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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琳达的角度分析《推销员之死》的悲剧原因

2020-09-06杨雪晴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4期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美国梦琳达

摘  要: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最重要的剧作之一。剧本主要描写了老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悲惨生活,他成为了美国梦的受害者,而威利的悲剧原因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妻子琳达·洛曼。正如我们所知,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没有话语权,或者更糟,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他的妻子琳达·洛曼也像大部分女性一样成为了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正是由于琳达的懦弱,她对丈夫的溺爱和崇拜导致了威利沉浸于自己的幻想,最终决定自杀。此外,琳达对孩子们的忽视也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孩子,造成了她孩子的悲剧。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悲剧原因;琳达·洛曼;美国梦

作者简介:杨雪晴(1996.1-),女,汉族,天津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美文学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3

阿瑟·米勒是当代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这部戏剧被称为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戏剧之一。它主要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推销员威利·洛曼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经历了许多坎坷,最终为给家人买一份保险,他选择了在绝望中死去。正如阿瑟·米勒在《悲剧与普通人》中所述:“我认为,平常人,和高贵的王者一样,同样适用于悲剧主题。”(3)。也许,正是威利的平凡导致了他的悲剧。

一些西方学者将威利的悲剧归结于他缺乏合适的销售方式。他不知道销售员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却坚持自己的营销原则。除了对威利错误销售方式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集中在社会原因上。科林·威尔逊研究了米勒的社会戏剧理论,他认为“正如赖斯曼或怀特在社会研究中的精心记录,阿瑟·米勒在《推销员之死》中对美国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多”(53)。中国评论家郭纪德也做了很多关于阿瑟·米勒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梦想与现实》一书中,从推销员、父亲和人三个方面对威利·洛曼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对美国梦的幻灭进行了批判。但只有少数人从剧中女性的角度发掘问题。因此,笔者旨在从边缘化人物琳达·洛曼的角度,深入研究其悲剧产生的原因。琳达是一个温柔、体贴、传统的家庭妇女,她会无条件地听从丈夫。然而,她用自己深深的爱为丈夫创造了一个梦,深刻地影响了丈夫的思想和行为。本文亦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的研究,揭示了当时女性的悲惨生活。正是因为女性地位的低下,才导致她的言行给她的家庭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一、琳达自身的悲剧原因

《推销员之死》是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完成的。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讽刺了美国梦的幻想和社会的残酷。其中对女主人公琳达的描写进一步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那个男权社会里,女人只能听从丈夫而失去自己的思想。而在美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政府为了振兴经济,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人们消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际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对金钱和成功的渴望使威利沉浸在自己的美国梦中,他坚信一个人只有勤奋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成功,所有这些都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推销员之死》代表着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父权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一种“失败者就像橘子,资本主义吃完橘子就把橘子皮扔了”(陈良廷184)的经济形态。它还反映了一种美国的商业文化。“美国梦”是评论家们用来概括这一悲剧的最常用词汇。自1776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深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追求梦想,享受成功或遭受失败似乎都只是男人的特权。正如剧中描述的那样,女性完全不受人们的关注,被男性所忽视。

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下,米勒塑造了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琳达。这一女性的特点是美丽,忠诚,温柔和奉献。第一幕开始时,威利很晚才回家,琳达立即起床,为威利精心准备新的美国奶酪。但威利责备她说:“我不想换口味!我要吃瑞士奶酪。干嗎老是跟我闹别扭?”(米勒20)这出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她十二分地爱他,她钦佩他,仿佛他那反复无常的性情,他的脾气,他那海阔天空的梦想和无心流露的刻毒对她只是露骨的暗示,提醒她在他内心里翻腾着一股渴望”(米勒 6)。由此可见,当时的女性完全被男性所统治,在这个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威利总是以一种威严的态度斥责琳达,让她闭嘴。特里·伊格尔顿曾经说过,“男人是男权社会的基本原则,女人被排除在外”(146)。这个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威利在家庭中高大的地位。

二、威利的悲剧原因

在《推销员之死》中,悲剧主要表现在各种冲突之中。虽然琳达是一个温顺、尽职的妻子,但在戏剧的细节中仍然充满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第一幕中,当比夫和本打架时,琳达试图阻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他打呢,亲爱的?”(米勒112)但很明显,没有一个人关注她在说什么。第二幕中,她对儿子大发雷霆,只是因为他对父亲的死无动于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琳达并不是完全软弱的,她试图通过她的儿子比夫来帮助威利。当本在阿拉斯加为威利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并劝说他离开这个只能推销产品的城市时,琳达清醒地意识到威利和本之间的根本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她还发现,如果威利想要和本一起去西部森林,他必须放弃基于城市的“美国梦”。所以琳达立刻对本生气,“别对他说这些话!此时此地就够幸福的了!为什么人人都一定要打天下?你人缘又好,孩子都爱你,华格纳老板几天前刚对他说过,要是他干下去,就请他当商号的股东”(米勒 216)。从这个角度来看,琳达仍然有她自己的想法。当人们争论比夫如何向比尔·奥利弗借钱创业时,琳达试图表达她的观点。但每当她说话时,就会被威利的责骂打断。这样她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面对残酷的父权社会,她试图反抗。每当她迈出勇敢的一步,一股无情的力量就会阻挡她前进的脚步。每当威利和比夫争论时,琳达总是站在威利一边,使比夫无法提起他父亲那不光彩的过去。琳达已经做了几次尝试来教育比夫去和他的父亲妥协,“要么他是你的父亲,你要尊重他,要么你就不要来这里”(米勒 130)。对她来说,不管威利能否支撑起家庭,她总是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并坚决捍卫他的尊严和权威。

四、结语

《推销员之死》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美国底层的小公民威利的悲剧故事。本文意在使人们更加了解“美国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仅威利本人深受“美国梦”的困扰,这个“梦”也导致了他整个家庭的悲剧。

阿瑟·米勒将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搬上舞台,通过威利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那个社会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威利希望遵循传统道德,而不想接受现代社会残酷的商业规则。于是,“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弱肉强食法则之间的冲突在威利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柯剑华 111)。通过米勒对《推销员之死》中女性角色琳达的生动描写,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角色,完全还原了当时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她们既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改变周围人的命运。不可否认,琳达本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琳达在剧中的地位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她无法做出任何抵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琳达是如何一步步地造成了威利的自杀。琳达·洛曼,他的妻子,本是最有可能带他走出绝望的人,却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她无限的放纵和爱让他越来越傲慢。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又怎么能做到真正的改变呢?而比夫和哈比的悲剧恰恰是因为他们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里,导致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完全错误的。母亲的冷漠和父親的强势,使他们成为威利“美国梦”的牺牲品。笔者主要从琳达的角度来阐述这些悲剧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琳达似乎变成了这个“美国梦”的真正受害者。

参考文献:

[1]Miller, Arthur. "Tragedy and the Common Man." The New York Times, 1949.

[2]Wilson, Colin. The Age of Defeat. London: Voctor Gollancz Ltd., 1959:53.

[3]阿瑟·米勒. 阿瑟米勒剧作选. 陈良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84.

[4]推销员之死:英汉对照. 英若诚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2.

[5]郭继德. 20世纪美国文学:梦想与现实.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6]黄华. 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

[7]柯建华. 论《推销员之死》中的理论冲突. 外国文学研究,2010:111.

[8]特里·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伍晓明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46.

摘  要: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最重要的剧作之一。剧本主要描写了老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悲惨生活,他成为了美国梦的受害者,而威利的悲剧原因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妻子琳达·洛曼。正如我们所知,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没有话语权,或者更糟,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他的妻子琳达·洛曼也像大部分女性一样成为了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正是由于琳达的懦弱,她对丈夫的溺爱和崇拜导致了威利沉浸于自己的幻想,最终决定自杀。此外,琳达对孩子们的忽视也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孩子,造成了她孩子的悲剧。

关键词:《推销员之死》;悲剧原因;琳达·洛曼;美国梦

作者简介:杨雪晴(1996.1-),女,汉族,天津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美文学硕士在读。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3

阿瑟·米勒是当代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这部戏剧被称为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戏剧之一。它主要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推销员威利·洛曼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经历了许多坎坷,最终为给家人买一份保险,他选择了在绝望中死去。正如阿瑟·米勒在《悲剧与普通人》中所述:“我认为,平常人,和高贵的王者一样,同样适用于悲剧主题。”(3)。也许,正是威利的平凡导致了他的悲剧。

一些西方学者将威利的悲剧归结于他缺乏合适的销售方式。他不知道销售员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却坚持自己的营销原则。除了对威利错误销售方式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集中在社会原因上。科林·威尔逊研究了米勒的社会戏剧理论,他认为“正如赖斯曼或怀特在社会研究中的精心记录,阿瑟·米勒在《推销员之死》中对美国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多”(53)。中国评论家郭纪德也做了很多关于阿瑟·米勒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梦想与现实》一书中,从推销员、父亲和人三个方面对威利·洛曼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对美国梦的幻灭进行了批判。但只有少数人从剧中女性的角度发掘问题。因此,笔者旨在从边缘化人物琳达·洛曼的角度,深入研究其悲剧产生的原因。琳达是一个温柔、体贴、传统的家庭妇女,她会无条件地听从丈夫。然而,她用自己深深的爱为丈夫创造了一个梦,深刻地影响了丈夫的思想和行为。本文亦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的研究,揭示了当时女性的悲惨生活。正是因为女性地位的低下,才导致她的言行给她的家庭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一、琳达自身的悲剧原因

《推销员之死》是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完成的。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讽刺了美国梦的幻想和社会的残酷。其中对女主人公琳达的描写进一步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那个男权社会里,女人只能听从丈夫而失去自己的思想。而在美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政府为了振兴经济,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人们消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际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对金钱和成功的渴望使威利沉浸在自己的美国梦中,他坚信一个人只有勤奋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成功,所有这些都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推销员之死》代表着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父权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一种“失败者就像橘子,资本主义吃完橘子就把橘子皮扔了”(陈良廷184)的经济形态。它还反映了一种美国的商业文化。“美国梦”是评论家们用来概括这一悲剧的最常用词汇。自1776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深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追求梦想,享受成功或遭受失败似乎都只是男人的特权。正如剧中描述的那样,女性完全不受人们的关注,被男性所忽视。

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下,米勒塑造了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琳达。这一女性的特点是美丽,忠诚,温柔和奉献。第一幕开始时,威利很晚才回家,琳达立即起床,为威利精心准备新的美国奶酪。但威利责备她说:“我不想换口味!我要吃瑞士奶酪。干吗老是跟我闹别扭?”(米勒20)这出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她十二分地爱他,她钦佩他,仿佛他那反复无常的性情,他的脾气,他那海阔天空的梦想和无心流露的刻毒对她只是露骨的暗示,提醒她在他内心里翻腾着一股渴望”(米勒 6)。由此可见,当时的女性完全被男性所统治,在这个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威利总是以一种威严的态度斥责琳达,让她闭嘴。特里·伊格尔顿曾经说过,“男人是男权社会的基本原则,女人被排除在外”(146)。这个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威利在家庭中高大的地位。

二、威利的悲剧原因

在《推销员之死》中,悲劇主要表现在各种冲突之中。虽然琳达是一个温顺、尽职的妻子,但在戏剧的细节中仍然充满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第一幕中,当比夫和本打架时,琳达试图阻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他打呢,亲爱的?”(米勒112)但很明显,没有一个人关注她在说什么。第二幕中,她对儿子大发雷霆,只是因为他对父亲的死无动于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琳达并不是完全软弱的,她试图通过她的儿子比夫来帮助威利。当本在阿拉斯加为威利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并劝说他离开这个只能推销产品的城市时,琳达清醒地意识到威利和本之间的根本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她还发现,如果威利想要和本一起去西部森林,他必须放弃基于城市的“美国梦”。所以琳达立刻对本生气,“别对他说这些话!此时此地就够幸福的了!为什么人人都一定要打天下?你人缘又好,孩子都爱你,华格纳老板几天前刚对他说过,要是他干下去,就请他当商号的股东”(米勒 216)。从这个角度来看,琳达仍然有她自己的想法。当人们争论比夫如何向比尔·奥利弗借钱创业时,琳达试图表达她的观点。但每当她说话时,就会被威利的责骂打断。这样她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面对残酷的父权社会,她试图反抗。每当她迈出勇敢的一步,一股无情的力量就会阻挡她前进的脚步。每当威利和比夫争论时,琳达总是站在威利一边,使比夫无法提起他父亲那不光彩的过去。琳达已经做了几次尝试来教育比夫去和他的父亲妥协,“要么他是你的父亲,你要尊重他,要么你就不要来这里”(米勒 130)。对她来说,不管威利能否支撑起家庭,她总是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并坚决捍卫他的尊严和权威。

当本建议威利换工作时,琳达甚至虚构了威利在纽约的幸福生活。她阻止丈夫去阿拉斯加的后果就是使威利又一次失去了自我反省的机会。琳达独自为威利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美梦,并且她确信威利永远不会从自己的幻想中醒来。这是造成威利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造成威利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琳达发现威利有自杀倾向时,没有及时沟通,及时制止。戏剧一开始,威利回到家,对妻子说:“我记不得最后五分钟是怎么开的了。我——我觉得好像不能专心开车了”(米勒 3)。琳达没有从他的语气中找到绝望,只是安慰他说:“也许是你的眼镜作怪”。显然,琳达没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从琳达建议比夫不要和他父亲争吵的那一幕中,她提到威利“故意撞到栏杆上,只是因为水太浅才救了他。”(米勒 140)可以看出,琳达很早就知道她的丈夫试图自杀。即使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琳达仍然相信她的丈夫最终可以渡过这个难关,并鼓励他去追求他虚幻的梦想。当她发现威利试图利用烧水的煤气灶管道自杀后,为了保护他的尊严,她仍然没有揭露他。甚至在戏的最后一幕,当琳达清楚地感觉到威利的异常时,她也没有做什么,只是因为害怕而不停地叫他去睡觉。如果琳达能够及早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而不是默默地继续对威利抱有幻想,威利就不会决定选择逃避现实,通过死亡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难看出,阿瑟·米勒把自己置身于琳达的世界中,仿佛他是这部戏的一部分。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所谓的作者意识形态是作者以特定的方式被置于一般意识形态中的结果。这种“位置”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比如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和地区等等。正是因为米勒对琳达的同理心,他才能够描绘出一个符合当时社会的女性角色,也正是通过这个鲜明的角色,作者揭露了当时社会女性的软弱和不现实的幻想。

三、比夫与哈比的悲剧原因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道德观念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部戏剧恰恰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去迎合社会存在的法则,将会发生什么。威利经常对他的孩子们说,一个人必须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发财。虽然在这个以利益为中心的社会里,威利的成功哲学不再值得谈论,但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们。结果,比夫和哈比与社会严重脱节,终其一生一事无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琳达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很大的责任。作为一个母亲,她只履行了妻子的职责。她不但允许儿子不断地犯错误,而且即使她知道威利的教育方式与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不相容,她还是选择了默许。当伯纳德对威利说“如果他不努力学习,数学就会不及格”(米勒66)时,威利一直支持比夫,不相信一个书呆子能做好一件事。尽管琳达想支持伯纳,她还是选择站在一边,默不做声。这体现了一种当时社会话语与权利的关系,米歇尔·福柯认为“影响和控制话语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利,话语和权利是不可分割的”(黄华 38)。由此可见,琳达在男权社会中根本没有权利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

更重要的是,威利并没有责怪比夫偷了新的足球和木材,而是称赞他,因为比夫给家里带来了钱。面对这种原则性错误,琳达却纵容丈夫把比夫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四处游荡的小偷。在她看来,威利的思想和情感远比她的两个儿子重要。即使威利错了,她也会无条件地支持他。威利之所以总是能将他的错误观念灌输给孩子们,也许正是因为琳达在教育上没有对孩子们做出任何贡献,这最终导致了两个孩子的悲剧人生。除了缺乏对教育的责任感之外,琳达总是强烈地批评比夫和哈比对他们父亲的不体谅。从比夫发现他母亲的白发后的态度可以看出,他还非常关心母亲的,而对他父亲的精神状态却漠不关心。就连一向放荡不羁的哈比也对他的兄弟比夫说起了他的配偶标准“这个人要有性格,有反抗意志!你知道吗,就像妈那样。”(米勒 46)这一切都表明琳达在兄弟俩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愿意去努力工作来满足母亲的要求。在他们眼中,母亲是一个固执的、需要保护的脆弱女子,是一个受害者。他们爱他们的母亲,但他们无法从琳达那里获得同等程度的爱。可以想象,比夫和哈比在没有母亲关爱的环境中是如何长大的,如何步入歧途的。

第二幕中,比夫打算向奥利弗借钱,成功之后邀请哈比和威利去吃大餐,但不幸被拒绝了。兄弟俩在餐桌上和威利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们甚至把神志不清的父亲独自留在餐厅里,出去找乐子。当他们回到家,琳达严厉地批评他们:“你今晚非找女人不可吗?你又去找那些臭婊子了!”(米勒 322)不管他们怎么解释,得到的只有琳达的斥责:“你们两个都滚出来!再也别回来!我不准你们再来折磨他”(米勒324)。正是因为母亲的无理指责,才使得矛盾升华到了极点。比夫再也受不了了,打算直截了当地跟威利摊牌。也就是从这次对话中,威利发现比夫仍然爱着他,于是决定牺牲自己来拯救孩子们的人生。

该剧通过比夫和哈比的经历提醒了人们对于孩子来说足够的母爱是多么的重要。米勒成长于美国大萧条时期,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夫和哈比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尽管他们在母亲的责骂和父亲的期望中挣扎,但这使他们陷入了更痛苦的困境。琳达为了保护威利的权威,对孩子们的长期指责,让比夫和哈比也成为了威利“美国梦”的受害者。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恋母情结主要是指孩子喜欢和母亲在一起而对父亲持敌对态度的一种心理倾向。他认为小男孩更喜欢他的母亲,总觉得母亲的爱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任何爱母亲的人都会成为他憎恨的对象。当他的父亲与母亲过于亲密或对母亲不忠时,这种仇恨就会变得特别强烈。母亲在孩子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在当时,女性是不允许对男性发表评论的,她们被要求绝对服从于男性的管理。因此,这也影响了米勒在《推销员之死》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琳达作为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和孩子进行更多的交流。如果琳达能够在及时发现了两个孩子的问题后给予他们相应的关爱与启发,他们就不会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越渐行渐远了。她似乎只完成了作为一个母亲的生理责任,那就是把孩子们带到这个世界上,而在教养和教育上却完全被威利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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