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义俊

(常熟理工学院 体育部，江苏 常熟 215500)

韩国足球在亚洲足球历史格局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最先晋级世界杯、最早实行职业化、世界杯晋级次数最多、在世界杯创造过最好成绩的亚洲足球强国，韩国在诸多方面走在亚洲足球发展前列。尽管韩国国内足球市场相对狭小，职业联赛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但韩国足球所拥有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因此下降，相反，韩国足球求新求变，以更加积极和进取的方式转变发展思路，形成了依托欧洲顶级联赛培养国际级球星的外向型足球发展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足坛声名鹊起的车范根，到20世纪初在荷兰成名再转投英超的朴智星，再到如今在英超联赛和欧冠联赛中大放异彩的孙兴慜，韩国足球正是依靠这些代际传承的国际顶尖球员向世界足球强国发起了挑战。尽管2018年世界杯小组未出线，但韩国队仍然2∶0击败卫冕冠军德国队，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而这与韩国顶级球员在欧洲的磨砺及对欧洲足球的深入理解密不可分，可以说，韩国足球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欧洲足球的接轨。韩国足球这种外向型人才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与韩国历史、政治、文化、教育及体育的特点密不可分的。据此，基于历史发展视角，笔者将对韩国足球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脉络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其足球转型经验，从中获得有益于我国足球发展的战略启示。

1 韩国足球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脉络

1.1 反日载体：日本占领时期的足球发展方式(二战以前)

19世纪70年代，朝鲜正值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期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启对外扩张战略，“征韩论”在日本国内发酵，1875年日本“云扬”号等3艘军舰先后骚扰朝鲜釜山、江华岛一带从而酝酿“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叩开了朝鲜门户。公元1882年，一艘名为“FLYING FISH”的英国军舰停靠在仁川港，英国士兵初次向朝鲜展示了现代足球运动。1893年初，汉城英语学校成为唯一开设足球课的学校，当时的英国教练首次将足球课引入学校课程体系，1896年英语学校举办了近代朝鲜历史上首届名为“花柳会”的运动会，当时足球运动首次作为表演项目出现在校运动会上，这为现代足球进入朝鲜学校做好了历史铺垫。英语学校的毕业生逐渐将足球运动在朝鲜各地传播开来。1904年，国立外国语大学正式确立了足球运动作为朝鲜现代体育项目的地位，这标志着足球被正式纳入朝鲜学校课程[1]。1906年，朝鲜历史上首场正式比赛在大韩体育俱乐部同黄城基督青年会之间进行。正当足球发展步入正轨时，朝鲜于1905年被迫与日本缔结了“乙巳保护条约”，从此丧失了独立外交权，1910年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对朝鲜社会施行文化同化政策，包括棒球、足球在内的体育项目作为文化统治工具在朝鲜国内推行。而以足球为典型代表的体育组织恰好被不少朝鲜爱国人士利用，通过组织足球比赛等方式集结大众进行反日活动，同时磨砺青年意志并强健其体魄[2]。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反日活动中，朝鲜民众形成了强烈的文化抗争意识，足球被朝鲜社会视为反抗日本的重要组织和文化载体，这种民族抗争所建立的足球精神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固化成为了韩国人的思维常态，并对后期的韩国足球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历史影响。该时期朝鲜足球以反日为重要使命，典型事件便是朝鲜通过对日比赛和组建足协方式对抗日本，如1926年，朝鲜足球队远赴日本，8场比赛取得5胜3平；1928年，崇实中学队在全日本中学足球锦标赛上又荣获冠军，为朝鲜足球赢得了尊严。此后朝鲜总督府推行所谓“文化政治”，允许建立社会团体。在此背景下，1933年朝鲜足球协会成立，让朝鲜拥有了正式的全国性足球组织，由此足球运动走向社会化、组织化和规范化。1935年京城足球队代表朝鲜参加了第一届全日本足球锦标赛，勇夺桂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殖民地加强社会控制，掠夺战争资源，1942年“朝鲜足球协会”被迫解散，足球事业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总体而言，该阶段的朝鲜足球作为日本占领区的文化活动，尽管受到日本政治军事的打压，但凭借朝鲜顽强不屈的独立民族性格，足球运动特有的对抗性和文化性被朝鲜社会深度挖掘，并融入到了反殖民、反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韩国足球从历史磨难中汲取了异常坚韧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血脉。

1.2 国家工具：独裁统治时期的足球发展方式(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1945年日本投降，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由苏联和美国军方接收。1948年9月朝鲜半岛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年8月南半部建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出任首届总统。韩国足协以“大韩足球协会”的名义在国际足联注册，并组建国家队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足球赛，首次参赛的韩国队尽管没能创造奇迹，但仍然击败了墨西哥队，展现出了一定的竞争力。随后，韩国足球队参加了1954年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对手正是前殖民统治者日本。李承晚政府深知韩国与日本比赛的重要性，其不仅关系国家尊严，更关乎民族团结及当时政府的威信。李承晚下了“要么去赢,要么甭去”的命令，最终韩国队一胜一平淘汰日本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尽管世界杯正赛成绩不如人意，但随后韩国在亚洲范围内通过一系列的骄人战绩迅速确立了自己亚洲足球强国的地位。1956年和1960年韩国蝉联了亚洲杯足球赛冠军，1959年和1960年则蝉联了亚洲青少年足球赛冠军。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此后长期执政。军人出身的朴正熙推行强硬的独裁统治，但却将韩国引入了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轨道。朴正熙的强硬执政手段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该时期，朴正熙政府将足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国家足球发展俨然成为国家政治工具，韩国足球队类似于一支军事部队，代表国家荣誉，信奉国家利益至上，忽视个体利益。1971年政府组织了“朴氏杯 (也叫朴总统杯)”国际足球比赛，1972年还促成了一年一度的韩日两国足球对抗赛。

总体而言，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足球在国际大赛中表现平平(反倒是朝鲜队在1966年世界杯晋级八强)，但该阶段高速发展的经济状况为韩国足球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诸如浦项制铁、现代汽车等韩国工业巨头迅速成长，成为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领头羊。这些实体企业的壮大为日后韩国职业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同时这些实体经济大大提升了韩国的综合国力，为日后韩国举办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奠定了基础。

1.3 走向现代：职业化时期的足球发展方式(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全斗焕依靠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于1980年出任总统，为分散社会对其政治的注意力，其积极扶持体育、电影、娱乐等事业。1982年12月31日韩国颁布《国民体育振兴法》，为韩国大众投身体育活动赋予了法律保障。1985 年，为更好地贯彻国民体育振兴政策的理念，韩国行政组织推出了“生活体育”概念，促进国民形成积极的体育生活方式[3]。由此，韩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众体育热潮，为韩国国民的足球社会化参与和普及奠定了基础。在国际上，为提高韩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韩国政府奉行“和平统一外交政策”，体育文化外交成为其重要的外交战略，1981年韩国获得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权。随后，韩国政府加大了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投入、管理、支持力度。1982年韩国成立了中央政府机关体育部负责一切体育事务，其中重要任务是筹办亚运、奥运两大赛事。另外，韩国政府出台了大学生高水平运动员奖学金、学费减免、提供食宿、优先就业、比赛奖励等一系列激励措施，为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4]。在此背景下，韩国高校高水平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力度显著增强。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韩国足球比赛无论是场地质量还是观众人数都严重下滑，加之韩国队冲击世界杯连续失利。1982 年亚运会足球赛上，韩国队更是在小组赛上分别被伊朗队和日本队击败，这极大刺激了韩国社会上下的神经，韩国足球的改革呼声日渐强烈[5]。

足球作为寄托韩国国民情感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体育项目，上至总统下至贫民无不关注。全斗焕甚至被称为“足球总统”，经常前往球场观看足球比赛，并在大赛期间亲自打电话勉励球队。正是得益于其积极推动，韩国足球于1983年走上了职业化道路。然而，韩国足球职业化并非一日之功。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年轻有为的改革激进人士进入韩国足协，大力倡导足球改革，以求尽快提高韩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当确立职业化目标后，足协4次派员赴德国考察，还多次邀请德国足球专家来韩讲学，在借鉴了德国经验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之后，经过3年的筹备，于1983年正式推出了足球职业联赛[6]。1983年职业联赛诞生年也被命名为“韩国足球振兴之年”。职业化背景下，韩国足球的人才交流机制更为活跃，以车范根为代表的韩国杰出足球运动员相继走出国门，登上欧洲五大联赛平台，同时高水平教练员和外援引进也提升了韩国职业联赛的水平。尽管联赛一开始规模较小，最初只有5支球队参加，但韩国职业足球稳扎稳打，持续改革推进，为韩国足球乃至亚洲足球职业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总体而言，该阶段成功完成职业化转型的韩国足球在足球人才培育、足球市场化运作方面逐渐现代化，其足球成绩也取得了重要的历史突破。如在国际赛场上，韩国青年队于1983年的墨西哥世青赛一举杀进四强，并由此获得了亚洲“红魔”称号。此后，韩国连续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并获得了多次亚洲冠军。1999年3月韩国功勋球员车范根还获得了20世纪亚洲最佳球员称号。可以说，韩国足球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启了足球强国的崛起之路。

1.4 融入国际：外向型战略导向下的足球发展方式(21世纪以来)

金大中自执政以来，坚持“小而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精简政府机构，缩减公务员编制，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138项原属中央政府的业务和权限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政府体育行政组织也顺应趋势，将此前的3局9科改编为2局7科，将依靠政府财政发展的竞技体育逐渐移交给市场，但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诸多企业体育队伍被迫解散，市场化和社会化成为韩国竞技体育的出路。较为依赖韩国大型企业赞助的职业足球也受到影响，职业足球队面临真正的市场化考验，但韩国足球俱乐部数量有限，同时缺乏深厚的社区基础和文化根基，足球俱乐部系统尚无法独立承担起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重任，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模式尚在不断探索之中。韩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校园足球体系和足球学校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韩国国内足球市场脆弱狭小等弊端显现，俱乐部生存压力加大，整体竞争力不足。然而，依靠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契机，韩国政府大力营造足球氛围，拉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世界杯经济，韩国足球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国家队在韩日世界杯上出人意料地晋级四强，实现了亚洲足球的历史性突破，这极大地激发了韩国全体国民的足球热情，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世界杯为韩国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同时，世界杯上韩国队的优异表现也进一步印证了韩国足球走外向型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当时正是凭借在意甲佩鲁贾俱乐部效力的安贞焕的出色发挥淘汰了夺冠热门意大利队，这充分体现了海外球星对于提升国家队实力的重要性。凭借世界杯的巨大影响，韩国高水平足球运动员逐渐获得了欧洲主流联赛俱乐部的关注，韩国也加大了青少年球员和高水平球员的海外输送力度，这种战略性的球员海外发展模式被称之为“足球技术外包”，即以牺牲部分国内足球市场为代价，将有潜质的足球运动员输送到一流联赛效力，从而换回国家所需的更高水平的足球技术，在这种“市场换技术”思路下，韩国国家队的国际竞争力得以保持，如2010年韩国晋级16强的海外球员数量达到了10人，分别分布在英超(2人)、德甲(2人)、法甲(1人)、俄超(1人)、J联赛(李2人)、苏超(1人)、中超(1人)[7]。而在当前，以孙兴慜、寄诚庸(效力于英超)为核心的韩国海外球员更是在欧洲主流联赛中成为球队主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虽然韩国未能小组出线，但首次击败前世界杯冠军德国队仍然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激励作用，也充分证明了韩国足球具备与欧洲主流足球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这种抗衡能力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向型战略推动下韩国足球所产生的国际适应性。

总体而言，通过外向型战略融入国际成为该阶段韩国足球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其通过系统的海外人才输送战略，形成了广泛分布的海外人才“兵团优势”；通过举办世界杯试图巩固和彰显其亚洲足球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世界杯中击败顶级强国，不断扮演着“巨人”杀手的特殊角色。可以说，韩国足球通过这种形象展示不仅试图继续确立其在亚洲的强者姿态，也在向世界传递着韩国足球不甘落后、永不服输的精神意志，表达着韩国足球跻身于世界足球强国的利益诉求。

2 韩国足球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经验分析

2.1 人才经验特征：多部门合作下形成了完善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

发展全民足球是韩国足球长盛不衰的重要保障，在强大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支撑下，韩国足球才有走向世界的资本，才具有足球外向型人才发展战略的根基和底气，才能为其足球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动力。当前，韩国形成了由校园足球培养、职业足球俱乐部培养和足球学校培养三位一体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图1)[8]。在学校足球体系中，韩国形成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四级人才培养体系，每一个层级都有自己的足球联盟，各个联盟都有完善的训练与竞赛体系。这种校园足球体系构成了韩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主体。第二个层面是韩国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体系。该系统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建设，承担着扩大足球人口的任务。第三个层面是足球学校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为学校足球服务，另一方面为足球苗子提供更专业、更系统的技术服务。此外，韩国的MBC梦之树足球财团的幼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也是一种很独特的培养系统，每年定期选派部分有潜力的幼少年球员到国外深造[9]。

图1 韩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示意图

多部门共同参与协调配合是韩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机制得以推进的重要组织制度动力。尤其在韩国校园足球推进过程中，韩国足协作为主要负责部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对韩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整体规划，包括各级学校足球联盟的运作、组织各级学校的足球联赛、派遣优秀青少年进行海外研修、开展足球特色项目等事宜。如在青少年足球发展政策制定上，韩国足协在2013年底推出了《展望2033》足球发展企划，制订了 20年的发展目标，其包括三大核心价值(梦想、享受、分享)和五大促进目标(提升竞争力、人才培育、制度改革、扩大足球产业、建设新的文化)，致力于将足球打造成青少年日常体育活动品牌，并在财政上给予青少年联赛重要支持[10]。又如在青少年足球特色项目规划上，韩国足协于 2014年推出了“黄金年龄”(Golden Age)特色训练项目，主要针对11到15岁的注册球员的优势和不足进行设计，在借鉴足球强国训练经验的基础上，每年选拔1 500名球员进行系统培训，逐次淘汰，形成最后的精英后备军。在海外研修上，在韩国足协主导下，联合俱乐部将特定年龄阶段的优秀小球员有组织、成系统地输送至国外优秀俱乐部进行深造或短训[11]。在足球教练员培养上，韩国足协技术教育局采用资格证管理制度，引进了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高级教练培养程序”，定期举行考核和培训，极大提升了韩国校园足球队的执教水准。

另外，韩国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等部门在政策上也为校园足球开展提供各种支持，如这些政府部门和韩国职业足球联盟合作向学校提供训练资料和现场指导，联合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制定体育课程指导方案，为学校提供幼儿和小学足球指导教材，鼓励运动员进学校提供体育教育服务，为小学生提供现场观赛机会。同时，在校园足球竞赛制度和政策制定层面，韩国足协和教育部通力合作，联合部署，并由足协负责组织实施，最终形成了贯穿各个年龄段和学校层次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校园足球队年均参赛数量达 40 场。为加大学校足球运动员文化学习力度，满足比赛对运动员知识水平的高标准、高要求和正确理解比赛的需要，韩国足协和韩国教育部还联合宣布，将2016年作为“培养有知识的足球运动员元年”，出台了强化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政策。此外，职业足球俱乐部同样支持校园足球发展，并将相应的校队作为其下属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如浦项制铁高中足球队就是浦项制铁足球俱乐部下属的青少年球队。总体而论，韩国形成了政府、足协、企业、职业队、媒体等社会各界协同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的格局，健全了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形成了助推校园足球发展的强大社会动力机制。

2.2 文化经验特征：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形成了强大的足球能量

韩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其民族意识中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这和韩国特殊的地理形态、位置和民族历史密切相关。韩国国土面积狭小，是一个多山多丘陵的国家，可谓生存环境恶劣，更为不利的是韩国被大国包围，处于日本、中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包夹之中”，自古以来屡遭侵略，韩国人曾将自己比喻为“就像鲸鱼群中的小虾一样”在“夹缝中求生存”，它古代是中国藩属国，近代沦为日本殖民地，现代又被美、苏瓜分分裂。因此在民族意识中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并带有一定的历史悲情主义，也形成了一种戒备心理和强烈的排外性。自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起，韩国在“民族自立”精神指引下奉行“经济第一、经济兴国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而后在短短的30年间创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率先崛起。但当今韩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影响力有限，韩国政治家们甚至认为太平洋的安全秩序正在分化成美、日、澳三国的海洋势力和中、俄两国为主的大陆势力，韩国显得比以前更加弱小[12]。这种忧患意识，促使韩国丝毫不敢放缓发展步伐，同时也急需通过各种国际交流平台展现韩国的国际存在感，展现韩国的民族战斗力。

韩国足球一直以来便不是一项普通的体育运动，在被日本占领时代，韩国足球便与民族独立和解放融合在一起。二战以后的韩国足球便以通过战胜日本的方式首次晋级世界杯，从而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振奋。足球早已被韩国人视为和平时期的民族解放战争，特别是和日本足球的对抗被寄托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崛起诉求。韩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对抗是全方位的，在日本足球飞速发展的条件下，韩国足球绝不甘心充当落后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足球致力于全方位的改革，日本足球在职业联赛改革、足球普及、高水平外教引进、球员技术提升、战术风格形成以及旅欧球员数量和质量等层面已经今非昔比，这对韩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韩国足球也致力于强有力的改革，通过强化后备人才培养、改革K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提升海外球员的输出力度等，构建外向型的足球发展战略，这种足球发展方式的转变几乎不输于同期的日本足球改革。可以说，韩国在足球发展中同日本形成了胶着的竞争关系。其中韩日世界杯的举办便是韩日足球发展战略竞争的一大体现。最先是日本提出举办2002年世界杯且意欲独立承办，但韩国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和有力的公关措施实现了“韩日联办”，可以说，韩国足球在心理上绝不允许日本足球在亚洲一家独大，尤其是独享世界杯给国家经济、国民精神以及足球发展带来的战略性推动[13]。因此，失去世界杯举办权这种战略契机并目送日本足球超越自己根本无法得到韩国社会的接受。

另外，在竞赛层面上，韩国国家队对日本国家队具有强烈的胜利欲望，其中韩日世界杯中韩国晋级四强压制了日本的十六强成绩，2012年伦敦奥运会韩国队更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日本获得铜牌，这被视为韩国足球对日本足球的巨大精神胜利，并激起了韩国社会广泛的民族热情。韩国作为一个等级意识和家长意识浓厚的国家，社会具有保守排外性，尤其是在足球发展方面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在整个20世纪韩国国家队始终使用本土教练，直到2002年世界杯前，才聘用了荷兰教练希丁克。这种心理上的转型也帮助韩国足球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升了韩国足球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为对抗日本足球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持。但逐渐开放的韩国足球并非意味着这种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弱化，而是韩国足球立足长远，面向未来，汲取世界足球先进经验从而进一步提升其世界竞争力的思路转变。可以说，已经融入韩国民族血脉的这种文化动力机制不断推动着韩国足球的时代前行，而大韩民族的文化心态也逐渐在韩国足球风格中逐代相传，坚韧的意志、顽强的作风、凶狠的逼抢、跑不死的体能，不断传递和诠释着韩国足球的精神血脉与内涵。正如，前甲A球队延边队主教练崔殷泽认为，韩国球员把足球当成是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14]。可以说，足球对韩国人而言早已上升到彰显民族自信、表达民族情感、传递爱国精神的高度，韩国足球永不服输的钢铁意志和刚烈的民族性格早已成为其足球文化的鲜明标签。

2.3 体制经验特征：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足球改革为其足球发展转型奠定了基础

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加速了韩国军人统治的终结和民主政治的到来。1987年第六共和国宪法的确立标志着韩国建立了比较充分的民主宪政体制，韩国政治制度民主化时代正式开启。在民主化时代，韩国足球改革不断突破此前集权化时代的运作方式。首先是韩国足球管理体制改革逐渐走向分权。在民主化改革之前，韩国足球管理体制主要沿袭着韩国竞技体育政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后，韩国将竞技体育发展缓慢归因于缺乏统一的竞技体育领导，学校体育委员会、韩国奥委会、大韩体育会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因此韩国在此后不断强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完善投入机制，如1966年开始筹建致力于高水平运动员集中封闭培养的泰陵训练基地，1972年实行体育特长生免试上大学，1974年实行运动员终身年薪制，1976年成立体育专门学校和韩国体育大学，1982年成立国家体育部，1984年整合海、陆、空三军体育队伍，成立国军体育部队，一系列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都强调国家对竞技体育资源的整合。

随着民主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韩国足球依靠这种政府投入的管理体制逐渐失去发展动力。因此，1983年以后韩国足球致力于职业化改革，但起初的韩国足球职业化尚不成熟，在管理体制上仍然强调韩国足协的包办作用，这种管办合一的职业足球运作模式始终制约着韩国足球的职业化成长。为改变这一弊端，1994年韩国足协果断成立职业足球联盟，负责韩国职业足球联赛的专门运营，韩国职业联赛也由“超级联赛”改名为“K联赛”，各俱乐部拥有了更加独立的商业运营权，同时为推进足球俱乐部独立性的品牌文化构建，韩国足球俱乐部加快了“去企业化”进程，统一将俱乐部的名称更改为“俱乐部地名+吉祥物名称”，推动俱乐部向自负盈亏的实体经济迈进。21世纪以来，韩国足球改革继续推进，如为打击赌球假球行为，韩国司法系统强势介入了足球治理系统，同时废除了韩国联赛杯等含金量不高的鸡肋赛事。而为进一步增强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性，韩国职业联赛自2013年起再次大力改革，如K联赛在赛制上实行常规赛和季后赛的模式，其中常规赛前八球队进行小联赛为争冠组，后八球队进行小联赛为降级组。然后争冠组前三进军亚冠，降级组后三(暂定)2013年降入下一级，首次引入升降级制度的韩国职业联赛在联赛观赏性和竞争性上获得了显著提升。在联赛的级别上，在2013年K联赛30周年之际，联赛被分为K1联赛和K2联赛，原先的“K2联赛”变为K联赛的3级联赛，而原先的“K3联赛”挑战者联赛变为K联赛的4级联赛，由此形成了“K超、K甲、K乙、K丙”四级联赛体系。尽管当前韩国职业联赛在外援引进和市场价值上还不能与中超联赛相比，但韩国足球俱乐部的竞技实力仍然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以亚洲足球冠军联赛为例，韩国足球俱乐部在2002年以来的16届赛事中五次夺冠，为各国之首。

以韩国足球职业联赛为平台，从学校足球系统走出的青年球员经过职业联赛的历练不断获得输送到国外联赛发展的机会。韩国足球外向型发展战略主要着眼于追赶世界一流足球水平，除了韩国职业联赛提供的基础性交流平台外，韩国足协还致力于足球正面形象的构建与对外宣传，尤其强调韩国球员的精神塑造和输出。韩国足协教育团队主管金宗尹表示：足球运动的积极形象是韩国足球的生命线，当前韩国足协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维护、提升足球形象和扩大足球影响力去开展。足球明星不仅要球技精湛，还必须有优良的品德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韩国足球界对每一位足球运动员的要求，也是韩国民众对足球明星的印象。因此，韩国职业球员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均较高。韩国足协正是利用世界杯、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运动员激励和形象构建影响和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深入发展。如2002年世界杯以后，韩国足协出资或提请政府修建了近2 000个公共足球场和1 000多个学校足球场，全国公共足球场的数量从627个增加到2 508个，学校足球场从173个增加到1 604个，足球运动开展和普及的条件大大改善。并且在预算上，韩国足协不断向青少年足球倾斜，从2000年初的10%的青少年投入提升到2011年的15%[15]。韩国足协正是通过将国家精英球员的优秀意志品质代代相传深刻影响后备青少年球员的成长，促使韩国球员继承自律、刻苦、拼搏、顽强、超越自我、服从集体等优秀品质，这种积极奋斗的健康形象帮助韩国球员在国际足坛收获了声誉和认可，为韩国足球外向型发展战略打开了形象之门，最终为韩国球员赢得了更多的海外生存发展空间。

3 韩国足球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启示

3.1 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以职业联赛改革和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为战略契机，构建系统多元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当前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建设需求日渐旺盛，校园足球快速推进，青少年足球普及率逐渐提升，但校内和校外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融合发展格局仍未形成，两者缺乏有效的互动互联机制。应进一步加速足球培训市场标准化建设，打破行业体制机制壁垒，推进足球体教融合战略布局，构建职业足球、校园足球和大众足球之间的衔接合作机制。尤其是要鼓励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地域化、社区化、校园化发展，实现地域融入和地方扎根，同时进一步加速俱乐部的去企业化进程，深化俱乐部青少年后备梯队与校园足球层面的合作共建机制，实现校园足球育人和育才的双重推进。另外在社会层面应引导、扶持、规范社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建设，通过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形式提升社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足球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供给能力，实现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校内外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校园为主、社区辅助、俱乐部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面、多格局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另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推进俱乐部青训体系的国际化建设，不仅吸收国家俱乐部青训体系的优势资源，也要强化与国外青训的联合培养，探索设立中国俱乐部的海外青训代理机构，同时探索建立我国俱乐部青训标准化体系、专业球探系统，构建足球人才识别体系和足球数据库，为我国人才培养的科学化、系统化、国际化发展战略打牢基础。

3.2 加速足球文化体系和外交体系建设

以体育强国战略为引领，加快中国足球文化和外交体系建设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三大球’要搞上去，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其中足球更是处于首位。在国际体育外交常态化背景下，足球运动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体育运动的范畴，其所承载的战略性功能，如外交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逐渐凸显。国家的足球地位、足球形象和足球文化已经成为现代强国的重要形象标识。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被各大强国视为彰显民族自信、提升社会凝聚力、推进社会民主、展现国家形象、融入国际社会、提升外交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基于体育强国战略框架，以中国足球文化体系和外交体系为先导，建设符合国情的足球生态。在文化建设方面，培育扎根生活的足球文化形态，将我国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髓融入其中，形成具有民族底蕴和时代内涵的多元足球文化体系。在外交层面，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提升中国足球官方外交、民间外交的深度和广度，以政治、经济和文化外交为依托带动足球外交的战略性推进。此外，要注重足球人才的文化交流，深入实施足球人才海外培训战略，开辟体育生、足球生海外留学绿色通道，支持拥有语言特长和足球特长的学生进行海外留学，系统学习足球强国的足球文化、知识、思想，及时了解、掌握、追踪先进足球训练方法和理念，助力我国足球事业发展。

3.3 大力发展足球赛事经济

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高度重视大型足球赛事的战略性价值，适时申办世界杯足球赛。足球产业在21世纪具有无限前景，是体育产业中的巨无霸。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背景下，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推进体育产业，但本应成为产业领头羊的足球产业在规模、产值、结构等方面尚未处于最优状态，足球产业的连带效应尚未被充分利用。足球产业发展仍然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型足球竞赛引领，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最高的世界杯还未能落户中国。世界杯具有强大的经济效应，其将为举办国在就业提升、产业拉动、消费刺激、足球普及、基础建设等各个层面带来积极推动，日本、韩国、俄罗斯、卡塔尔等国正是通过世界杯战略加速了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相关产业的升级。21世纪中叶前，中国举办世界杯是大概率事件，尤其是2034年将是我国申办的重要契机。2030年是我国实现《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所提出的“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这一中期目标的重要时间节点，如在该时期成功举办世界杯，对足球强国目标的实现将会是一种巨大的战略性推动。

3.4 深化足球改革与健康中国的战略融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健康中国战略与我国足球改革都是国家战略性工程，前者强调我国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健康产业体系的构建，后者强调我国足球参与人口的提升和健康足球文化的生成。两者的共同点均在于服务国民的身心健康。因此，应进一步整合两大战略的组织资源、制度资源、动力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构建有利于两者间协调推进的融合、互动和补偿机制，发挥两大战略的协作效应、共生效应、互惠效应。如在健康中国实施进程中充分利用足球设施建设、足球活动供给、足球健身培训、足球赛事旅游、足球小镇建设等方式，开辟足球运动助力居民健康提升的多元渠道。同时，通过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培育，提升地方足球自治能力现代化，加速足球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化发展步伐。最终通过两大战略的协同共进，将国民对足球运动的广泛参与融入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之中，寻找足球产业体系与健康产业体系之间的融合区，提升两种产业的融合度。最终实现足球改革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和保障足球科学普及的良性互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