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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OFDI风险影响研究

2020-09-09陈和柴虎虎

对外经贸 2020年8期
关键词:友好城市一带一路

陈和 柴虎虎

[摘 要]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外交关系视角,从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程度和友好城市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度越高,“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OFDI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此外,东道国是否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有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在设有友好城市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风险降低作用更明显。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外交伙伴关系;友好城市

[中图分类号] F276;F125.1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08-0027-04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8, uses the PSM-DID method, researching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risk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imacy of bilateral diplomatic partnerships and twin c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intimacy of bilateral diplomatic partnership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reduction of OFDI risk for enterpris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ddition, distinguish whether the host count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establishes twin c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reducing the risk of companies investing in host countries with twin Citi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DI Risks; Diplomatic Partnership; Twin Cities

一、引言和文獻综述

伴随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研究方面,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郭建宏(2017)认为受投资国客观外部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影响,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面临较大风险。在对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对外投资二者关系进行研究时,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认为良好的双边外交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郭烨和许陈生(2016)基于“一带一路”研究表明双边高层会晤会显著增加中国OFDI。杨连星和刘晓光(2016)在双边高层互访、政治冲突与双边投资协定方面探讨了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利于降低东道国制度差异引起的潜在障碍,进而有利于增强企业境外投资合法性和成效。

多数文献在研究“一带一路”与双边政治关系时从宏观层面的FDI和OFDI角度出发,鲜少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研究。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使用了更为科学的PSM-DID方法,探讨了双边外交关系与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关系。外交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往往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和支持者。首先从中央政府层面的外交关系角度出发论证政治关系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影响,进而再从地方政府层面是否建立友好城市角度验证二者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度越高,“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

假设二: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友好城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降低程度更明显。

二、数据与模型设计

使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Wind金融数据终端和国泰安数据库,并对研究期间退市企业和2015年后上市的企业做删除处理。对外投资企业的识别使用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本文参考陈虹和杨成玉(2015)做法,考察了A股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情况。同时借鉴孙楚仁和张楠(2017)、孙焱林和覃飞(2018)将2014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政策发生年。

(一)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参考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做法,采用上市公司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的波动衡量企业风险水平。并用行业平均值方法对ROA进行处理,公式如下:

并利用调整后的ROA,测算了四年期内企业风险水平,公式如下:

2. 解释变量

(1)双边外交关系层次的识别

根据外交部公布的联合声明文件中与中国外交伙伴关系对东道国区分了外交伙伴关系层次,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国样本量分为外交关系相对亲密和外交关系一般。其中将战略伙伴以上的设置为外交关系相对亲密,战略伙伴及以下设置为外交关系一般,以此进行双边外交关系虚拟变量的设置(如表1所示)。

(2)双边是否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识别

根据企业投资目的国与中国是否缔结友好城市将样本分为友好城市和非友好城市国家,

3. 控制变量

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成长性(gsales),采用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绩效(profit),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资金状况(captial),采用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现金流状况(cash),采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杆杠率(leverage),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所有者权益占比(equity),采用所有者权益与总资产比值来表示;企业年龄(age),采用企业成立年份与2018年的差值取对数来衡量。

(二)模型设计

1. 倾向得分匹配

使用倾向得分值匹配方法,根据企业投资目的国是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样本企业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将投资目的国包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设置为实验组,否则为控制组。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如下匹配变量:资金状况(captial)、企业绩效(profit)、所有者权益占比(equity)、杆杠率(leverage)、企业成长性(gsales)、企业年龄(age)、现金流状况(cash)。使用最近邻匹配1:3匹配比例的匹配方法,并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匹配后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10%,说明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变小,匹配变量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偏差。同时t检验相伴概率大于10%,即不能拒绝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从图1给出的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可以看出,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值基本相似。平衡性检验结果和核密度函数图均表明本文选取的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是有效的,且匹配结果可靠。

2. 双重差分法

构造一个二元虚拟变量 ={0,1}和时间虚擬变量 Ti={0,1}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其中=1即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验组企业,否则为未参与倡议的控制组企业,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年份2014设置时间虚拟变量,2014年及以后年份 取值为1,否则为0,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分别表示政策和时间的二元虚拟变量,表示双边外交关系虚拟变量,表示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程度,表示中国是否与东道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表示变量、、的三重交互项,其系数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使用混合OLS法估计的面板双重差分模型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进行估计。表3报告了基于PSM处理的双重差分后“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影响,如表3所示,前两列为东道国不同外交伙伴关系结果,后两列为东道国区分友好城市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1.第一列系数分别为-0.1291,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二列系数为-0.0687,但不显著。因此在区分东道国外交伙伴关系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到双边外交关系亲密的国家投资的风险降低程度更明显,而对于到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一般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降低作用较小且不显著,这一结论符合本文的假设一。2.第三列系数为-0.1181,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四列系数为-0.0879,但不显著,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到设有友好城市的沿线国投资的企业的风险降低作用更明显,这一结论符合假设二。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度越高,“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第二,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友好城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降低程度更明显。以上两个结论符合两个假设。

根据上述实证回归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的外交伙伴关系,双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尤其是通过加强高层互访以保持积极良性对话,签订更多行之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可参照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加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自贸试验区谈判,逐步减少双边和多边贸易壁垒,让“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典范。

第二,基于地方政府往来层面,应积极鼓励地方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方政府进一步增设友好城市,加强地方城市间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在友好城市框架下双边合作推出更多制度安排以弱化与东道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从而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蒋冠宏, 蒋殿春.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出口效应”[J]. 经济研究, 2014(5): 160-173.

[2] 郭建宏. 中国的境外投资风险及对策建议[J]. 国际商务研究, 2017 (1): 75-84.

[3] 郭烨, 许陈生. 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2): 26-36.

[4] 杨连星, 刘晓光, 张杰. 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1).

[5] 陈虹, 杨成玉.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0): 4-13.

[6] 毛其淋, 许家云. 政府补贴、异质性和企业风险承担[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4):  1533-1562.

[7] 孙楚仁, 张楠, 刘雅莹.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2), 83-96.

[8] 孙焱林, 覃飞. “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吗[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8): 66-79.

(责任编辑:郭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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