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民教授的专著《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让我们认识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他指出：“里下河不是一条河，而是江苏省中部的一塊碟形平原洼地。它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俗称下河），北至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其跨越的行政区域包括现在的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和南通5市和宝应县、高邮市、建湖县、东台市、盐都区、兴化市、海安县等10余个县市区。”杨学民：《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里下河在这本书中取的是其文化地理学意义。

著名作家汪曾祺就出生在这里，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异秉》《鸡鸭名家》和新时期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都源自这一片洼地。汪曾祺是里下河的自豪和骄傲，他也为里下河而骄傲。汪曾祺之后，这里又出现了毕飞宇、曹文轩、鲁敏、刘仁前、刘春龙、顾坚等一批小说作家，还有沙白、子川、小海、庞余亮、沈浩波等诗人以及叶橹、夏坚勇、丁帆、费振钟、吴义勤、王干、汪政、晓华、王尧、陆建华、贾梦玮、何平等散文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们都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将里下河悠悠文脉聚涓成流，汇流成潮。

本书是第一本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它呈现了这一流派发生、发展、繁荣和辉煌的历史，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中一道耀眼的风景线。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杨学民就关注京派和汪曾祺的创作，曾出版了《站在边缘处对话——汪曾祺新论》等一系列作品。他在长期的阅读、研究过程中，逐渐理清了京派与里下河派、里下河派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对里下河派小说的整体风貌和主要作家的个性有了比较深透的把握，也认识到里下河文学流派在江苏文学地理和中国当代文学地理版图上的位置以及文学史意义。

一、里下河民俗风情异彩纷呈

杨学民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之所以成绩斐然、源远流长，首先得力于里下河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文化积淀的不可替代性，得益于里下河地区水丰草美，人杰地灵的优越条件。里下河派的作家各自经营着一个“邮票大的地方”，如汪曾祺的“高邮”、毕飞宇的“王家庄”、曹文轩的“油麻地”、鲁敏的“东坝”、刘仁前的“香河”等，都是以里下河为背景的，那里发生了多姿多彩的水边故事。

杨学民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研究里下河派小说，他抓住里下河派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他认为，里下河派小说不是作者凌空虚蹈的凭空想象，而有着里下河地域的根基和生活的基础。他从“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两个层面来分析、总结里下河派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审美风貌，将其描绘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大河中的一朵浪花，着力凸显其个性特点。

里下河派小说表现了具有里下河地域特色的风俗画。风俗画和乡土文学有着血缘关系，里下河派小说描述的一幅幅风俗画，就是一幅里下河的《清明上河图》。 我们在一幅幅民俗画中可以了解里下河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民情民性，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的审美建构作用。汪曾祺曾为里下河写过一篇名为《礼俗大全》的小说，可谓集里下河礼俗之大成。里下河派小说表现的民俗风情，具有浓郁的农耕社会气息，水波潺潺、烟柳蒙蒙，金色的稻束立在秋天的田野里，返青的麦浪碧波荡漾，鸡犬之声此起彼伏。小说中的物质生产风俗等也多与这水边的劳作相关。割稻、插秧、罱泥、车水、扳罾、放鸭等都是常见的里下河人的劳作方式，里下河派小说一方面呈现民俗风情等乡土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把握和表达。小说超越日常凡俗，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乡土日常生活，敞开生活的诗性空间，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时里下河派小说立足当下，回望历史，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心历史中的人之生存，展示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体现出一种文化怀旧，也就是对一种文明形态、文化理想的坚守。

杨学民特别关注里下河派小说对民俗风情等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总结了其主要特点。在表现里下河民俗特征时，小说特别重视气氛化、结构化和互文性。汪曾祺曾提出“气氛即人物”汪曾祺：《晚翠文谈》，第1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的美学观。曹文轩也说：“氛围是一篇优秀小说必不可少的质量。”曹文轩：《小说门》，第30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小说的氛围或气氛是作家精神气质在作品中的投射，弥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这便是所谓气氛化。

所谓结构化，就是指在小说创作中，原生态民俗作为小说情节结构的一部分被选择到作品中。民俗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里下河派小说更注重那种无形的、民间习俗在小说中的艺术功能，散淡、平和的故事下面往往潜隐着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真正的冲突发生在人物的内心世界。

互文性就是文本间性，“广义的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之间的互涉关系，这些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李玉平：《互文性新论》，《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里下河派小说表现了文艺民俗与原生态民俗之间存在的互文性关系，其文艺民俗及其审美建构方式都显示出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二、里下河文脉薪火相传

《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一书指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都是在文学史长河中生成和积聚成型的，仿佛大河中的一朵浪花，是各种力量的因缘际会。通常所说的文学流派的表层结构主要是流派成员之间的显性交流和共同活动，包括人际交往、共同参与的文学出版活动，文学作品的互相品评和认同以及文学研讨活动等，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大体也是这些结构因素汇聚的过程。

从人际交往的表层结构看，杨学民认为里下河小说流派成员的聚集是以汪曾祺为核心的，家乡的文学青年在与汪曾祺的交往中，其处事方式、人文气质、艺术思维、文学趣味等日趋接近。几乎所有的里下河青年作家都是在汪曾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甚至亲自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秉承了京派文学传统，赓续了泰州学派的精神气脉，注重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注重语言的干净与明媚，注重风格的冲淡与典雅，注重意境的诗化与神韵，注重精神的洁净与高尚，从而使里下河小说流派人才辈出，生机勃勃，汇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生力军。

从深层结构来看，里下河派小说作家在题材、风格、审美趣味、文学精神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脉，但是又各具风采。

杨学民认为，汪曾祺、曹文轩、毕飞宇和鲁敏等寓外作家，都对故乡的水充满依恋和温情，那是因为寓外作家对故乡的怀念，心怀割舍不断的乡愁。曹文轩的水意象与里下河的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使他的艺术时空中到处波光潋滟，水雾弥漫。他在书写水边故事时，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也颇有水性，秉水德，尤其是那些女性人物形象，如同水做的一般，自然纯净，纯朴善良，温柔似水，柔而不弱，随遇而安，百折不挠，一路前行，犹如大地母亲。她们是美和善的化身，有一种高尚的生命境界、一种悲悯情怀、一种人性的拯救力量。

毕飞宇的小说在继承和发扬里下河文脉的同时，更注重叙事创新。其小说中存在着多种话语反讽形态，但从叙事学角度看，它们有一个共性，即叙事者与隐含作者的分离，主要表现为克制叙述、夸张叙述和戏仿叙述。克制叙述是毕飞宇小说话语的一种修辞手法，他在叙述“文革”、死亡、暴力等重大或严重事件时，往往有意克制住内心的激情，呈现出轻描淡写或戏谑式的文字，然而反讽意味在克制叙述背后体现出来。杨学民指出：“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格，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文艺美学原则。客观世界本身是一种反讽性存在，人也以反讽思维把握世界。”杨学民：《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夸张陈述与克制陈述正好相反，是将轻微的事情重点说，虚张声势。

里下河派的女作家鲁敏说：“我是东坝的孩子，那是我的乡村乌托邦。”鲁敏、姜广平：《“我所求的恰恰就是‘不像”》，《西湖》2009年第3期。杨学民认为，鲁敏以“顺物自然”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建构自己的乌托邦，书写奇异的故事。她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诗意世界，赞美自然健康的人性和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鲁敏让人看到了东坝人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等关系方面的理想价值标准以及作者的怀恋之情。

杨学民认为里下河派的在地作家刘仁前、刘春龙、顾坚、王效平、沙黑、周荣池等，栖居在各行各业，像家乡的芦苇一样生长在浅滩平湖，感知着大地的冷暖，伴随着细雨吟唱，为风塑造形状。他们深谙乡土民情，挚爱着大地上的父老乡亲，紧紧拥抱现实，其小说具有鲜活的个人体验感和现场感，小说人物身上烙有作者深刻的个人生命体验，自叙传性质明显。他们是里下河人最亲近的作家，把里下河文脉送到了寻常百姓家。一茬又一茬的里下河派在地作家对于家乡民间文化的传承和文化水平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守护诗性文化情怀的里下河派小说

从里下河作家创作和文学精神来看，《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认为，里下河小说流派的确具有了趋同的文学观和审美风貌。乡土日常生活审美化、守护诗性、悲天悯人、追求古典美等是里下河派小说的总体特征和内在的文化艺术精神。

汪曾祺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他把小说当诗来写，创造了小说的新文体。汪曾祺小说人物是意象化的、诗化的，而不是通常所谓的典型人物。在他的笔下，即使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不论他们是养鸡的、赶鸭的、捉鱼的、画画的、卖唱的、收字纸的劳动人民，故事都是通俗的、日常的，而人物却不俗，不仅不俗，而且很雅，散发着诗意。

汪曾祺小说的氛围是诗化的。汪曾祺的小说淡化故事，诗意氛围浓郁。生活有悲剧，有喜剧，但不论是悲剧，是喜剧，都不是作者编出来的，生活原本就是如此，作者只是将氛围呈现出来，将氛围诗化。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写老舍自杀的故事，老舍在被批斗之后，来到太平湖，坐在湖边的长椅子上，看着湖边“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整个作品看似从容，其实满含着哀伤;看似平静，其实充满愤懑。完全不像小说，是一首哀诗，为“那个人”写的哀诗，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剧的氛围。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是诗化的。汪曾祺一再强调语言的诗化，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2-23、22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他在《收字纸的老人》中写道：“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最后两句，似乎与老白化纸、独坐没有什么逻辑关系，但有诗意，有哲理。

在汪曾祺的影响下，里下河派作家都自觉地守护诗性。他们无不对诗性情有独钟，在爱情婚姻、生命成长等小说主题的展开过程中，无不注重对生存诗性的赞美或敞开。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②毕飞宇说：“诗性的语言有它的特征，那就是有一种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飞动的静穆，斑斓的单纯，一句话，诗性的语言在主流语言的侧面，是似是而非的、似非而是的。”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他们用诗化的小说，创造优美的意境和精神家园。里下河派作家不注重故事，而追求诗意。毕飞宇认为：汪曾祺“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 就是诗意。这个诗意也是特定的，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意境”。毕飞宇：《两个人像红杏一样闹——读汪曾祺〈受戒〉》，《文汇报》2016 年7 月2 日。

在汪曾祺的感召下，里下河派作家的作品，都有一种古典美倾向。他们高举“永远的古典”理念，透露着节制、中庸、和谐、秩序、恰当、含蓄、温柔敦厚，追求现实与梦想的统一，心灵与自然的交融，让情感与理性、过去与现在、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以及写实与浪漫走向和解与圆融，深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

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看待里下河派小说追求古典美的意义，一方面是时代社会文化的视角，另一方面是文学史的视角。

首先，作家们以里下河故乡为背景创造了自己的乌托邦，在这艺术乌托邦里，里下河的自然风景如诗如画，比如《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过滤掉现实的假丑恶，彰显着生活的真善美。古典美的追求使得里下河派作家用词造句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搭配恰切，声韵和谐，文气贯通，协调一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气韵生动。

其次，里下河派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成就了别具一格的姿态、风度和精神气质。与现代派小说相比，它不是以非理性反抗现代性，而是以古典主义对抗现代性，如汪曾祺所言，“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自序，第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与实验小说相比较，里下河派小说依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主体性，是追求意义的，有深度模式的文学。它重视文学形式实验，但又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与宏大叙事不同，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其哲学价值的核心是人道主义。文学尚美但不忘“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文学：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不忘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里下河文学流派人才辈出，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生力军，

但它依然走在路上。本书对里下河派小说的历史、现状、审美风貌和作家个性的研究和评价也是阶段性的研究，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无疑的是，它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和未来成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简介】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