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

冯庸（右四）在北平机场与冯庸大学学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各界人士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极度愤慨，爱国之情喷涌迸发。进步团体立即宣言声讨，各行各业，共起反抗，东北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自发抗日表现，并逐渐形成蓬勃发展的救国形势。

一 工农商学同仇敌忾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义正辞严痛斥日本强盗行径，要求沈阳各级党组织，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动员群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奉天兵工厂和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共党团员秘密组织工人群众，经常到车站、市场散发抗日传单、贴反日标语。日军侵占了奉天兵工厂后，工人拒绝为之生产任何武器、军火，先后有三万多工人自动离厂，其中相当一部分参加了辽西义勇军。1931年9月23日，当长春日军企图北犯时，中东铁路工人机智地将300辆机车及车厢转移它处，使日军无法出动。哈尔滨电业工人，抚顺、鹤岗煤矿的工人，呼海路、吉长路等铁路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反日罢工。磐石、通化、珠河等地农民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日军侵略暴行。市镇商人罢市，市民自觉抵制日货，街市里到处张贴抗日救国标语。

“九一八”事变引起东北教育界强烈反响。许多学校集会讲演、罢课游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这样的事例非常普遍，比如当时沈阳同泽女子中学班主任阎述诗，他创作了歌曲《又一次落去了太阳》，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对日军的仇恨。他还曾把光未然的诗《五月的鲜花》谱曲，在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中传唱，后来流传全国。“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在各大中小学校积极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如在吉林省德惠县，曾任共青团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的董雨航在担任该县北山小学教员时，利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启发学生们的民族意识，培养学生光复祖国的思想。东北地下党吉东特委书李范五以教师身份，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发现和培养了抗日积 极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下，不少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师，投笔从戎，参加到抗日武装队伍。有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骨干，如王光宇、周建华、周树东、陈翰章、张中华、陶净非、姚新一、赵敬夫、冷云、高禹民等人，都在东北抗战中用生命和鲜血铸造了东北抗战不朽的丰碑。

国联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现场调查

二 东北作家群在抗日救国中崛起

国难催生了一群东北爱国作家，他们以作家的敏感，积极揭露日伪的欺骗宣传，坚决反对日本殖民文化。东北籍作家李辉英在“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最早在全国有影响的《北斗》杂志上发表抗日题材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金剑啸、萧红、萧军、舒群、罗烽等人，以哈尔滨为中心，组成北满文学青年群体，在地下党员金剑啸的带领下建剧团、办杂志，积极从事抗日文艺活动。1933年7月，金剑啸等组成名为“星星剧团”的抗日演剧团体，先后排演了《居住二楼的人》《姨娘》《一代不如一代》等剧目，在东北文艺舞台掀起了爱国高潮，这引起日伪统治注意，遭到强行干涉，最后被迫解散。同年8月，东北作家在《大同报》创立《夜哨》副刊，暗示着《夜哨》是日伪统治下的黑暗世界里的抗日斗争前哨阵地。1934年初，在《国际协报》又创立了《文艺》周刊，发表抗日小说以表现沦陷区人民强烈的爱国之情和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东北作家亲身经历了国土沦陷的过程。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暴行，东北人民的呻吟、挣扎，刺痛着这些青年作家的心。他们最初坚持在东北文化领域战斗，后来严峻的现实，无法继续留在东北，纷纷流亡到关内，融入内地进步文艺队伍之中，得到鲁迅等文学前辈的扶持，很快给当时沉闷的中国文艺带来一股新鲜力量，全国文学艺术界出现了一个“反帝文学的高潮”；全国人民更真切地了解了“九一八”，激发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增强了抗日的决心。1933年，萧军和萧红将自己抗日内容的短文和小说集成《跋涉》发表，1934年他们创作完成抗日小说姐妹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骆宾基的长篇作品《边陲线上》，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第七个坑》，孙陵的报告文学《满洲国纪实》等。东北作家群大多发韧于“九一八”事变的抗日救国声浪之中，后来随着东北形势的恶化，东北作家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与左翼进步作家相结合；有的最终又投向延安，服务于八路军的文化事业，这成为东北作家的崛起成熟期，他们的作品都令国人注意，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文坛的重要现象。

三 “九君子”冒死送《真相》

“九一八”事变后，不少爱国志士自发展开了抗日救国的行动。沈阳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与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 、于光元、张韵泠、邵信普等九人被称为爱国“九君子”，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抗日，竭尽全力掩护东北抗日义勇军，并帮助筹备药品和经费。当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事件真相的消息后，他们自发秘密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收集证据，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罪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惊心动魄地秘密奋斗了四十多天，最终，成功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四百多页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及日军一手炮制伪满洲国等内容。文件准备妥当，此时，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格外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九个人毫不犹豫签下了自己名字。签名者之一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还特意为这份材料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真相）字样。1932年4月以英、法、美、德、意五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达中国，调查团所到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防止反日人士接触。九君子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交给了李顿先生，并进行了秘密面谈。这份材料全面、系统、准确地为国联调查团的《国联调查报告书》提供了事实依据，成为东北人民不甘心为亡国奴，反对日本侵略的重要证据。对此日本当局怀恨在心，经过长时间秘密侦查，于1935年10月，逮捕了给国联调查团递交材料的8人，对他们进行了数十天的严刑拷打，致使有的人成了终身残疾。这九人分别为银行家、大学教授、医生，在民族危亡面前，为中华民族伸张正义，可以说，在国际组织面前，第一个以几人集体形式表态，来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这是极其难得的，它很好地表现了东北人民的爱国思想，后人以“九君子”来赞誉他们。在日内瓦发表的《国际调查团“报告书”》这样写道：“见到了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真凭实据，证明了沈阳事变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在公开与秘密的两种会谈，以及在书信文件中所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正拥护‘满洲国政府’，在当地的中国人看来，现在的这个政府是日本人的傀儡与工具。”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社会反应的客观事实，也是东北人民心愿的真实反映。

四 冯大、东大的赴国之情

“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的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反应也很激烈。冯庸是东北早期军政要人冯麟阁之子，他散尽家财创立冯庸大学，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九一八”事变后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冯庸带走软禁，学校被洗劫一空。当晚学校大部分师生撤到北平后，个个饱含抗日热情。后冯庸辗转也到北平，1931年底，冯庸汇同东北著名人士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1932年，冯庸组织成立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在这支队伍中，有一支由16名女大学生组成的中队，这个中队由体育系学生、后来成为冯庸夫人的龙文彬任队长，她们勇赴前线，救护伤员，被称为“现代花木兰”，给全中国妇女为抗战出力做了榜样。冯庸大学在抗战中，涌现出刘忠武、阮廷瑞等多名民族英雄。1933年9月冯庸大学并入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也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九一八”事变当天，东北大学学生会组织同学们播放学生电影，并为武汉赈灾募捐。正在此时，炮弹轰响。学生了解情况后，立即表达了愤慨，第二天宋黎等人与“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同学进城了解情况，并投入了抗敌保土的宣传。后宋黎、江涛等人组建了“中华青年抗日铁血团”，策反伪满士官，同时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东大学生苗可秀组建了“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军周旋，挫伤日军士气，打击日本侵略者。撤入北平的东北大学，一时成为全国青年学生呼吁抗战的宣传中心，对全民抗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 东北知名人士为救国四处奔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界知名人士为爱国活动奔走，对推动全国抗日救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辽宁省教育界知名人士阎宝航和辽宁省商、工两会会长金哲忱以及卢广绩等爱国人士到达北平，与高崇民、王化一等人，召集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代表和爱国人士，于1931年9月28日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址设于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卢广绩任总务部部长，高崇民任副部长；王化一任军事部部长，彭镇国、熊飞任副部长；阎宝航任政治部部长，杜重远任副部长（杜未到先由霍维周任）。救国会主要工作为：反对日军操纵下的东北各地汉奸的“独立”运动，积极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开办学校，培训抗日救国干部；成立东北难民教养院，安置流亡关内人员等。同时，流亡北平的东北三千五百多名学生集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法学院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和敢死队。接着，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会、民国学院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他们致电、致函张学良和国民政府，要求出兵抗日。而且，每天都有爱国青年学生到张学良处请缨杀敌。1931年10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合东北流亡北平的大学生及东北各民众团体组成“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到南京、上海请愿，督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这些群众性的救国活动对抗战都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迸发的抗日爱国热情，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东北爱国人士不但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先行者，而且也为全国抗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历史的风云散去，中华民族的苦难已成回忆，然而“九一八”事变予人的教育常新；当年东北人民抗敌救国的义举，将永驻史册，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