络、组织与机构网络等。这些网络既有实体网络，也有虚拟网络，是各类金融资源输入输出的通道。在数字时代，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技术和新经济加速改变全球金融资源的生产、组织方式，5G乃至6G等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各类信息、数据的传输效率快速提升，全球各地区金融资源交互性和响应性空前增强，瞬时高效和精确精准的金融资源配置网络正在形成。因此，无论对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城市而言，要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都必须高度重视中枢式网络的建设，积极升格成为数字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网络当中的关键节点或者重要枢纽。

（四）配置方式

在数字时代，消费者数字素养不断提高，倒逼金融关键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应用创新持续深入推进。在此过程中，传统以实体机构和网点作为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力量的格局将面临挑战。与此相比，线上金融市场和个性化金融需求将引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革，金融市场参与者依托专业信息决策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先进的数字化金融交易系统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远程调控和配置的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可以预见，未来“线上配置”、“线下配置”、“在岸配置”、“离岸配置”等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将进一步融合互补，“线上配置”和“离岸配置”将在数字金融资源配置中将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五）配置服务

金融资源配置服务是指配置金融资源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广告、咨询、商务、知识产权、科技服务等。在数字时代，金融资源配置尤其是数字金融资源配置过程涉及到底层技术、组织平台、操作系统、网络通道、智能终端和商业应用等多个具有密切关联性、配套性、互动性环节。各个环节技术属性和专业属性都比较强，因此要完成金融资源配置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相关专业性服务企业作为支撑。纵观纽约、伦敦、中国香港地区等全球著名金融中心，其同时也是世界高端商务服务中心。一个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金融资源市场的定价权、决策权、信息发布权、技术标准权、市场引领权和规则制定权，将与该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服务能力息息相關。

三、数字时代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数字时代，金融资源配置的目标仍是不断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近年来，已经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数字金融和科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并通过选择一些模型或计量方法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但理论阐释并不够深入。考虑到数字金融资源的复杂性，对其配置效率进行定量评价并非易事，但在整体上仍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增长促进性

进入数字社会，金融资源、创新资源、数据资源等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现代金融的发展必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同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一旦金融资源错配导致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相脱离，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化极易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会反过来波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可以利用金融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来衡量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具体而言，在一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如果经济产出增加的比率大于金融资源投入增加的比率，生产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则金融资源配置具有规模效率;如果经济产出增加的比率小于金融资源投入增加的比率，则金融资源配置不具有规模效率;如果金融资源投入增加反而使经济产出下降，则金融资源配置无效率。

（二）金融资源敏感性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状态应该是各类金融资源能够自由流进流出各个地区、各个行业，最终金融资源在区域内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边际生产率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源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平均分布，而更有可能体现为金融资源在地理、行业上的不均衡分析，金融生产效率更好的地区和行业将集聚更多的金融资源。在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门类不断涌现并将加速新旧产业更迭。在此背景下，具有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必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及时把握跟进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脉搏，迅速从生产效率低的旧企业、旧部门和旧行业流出，进入生产效率高的新企业、新部门和新行业，推动先进产业形态、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

（三）金融资源内生性

在数字时代，依托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制度性数字金融环境的保障下，通过新技术和金融融合、新经济和金融融合，金融创新活动将空前活跃，新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态源源不断产生并使得新生性金融资源和融合性金融资源加速涌现，从而形成金融资源的内生机制。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推动传统集中式、集群化空间生产模式趋向于分散式、扁平化分工布局，信息空间、虚拟空间、流动空间使得全球空间向智能化、复合化、复杂化方向演进并加速金融资源的流动。在此背景下，一个地区在集聚外部金融资源变得更加容易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金融资源流失风险。因此，金融资源的内生性将越来越成为判断和衡量一个地区金融资源配置高低的重要标准。

（四）金融结构合理性

在数字时代，金融和科技的融合使金融资源的外延越来越大，边界越来越模糊，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制度、金融功能、金融文化等被数字赋能并呈现出新的特征，金融资源整合重组和优化升级更加活跃，金融结构必然越来越复杂。人类产业经济发展经历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结构特征，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不相同，最适应发展需要的金融结构即称为最优金融结构，且最优金融结构也只能在动态演化中存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必须在动态发展中对标最优金融结构，实现金融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发展。

（五）金融投入有效性

在经济社会系统中，金融资源投入的有效性体现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社会稳定性、提高社会福利等协调发展水平上。如果把大量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生产领域并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对社会福利的增进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那么这种金融资源配置也是无效的。此外，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技术进步，影子银行、开放银行、虚拟银行、互联网金融不断涌现，房地产金融快速发展，过度金融创新和过高金融杠杠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实向虚发展，催生出新的社会重大风险。因此，金融投入有效性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条件。

四、结论与展望

在数字时代，以新技术和新需求为驱动力的金融数字变革正深刻影响金融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数字金融资源加速涌现，数字金融产业加速发展和布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金融市场活力更加充足。在未来金融、数字与科技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将会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趋势，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传统金融中心VS新兴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将发生新变化。全球金融中心体系极有可能进入破旧立新再平衡发展的新时期，一些传统老牌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以科技金融发展见长的新兴城市可能加速成长并在全球金融中心体系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2020年1月，Findexable发布的《2020全球金融科技指数报告》显示，作为全球高科技发展标杆的旧金山湾区其金融科技发展指数排在全球第一。在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金融科技中心中，超四分之一的城市来自于新兴国家。2020年3月，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和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报告，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名前列的城市其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行榜位次上升也较快，如上海、广州、深圳、旧金山等城市。可以预见，未来全球金融资源分布格局以及金融资源配置话语权极有可能会重新分配。

（二）传统金融机构VS新兴金融机构

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市场将发生新变化。为应对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金融机构使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互联网技术重塑业务流程、创新产品服务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已经形成共识。根据麦肯锡于2020年4月发布的《数字化时代的公司银行——破茧成蝶，制胜转型下半场》报告，数字化已经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然而，在实践中，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也面临传统企业文化、企业组织框架、复合人才储备、意识能力准备、技术创新应用等多个方面挑战。在传统金融机构面临数字化转型关口的同时，各类科技金融机构、金融科技机构、金融技术机构、虚拟金融机构、开放金融机构、平台金融机构等新兴金融机构正在加速涌现，并不断创新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金融资源配置市场中的明星机构。可以预见，传统金融机构的衰亡与重生，新兴金融机构的孕育与壮大，将深刻影响未来的金融资源配置市场。

（三）传统金融监管VS金融开放创新

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环境将发生新变化。新一轮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变化正推动金融发展进入新一轮开放创新期，同时也倒逼传统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根据德勤公司于2020年4月发布的《制胜数字化——金融机构应对数字化转型之九大挑战》报告，过时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已成为当前金融开放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受此影响，传统大型金融机构可能会选择相对保守发展策略，放慢数字化转型步伐;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协同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新生的金融科技企业在关键技术创新和商业应用创新两端也面临合规合法性条文依据的束缚，尚不能得到全面的保護和激励。因此，如何推动金融监管制度适时变革以促进金融开放创新，将直接决定金融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令人欣喜的是，因应时代变革之需，目前世界各国都已经纷纷行动起来主动作为推动金融监管制度变革，全球将迈向政府金融监管改革创新和市场金融开放创新双活跃、双协同的新周期、新时代。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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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互联网时代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时空效率研究”（GD16YLJ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0-07-09

作者简介：覃    剑（1985-），男，广西东兰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