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汪曾祺强调的“人道主义”，其实是以“五四”的妇女儿童观，返观新文化深恶痛绝的“桐城谬种”之祖——归有光的文字与精神。这种观点，对于“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思路，是一种反拨，而对于旧式文人的淑世情怀，则是一种肯定

回顾自己“怎样写起小说来的”，汪曾祺首先想起的便是国文老师高北溟：“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字。他的为人、学问和教学的方法也就像我的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当然不尽相同，有些地方是虚构的。在他手里，我读过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归有光的《项脊轩记》《先妣事略》。”（《两栖杂述》，1982）

《徙》里描写高北溟教授国文，很细，把他自选教材的篇目都列了出来，并且强调他“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汪曾祺还在小说里总结道：“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由高北溟又引出了归有光：“归有光是明代的大古文家。他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顾炎武、姚鼐和他的对头，被他斥为‘庸妄臣子的王士桢都很佩服他。姚鼐说他能于不紧要之题，说不紧要之语，却自风致绝然。并说这种境界非于司马迁的文章深有体会的是不能理解的。顾炎武说他最善于写妇女和小孩的情态，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