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与清代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同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即便是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依旧是魅力不减。虽然这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明、清两个不同的朝代，但是这两部小说都对“女儿国”进行了描绘。因此，现阶段文学研究者普遍基于“女儿国”的原因，将两部作品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文学、文化领域的对比和解读。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中描写的“女儿国”进行深入对比与解读，探索和挖掘女性意识在不同时代的表现。

关键词：女儿国;西游记;镜花缘;女性

作者简介：佘福春（1966.8-），男，汉族，吉林德惠人，副教授，学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女儿国”是《西游记》与《镜花缘》共同提到的地方，虽同名但各异。两位不同朝代的作者在描写“女儿国”时描写内容、文笔风格以及情节设置方面存在某些相同之处，但是所表达的“女儿国”类型与描写重点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自成一体、各尽其妙。由于两位作者的写作意图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通过“女儿国”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也不尽相同。我们在品读两部作品时，要由表及里、由浅及深，深入挖掘作者文字表象下的思想实质，从而感悟其不同的时代意义。

一、从创作角度，由“女儿国”看时代

（一）创作背景

从《山海经》的《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的部分篇章中，都能够发现“女儿国”的蹤迹。由此可见，“女儿国”或“女子国”在中国文化中确实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不能确定这个“女儿国”的真实性，但丝毫无法阻碍世人对“女儿国”民风民俗的想象。同时，又因为古书中对“女儿国”的描写仅有寥寥的几笔，所以导致后人在进行“女儿国”想象时会出现不同的形象及特点[1]。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就用“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直白的表述，这两个“女儿国”具有明显的不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在群体组成方面与现实的天朝大体相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女儿国”中“男主内，女主外”，并且穿衣风格与天朝截然相反“男着裙，女穿靴”。概括的说《镜花缘》中的“女儿国”仅是将现实世界中的男女角色或男女地位进行颠倒。

《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国中全为女性，当见到异性时会出现“惊异”和“调笑”的状态，相对于《镜花缘》，更具有神话色彩和想象力。另外《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依靠“子母河”进行繁衍，这完全是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更突出了其神话性和传奇色彩。

出现上述创作思路差异性的原因在于，《西游记》创作于皇权高度集中的明朝中晚期。虽然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思想控制力度的不断放松，民众逐渐萌发了更多新思想，想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桎梏，但是，当时封建统治力度仍比较强大，所以，这些新思想只能通过“荒诞”、“神话”等形式表达出来，并通过夸张的想象进行思想宣泄。而《镜花缘》创作于晚清动荡之际，当时的人们对于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伦理制度的反抗与批判到达了一个高峰，人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这种陈旧思想，因此，书中的“女儿国”更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女儿国”中“男女社会地位”的颠倒，引导读者进行思想颠覆。在读者多为男性的时代，这种形式会对封建思想造成巨大的冲击[2]。

（二）创作侧重点

《镜花缘》中“女儿国”的创作侧重点在于，借助对“女儿国”的详细描写，讽喻现实社会，传播新鲜思想，通过“林之洋裹脚”等情节的详细描写，引发世人对时下不合理思想的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进而推动新思想的传播。作者之所以对裹足穿耳场面进行细致的描写，主要目的在于使读者深刻感受到这些陋习对人身体和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进而引发读者对当时女性处境的思考与同情，体现出作者先进的女性意识。

《西游记》中对“女儿国”的篇幅占比并不大，仅仅是八十一难中的普通一难。而且这个“女儿国”故事又分为了“师徒怀胎”、“悟空取水”和“女王逼亲”等多个小环节。由此可以看出，《西游记》作者在进行“女儿国”创作时，更注重的是体现唐僧的“求经之心”，更想要突出“追求本心”这一思想理念，对于女性意识则没有过多的关注。虽然在“女王逼亲”这一环节中，体现了女性意识，但是通过“以僧为王，自己为后”、“以一国之富、一国之权招僧为婿”等细节能够看出，作者心中，“男尊女卑”思想仍比较浓重，在潜意识中仍将男性放在第一位，女性排在第二位[3]。

（三）创作意义

由于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的创作侧重点不同，因此其蕴含的创作意义必然不相同。

《西游记》“女儿国”情节作为唐僧八十一难中的小小一难，作者创作“女儿国”的意义在于突出唐僧的意志和品质，更注重“求真”之心的表达。

而《镜花缘》中“女儿国”接近于现实的创作形式，能够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意识的深思，表现出作者想要引发读者对女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的创作意义。通过《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作者以下几个创作意义。其一是，作者认为女性具有不逊于男性的生产生活能力。“骆红蕖习武弑虎”、“廉锦枫入水取参”等情节就能够充分表现出来，在作者心中，女性完全可以拥有一技之长而脱离男性，独立生存在社会中。其二是，作者认为女性应该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通过“黑齿国开设有女性私塾”、“女子到岁数都送去读书科考”和“黎红薇、卢紫萱文胜唐敖”等情节就可以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女性能力的充分肯定。其三是，作者认为女性可以从政。《镜花缘》中的时代背景为武则天统治时代，而武则天是古代女性挑战男性统治的代表人物，因此这种背景设定具有一定深意。通过“上林苑赏花，上官婉儿挤压群臣”和“男治内事女治外事”等细节就感受到作者心中，对女性从政能力的肯定。其四是，作者对当时女性悲惨生活的同情。通过作者对林之洋“裹足”、“穿耳”等场面的详细描写，读者能够生动形象地感受到这些封建陋习对当代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从而对读者造成心灵冲击[4]。

二、从文学角度，由“女儿国”看时代

（一）整体风格

虽然《西游记》和《镜花缘》创作于明清两个不同的朝代，但同属于封建时代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因此在对“女儿国”的描写过程中，仍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始终，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同时，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束缚与文化打压，很多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文人墨客，不敢真实、大胆、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普遍会采用“诙谐”、“荒诞”、“神话”、“虚幻”的形式进行表达。这样一方面能够有效将思想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能够形成独特、新颖的文学体裁，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并且有效规避统治阶级的思想打压[5]。

文学家胡适曾评价《西游记》为“游戏之作”。虽然这一评价有失偏僻，但书中“荒诞”的故事场景、“诙谐”的人物形象以及“玄幻”的神话情节确实耗费了作者大量的笔墨。能够产生诙谐、滑稽艺术风格的基础和奥妙，就在于把严肃的观念同荒唐的事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将“玄奘西域取经”这一严肃的宗教性活动与有趣的神话故事进行巧妙融合，营造出诙谐、荒诞的故事情节。作品中，作者对塑造出的众多神、佛、妖等文学形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戏谑，并且在“女儿国”的描繪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李汝珍在创作《镜花缘》的过程中，也运用同样的文学表现风格。通过“花仙子被贬凡间”的神话性情节作为开头，快速将读者引入到作者营造的梦幻、传奇、荒诞的文学环境中，奠定了“唐敖游历”的浪漫主义色彩。

《西游记》和《镜花缘》两部文学作品用相同文学风格，描绘出了富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女儿国”，这种诙谐、荒诞的整体文学风格，表现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对世人思想的严重禁锢，以及世人想要表达内心思想的强烈愿望和受到文化压迫后的无奈[6]。

（二）写作内容

两部文学作品中对“女儿国”的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都进行了描绘。但是在写作重点和描写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在《西游记》“女儿国”的章节中，虽然也涉及到了“农、工、渔、牧”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但是作者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描写，而是把文笔重点放在对“女王招婿”和“国民对异性态度”的刻画上。这表明作者在这个“女儿国”故事的创作中，主要想体现“爱情中女性的主导性”，而并没有想体现社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游记》创作于明中叶，世人包括作者本人，对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仍存有高度的认同感，因此，在作品中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镜花缘》中，李汝珍运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女儿国”，通过“裹足穿耳”、“上林苑赏花”、“骆红蕖习武弑虎”等故事情节，对“女儿国”的人员构成、生活环境以及风土人情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从而使《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故事内容更加丰满、更加真实。《镜花缘》虽具有一定的神话性，但是“女儿国”却格外的贴合实际生活，从而可以看出，作者是融合了自身女性意识进行的这部分内容创作。这体现出晚清动荡时期，人们对封建思想的抵抗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7]

三、结论

通过这两部古典文学小说中“女儿国”的描写，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不同的女性意识。虽然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但是却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吴承恩对女性生活状况的认同和漠视到李汝珍的调侃与深思，反映出随着女性意识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对于审视现阶段的女性问题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严丽定.不一样的“女儿国”——以《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为例[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01）：6-10.

[2]彭湘.女权主义的乌托邦——《镜花缘》女儿国探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30（05）：81-83.

[3]苗怀明.《镜花缘》《西游记》女儿国描写之比较与探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3（04）：19-23.

[4]谢丹.女儿国度  镜花异彩——《镜花缘》与《西游记》“女儿国”之比较[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30（01）：9-12.

[5]黄冬冬.从“女儿国”看时代——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J].时代文学（上），2010（03）：64-65.

[6]罗尚荣，朱菲菲.镜花水月女儿国——论《镜花缘》进步的女性观[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9，26（02）：120-124.

[7]赵青.男权意识下的女性神话——《西游记》、《镜花缘》的“女儿国”探析[J].琼州学院学报，2007（06）：58-61.

摘  要：明代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与清代李汝珍创作的《镜花缘》同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即便是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依旧是魅力不减。虽然这两部作品分别创作于明、清两个不同的朝代，但是这两部小说都对“女儿国”进行了描绘。因此，现阶段文学研究者普遍基于“女儿国”的原因，将两部作品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文学、文化领域的对比和解读。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中描写的“女儿国”进行深入对比与解读，探索和挖掘女性意识在不同时代的表现。

关键词：女儿国;西游记;镜花缘;女性

作者简介：佘福春（1966.8-），男，汉族，吉林德惠人，副教授，学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女儿国”是《西游记》与《镜花缘》共同提到的地方，虽同名但各异。两位不同朝代的作者在描写“女儿国”时描写内容、文笔风格以及情节设置方面存在某些相同之处，但是所表达的“女儿国”类型与描写重点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自成一体、各尽其妙。由于两位作者的写作意图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通过“女儿国”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也不尽相同。我们在品读两部作品时，要由表及里、由浅及深，深入挖掘作者文字表象下的思想实质，从而感悟其不同的时代意义。

一、从创作角度，由“女儿国”看时代

（一）创作背景

从《山海经》的《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的部分篇章中，都能够发现“女儿国”的踪迹。由此可见，“女儿国”或“女子国”在中国文化中确实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不能确定这个“女儿国”的真实性，但丝毫无法阻碍世人对“女儿国”民风民俗的想象。同时，又因为古书中对“女儿国”的描写仅有寥寥的几笔，所以导致后人在进行“女儿国”想象时会出现不同的形象及特点[1]。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就用“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直白的表述，这两个“女儿国”具有明显的不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在群体组成方面与现实的天朝大体相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女儿国”中“男主内，女主外”，并且穿衣风格与天朝截然相反“男着裙，女穿靴”。概括的说《镜花缘》中的“女儿国”仅是将现实世界中的男女角色或男女地位进行颠倒。

《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国中全为女性，当见到异性时会出现“惊异”和“调笑”的状态，相对于《镜花缘》，更具有神话色彩和想象力。另外《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依靠“子母河”进行繁衍，这完全是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更突出了其神话性和传奇色彩。

出现上述创作思路差异性的原因在于，《西游记》创作于皇权高度集中的明朝中晚期。虽然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思想控制力度的不断放松，民众逐渐萌发了更多新思想，想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桎梏，但是，当时封建统治力度仍比较强大，所以，这些新思想只能通过“荒诞”、“神话”等形式表达出来，并通过夸张的想象进行思想宣泄。而《镜花缘》创作于晚清动荡之际，当时的人们对于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伦理制度的反抗与批判到达了一个高峰，人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这种陈旧思想，因此，书中的“女儿国”更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女儿国”中“男女社会地位”的颠倒，引导读者进行思想颠覆。在读者多为男性的时代，这种形式会对封建思想造成巨大的冲击[2]。

（二）创作侧重点

《镜花缘》中“女儿国”的创作侧重点在于，借助对“女儿国”的详细描写，讽喻现实社会，传播新鲜思想，通过“林之洋裹脚”等情节的详细描写，引发世人对时下不合理思想的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进而推动新思想的传播。作者之所以对裹足穿耳场面进行细致的描写，主要目的在于使读者深刻感受到这些陋习对人身体和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进而引发读者对当时女性处境的思考与同情，体现出作者先进的女性意识。

《西游记》中对“女儿国”的篇幅占比并不大，仅仅是八十一难中的普通一难。而且这个“女儿国”故事又分为了“师徒怀胎”、“悟空取水”和“女王逼亲”等多个小环节。由此可以看出，《西游记》作者在进行“女儿国”创作时，更注重的是体现唐僧的“求经之心”，更想要突出“追求本心”这一思想理念，对于女性意识则没有过多的关注。虽然在“女王逼亲”这一环节中，体现了女性意识，但是通过“以僧为王，自己为后”、“以一国之富、一国之权招僧为婿”等细节能够看出，作者心中，“男尊女卑”思想仍比较浓重，在潜意识中仍将男性放在第一位，女性排在第二位[3]。

（三）创作意义

由于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的创作侧重点不同，因此其蕴含的创作意义必然不相同。

《西游记》“女儿国”情节作为唐僧八十一难中的小小一难，作者创作“女儿国”的意义在于突出唐僧的意志和品质，更注重“求真”之心的表达。

而《镜花缘》中“女儿国”接近于现实的创作形式，能够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意识的深思，表现出作者想要引发读者对女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自我反省的创作意义。通过《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作者以下幾个创作意义。其一是，作者认为女性具有不逊于男性的生产生活能力。“骆红蕖习武弑虎”、“廉锦枫入水取参”等情节就能够充分表现出来，在作者心中，女性完全可以拥有一技之长而脱离男性，独立生存在社会中。其二是，作者认为女性应该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通过“黑齿国开设有女性私塾”、“女子到岁数都送去读书科考”和“黎红薇、卢紫萱文胜唐敖”等情节就可以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女性能力的充分肯定。其三是，作者认为女性可以从政。《镜花缘》中的时代背景为武则天统治时代，而武则天是古代女性挑战男性统治的代表人物，因此这种背景设定具有一定深意。通过“上林苑赏花，上官婉儿挤压群臣”和“男治内事女治外事”等细节就感受到作者心中，对女性从政能力的肯定。其四是，作者对当时女性悲惨生活的同情。通过作者对林之洋“裹足”、“穿耳”等场面的详细描写，读者能够生动形象地感受到这些封建陋习对当代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从而对读者造成心灵冲击[4]。

二、从文学角度，由“女儿国”看时代

（一）整体风格

虽然《西游记》和《镜花缘》创作于明清两个不同的朝代，但同属于封建时代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因此在对“女儿国”的描写过程中，仍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始终，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同时，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束缚与文化打压，很多具有新思想、新理念的文人墨客，不敢真实、大胆、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普遍会采用“诙谐”、“荒诞”、“神话”、“虚幻”的形式进行表达。这样一方面能够有效将思想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能够形成独特、新颖的文学体裁，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并且有效规避统治阶级的思想打压[5]。

文学家胡适曾评价《西游记》为“游戏之作”。虽然这一评价有失偏僻，但书中“荒诞”的故事场景、“诙谐”的人物形象以及“玄幻”的神话情节确实耗费了作者大量的笔墨。能够产生诙谐、滑稽艺术风格的基础和奥妙，就在于把严肃的观念同荒唐的事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将“玄奘西域取经”这一严肃的宗教性活动与有趣的神话故事进行巧妙融合，营造出诙谐、荒诞的故事情节。作品中，作者对塑造出的众多神、佛、妖等文学形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戏谑，并且在“女儿国”的描绘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李汝珍在创作《镜花缘》的过程中，也运用同样的文学表现风格。通过“花仙子被贬凡间”的神话性情节作为开头，快速将读者引入到作者营造的梦幻、传奇、荒诞的文学环境中，奠定了“唐敖游历”的浪漫主义色彩。

《西游记》和《镜花缘》两部文学作品用相同文学风格，描绘出了富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女儿国”，这种诙谐、荒诞的整体文学风格，表现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对世人思想的严重禁锢，以及世人想要表达内心思想的强烈愿望和受到文化压迫后的无奈[6]。

（二）写作内容

两部文学作品中对“女儿国”的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都进行了描绘。但是在写作重点和描写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在《西游记》“女儿国”的章节中，虽然也涉及到了“农、工、渔、牧”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但是作者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描写，而是把文笔重点放在对“女王招婿”和“国民对异性态度”的刻画上。这表明作者在这个“女儿国”故事的创作中，主要想体现“爱情中女性的主导性”，而并没有想体现社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西游记》创作于明中叶，世人包括作者本人，对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仍存有高度的认同感，因此，在作品中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镜花缘》中，李汝珍运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女儿国”，通过“裹足穿耳”、“上林苑赏花”、“骆红蕖习武弑虎”等故事情节，对“女儿国”的人员构成、生活环境以及风土人情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从而使《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故事内容更加丰满、更加真实。《镜花缘》虽具有一定的神话性，但是“女儿国”却格外的贴合实际生活，从而可以看出，作者是融合了自身女性意识进行的这部分内容创作。这体现出晚清动荡时期，人们对封建思想的抵抗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7]

三、结论

通过这两部古典文学小说中“女儿国”的描写，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人們不同的女性意识。虽然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但是却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吴承恩对女性生活状况的认同和漠视到李汝珍的调侃与深思，反映出随着女性意识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对于审视现阶段的女性问题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严丽定.不一样的“女儿国”——以《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为例[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01）：6-10.

[2]彭湘.女权主义的乌托邦——《镜花缘》女儿国探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30（05）：81-83.

[3]苗怀明.《镜花缘》《西游记》女儿国描写之比较与探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3（04）：19-23.

[4]谢丹.女儿国度  镜花异彩——《镜花缘》与《西游记》“女儿国”之比较[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30（01）：9-12.

[5]黄冬冬.从“女儿国”看时代——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J].时代文学（上），2010（03）：64-65.

[6]罗尚荣，朱菲菲.镜花水月女儿国——论《镜花缘》进步的女性观[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9，26（02）：120-124.

[7]赵青.男权意识下的女性神话——《西游记》、《镜花缘》的“女儿国”探析[J].琼州学院学报，2007（06）：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