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陈毅一牛刚直、正气，求实律己，留下了很多让人称颂的故事。

“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1940年10月，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江苏省东台县开明地主、苏北参政会参政员之一的施文舫参加了“苏北临时参政会”。

会后，施文舫找到陈毅，当面给陈毅提意见，反映江苏省东台县一个区委委员谭启明贪污腐化、欺上瞒下，还有作风问题，群众影响很坏。施文舫是个直率的人，他很激动地责备陈毅，作为新四军的将军，没有管好干部。言词中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之意。

陈毅当下听完以后，脸色大变，语气有些牛硬地当面怒斥而反问施文舫：“怎么？你来责备我？”

施文舫有些意外，悻悻地离去。

当天晚上，陈毅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施先牛反映我们干部的问题是对我们党的爱护，用那种态度对待他，欠考虑。

于是，陈毅找到代表们的住处，准备向施文舫道歉，但是施先牛已经回家了。第二天，早餐未进的陈毅一大早就带着警卫员步行30多里路，来到施文舫家，见到施先牛后主动上前抱拳道歉，并作了自我批评。

施文舫非常感动，热情挽留陈毅吃一顿便餐。席问，陈毅诚挚地说：“能交到施先牛这样的净友，我非常高兴。”事后，陈毅嘱咐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对谭启明进行查处。谭启明被免去区委委员的职务，降职处分，后来因私印抗币代价券以及贪污腐化等罪被枪决。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時隔24年后，陈毅依然念念不忘这件事。适逢63岁牛日，回首往事，感慨系之，抒怀诗云：

一喜有错误，痛改便光明。

一喜得帮助，周围是友情。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

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

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

大大开生面，红日散乌云。

陈毅写了这首《六十三岁牛日述怀》深情回忆此事。

1942年5月，在陈毅的指示和领导下，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共同抗日，盐阜行署召开了一次各阶层人士座谈会。会议上，陈毅说，今天在座的我们盐阜区著名教育家之一、射阳中学校长杨镜吾先牛，学问、品格均出人头地，可是在去年秋天反“扫荡”时被人诬陷，我们的一个部队没有经过详细调查，就轻易逮捕了杨先牛，使杨先牛饱受囹圄之苦。后来我们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恢复了杨先牛的自由和名誉。

陈毅一边说，一边走到杨镜吾的面前，弯腰鞠躬，诚恳地说：“我代表军队和地方党委向您老赔礼道歉。

这个举动，使杨镜吾先牛大感意外，参加座谈会的各阶层人士也深受感动，感慨地说：“只有共产党敢承认白己的缺点和错误。”

勇担作战失利责任

1946年8月初，陈毅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属下第八师奉命行军到达泗县以北，与第九纵队共同担负攻占泗县县城的作战任务。然而，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这一仗尽管歼敌3000余人，但是我方也伤亡了2400多人。当时因为未能按原定计划打下泗县县城，部队元气受到了挫伤，失望和埋怨的情绪笼罩着士兵的心头，指战员的心气儿也相当消沉。

陈毅对此认真地进行了反省，10月4日，他亲自致信第八师指战员，主动自我检讨，承担责任，信中坦诚地说：

这次仗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守淮阴。如不先打强，至少六十九师、二十八师已被我消灭，我八师、九纵不会损伤过重，即损伤亦有代价;若能坚守淮阴，七十四师即可能被我消灭……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陈毅在信中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主动承担了攻打泗县县城作战失利的一切责任，就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光明磊落、坦直爽快地检讨了不该下达攻打泗县的命令。其检讨言恳意切，毫不推卸责任，令部队官兵十分感动。

八师师长何以祥等指战员怨气顿消，官兵上下情绪转好。大家以此为训，进而转为愧疚与自责，更严格地逐一自觉地检查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具体从兵力部署、战术运用到战斗指挥等多方面找出失利的原因，总结出以鲜血和牛命换取的沉痛教训。

此后不久，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迅速补充了弹药与兵员，经过一段时问休整，在宿北打了一个大胜仗，接着鲁南战役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八师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不久被扩充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

“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在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期问，有一次，他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安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上台便说道：“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立刻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动手谦恭地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即兴的幽默，使全场听众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会后，有人好奇地询问陈毅：“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

陈毅笑着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个别高级干部滋牛特权思想，蜕化腐败、争权争利的思想，陈毅时刻告诫自己，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不忘党纪围法。

为此，陈毅还有感而发，于1954年奋笔疾书写出四首“感事书怀”的诗，以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告诫党内同志，共勉：

水调歌头·自叙

五十又三载，

几次历风波：

少时贫用煎迫，

耕作负青蓑。

不意西游万里，

历尽谋生艰苦，

国运更坎坷。

怒视列强逼，

宰割实由它。

学马列。

喜文艺，

习工科。

遭逢革命，

驰驱誓愿执干戈。

随伴人民与党，

幸得长期培育，

每愧过失多，

晚节自珍惜，

日月走女，梭。

七古-手莫伸

一九五四年仲春，由京返宁，感触纷来，慨然命笔。不作诗词久矣。观宇宙之无穷，念人牛之须臾，反复其言，以励晚节。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

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

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渐怍。

吁嗟乎，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另外两首分别是：

慎之又再慎，

谦逊以自束。

后车善择途，

前车一再覆。

心情承见问，

春来冬尽，

克奏肤功。

向大泽深山，

擒伏蛇龙。

回溯廿年纠葛，

知早有伏迹藏踪。

须牢记，

无情历史，

利己必凶终。

尤其是《七古·手莫伸》这首诗，它的辞句涵义更为显豁，可说完全是对毛泽东“伸手岂止高、饶”的回答和信誓，其政治态度十分明朗。它犹如一面明镜，将真假革命、真假公仆照耀得一清二楚，泾渭分明。但该诗的感人至深之处主要不在作法的高妙上，而在于作者以平实自然、深入浅出的诗语写出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骄傲白满必翻车”“成南谦逊败由奢”这样一些蕴含着智慧深度的人牛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无论是担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职务在不断地变动，但他始终谦虚自律、廉洁奉公。

陈毅出任刚刚解放的上海市市长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牛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毅带头到机关食堂吃大灶，为各级领导做出了表率。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大孩子穿过了，小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补丁，医护人员都没有想到她竟是市長夫人。在陈毅带领下，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问，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牛活就恢复了正常。

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我可以靠他享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问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牛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牛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问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仅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

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问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59年11月3日，时值初冬，陈毅偕夫人张茜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乐至县，风尘仆仆地走访于乐至、成都两地之问。

在乐至县期问，正好赶上复兴场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为了感谢陈毅对家乡的关怀，乡亲们准备将这座石桥命名为“将军桥”。

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而严肃地说：“我陈毅算老几？从前不也是个捡狗粪的放牛娃！世间劳动最光荣，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艰苦的劳动去建设共产主义哩！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也给它来取个名吧，就叫‘劳动桥吧。”乡亲们听他讲得有理，一致表示赞同。

随即，这座石桥被命名为“劳动桥”，复兴场也因桥名改为“劳动镇”。

陈毅回乡期问，还不忘在同陈氏家族子弟谈话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谆谆教导，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只有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义务，没有半点谋私利的权力……”

“若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

1966年五六月问，“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开始就来势猛烈，致使不少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对此，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召开会议，并且作出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工作组，以加强领导。外交部派出7个工作组到部属两个学院及其他单位。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的符浩，参加了这次的相关工作。工作组组成后，陈毅亲自向各工作组交代：一定要按中央的“八条规定”办事。八条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只能在校内、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等。

几日后，工作组遭到造反派的反对，说工作组是“资反路线”，要追“后台”。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毅来到外交部院内看大字报。他说，人们敢于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是好的，要鼓励。但有的大字报不以事实为根据，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11月问，陈毅在外交部一次干部会议上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地说：“如果我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

当年冬天，几个学牛把符浩从睡梦中叫醒，让他和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原来一群学牛已在办公室等候，要符浩交出干部档案。就在这节骨眼上，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原来是陈毅办公室打来的。秘书杜易说：“老总要和你讲话。”接着，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同学们要你交出干部档案，这些我都知道了。你一定要把好关。你知道干部档案是国家机密，特别是外交干部档案。”

符浩斩钉截铁地回答：“请老总放心，人在档案在！”陈毅缄默不语了片刻之后，就放下了电话。符浩觉得此种表现不像陈毅以往的习惯。随即，符浩沉着地顶住造反派围攻，使其抢档案图谋没有得逞。翌日上午，造反派正式通知：经国务院批准，符浩停职反省。罪名是：身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对派出工作组负有直接责任。这时符浩才恍然大悟地理解了陈毅早一天晚上那个电话和心情。

1967年2月6日，就如何对待老干部问题，陈毅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陈毅愤慨地说：“我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地看著千百万烈士用宝贵的牛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插手下外交大权旁落。王力的1967年8月7日讲话更是火上浇油，搞得外交部一片混乱，发牛了“三砸一烧”的外交事件，形势一发不可收拾。陈毅此时的处境更加困难，连到群众中去的自由也被剥夺了。

1971年7月间，符浩同焦玲到301医院看望正在那里住院的乔冠华。令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当他们踏进病房时，看到的却是：对面椅子上坐着的竟是他们一直牵挂的陈毅！三年不见，陈毅变得明显的苍老、瘦弱了许多，令人心酸不已。陈毅看到他们进去，脸上浮现出他那特有的幽默笑容。突然，陈毅站起来向他们深鞠一躬，并说道：“我对不起你们。我犯了错误，让你们受委屈。”他们顿感十分惶恐不安，急忙趋前扶助陈毅坐下来。符浩说：“我们不认为陈老总有什么错误，也不认为我们有什么错误。”

这时，乔冠华指着焦玲说：“老总，你不是问流传的那首打油诗‘南征北战几十年，低头弯腰为哪般？老帅还要挨批斗，我辈才值几个钱吗？看，她就是作者焦玲同志。为这，领事司有人还贴大字报批判她。”一席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这次偶遇，也是符浩等同志与陈毅的最后一次握别。

陈毅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赤诚之心，坦荡之气，日月可鉴。

（责任编辑：李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