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

近些年，针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攻击性评论中，“举国体制”一词常被一些美国媒体拿来作为攻击点。然而，美国二战后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恰恰来自于自身的“举国体制”。

1957年，苏联先后将“伴侣号”等两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标志着苏联当时的航天技术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经超越美国。在这个事件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改组其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

“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这种军民融合的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纳入了“国家安全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

虽然相对分散，但美国通过DARPA等政府机构，在创新领域实施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主要具有四项基本功能：第一，投入针对性资源，将政府的资助集中于推动技术专家去克服技术创新中的某些关键性障碍；第二，经纪活动，即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及需要解决他们有关想法和技术问题的人们提供联系的活动，并为各种不同的相关科研方案提供资助；第三，开放窗口，政府科研管理机构最重要和最大的开放窗口，是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进行组织，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小企业与大学或政府实验室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