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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像与精神的家园

2020-09-06吴世奇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3期
关键词:文学创作社群家族

马步升自1985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至今已有长达35年的创作生涯,发表小说、散文、学术论著等作品600余万字,并获得了国内诸多文学奖项。从早期的《女人狱》到近年的《小收煞》,从在庆阳师专历史系学习、工作,到如今担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无论是对马步升创作30余年的众多作品,还是对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其本人,都是时候做个回望与总结了。出生、成长、生活在西部地区的马步升,其文学创作拥有怎样的表现对象、表达技巧、艺术特色,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构建人类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回应,因此值得全面系统地进行梳理与分析。

折射陇东的历史镜像

马步升在大学期间主修历史,工作后担任过历史教师,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没有减弱对历史的关注。考察马步升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纪实性文学,多与陇原大地上的历史密切相关,而其学术著作更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历史学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特别大,我直到现在读历史书的时间肯定比读文学书的时间多。咱们中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我的许多短篇小说,其实遵循的就是史学上人物传记的写法。”周新民:《我热爱陇东这片热土——对话马步升》,《文学教育》2019年第3期。马步升以历史为表现对象,为陇东大地上的众多人物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历史的多维镜像。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家族小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族与革命、民族、乡村、个人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作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空间。“正是由于家族与时代、民族、历史、文化的多重关系,所以不少作家在家族小说的日常叙事中隐喻着对民族历史的深入思考,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保持着家族史结构的偏爱,从而形成了家族叙事与历史叙述交织的景观。”曹书文:《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研究》,第1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从现代文学时期的《子夜》《家》《四世同堂》,到新时期以来的《古船》《白鹿原》《秦腔》,许多作家借助家族小说这一载体,表达了对革命、时代、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马步升的家族小说既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又在历史观念上与世界文学建立了对话关系,其对历史的认知也更具新历史主义倾向,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马步升在家族叙事过程中,不仅仅是为传统家族制度唱挽歌,同时也将陇东地区的文化、社会、革命发展,以及个人心灵与精神的变化表现出来。

在《青白盐》中,马步升将陇东地区几十年的历史变迁,集中表现在陇东大族马家以及海家、年家等几个稍小的家族中,通过几个家族的恩怨情仇及兴衰沉浮,折射出陇东地区的革命、政治、文化发展。马步升主要塑造了马正天、马登月父子二人的生动形象。马正天作为董志塬上最大的财主,却出于义气为八百脚户向陇东府衙讨要公道,虽然最终县衙被迫不增加盐税,他却因被账房海树理出卖而使家族遭受灾祸。由马正天到马登月再到“我”,马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遭遇很多变故,马家的兴衰沉浮也契合了时代历史变迁进程。在《小收煞》中,作品同样以马家几代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将清末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反映在自马家老太爷到马越权这一代人身上。马老太爷在清朝获取功名后成为地方首富,甚至家中护院的民团可以协助朝廷大军保障西太后逃窜到西安时的安全,马家也因此被朝廷授予锦旗而光芒万丈。而到了马素朴一举考取北平名校,马越权参加革命以及落实新中国禁烟令等政策时,马家的变化与时代的历史更加紧密结合起来。马素朴经历军阀混战、解放战争等,自己感到难以实现理想抱负后沉迷于抽大烟,但儿子马越权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后来又做了农委会主任。从马老太爷到马越权几代人的经历,不仅反映了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起伏,更是折射了隴东地区近百年的历史镜像。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中央集权制度的传统,但皇权真正辐射的地方并未完全触及乡村地区,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管理主要靠地方士绅以及家族长老。“士绅家族在当地的领导地位和管理职能,可以说明为什么官方努力没有深入到中国的下层社会。或者以另一种方式从其起源来讲,士绅的产生是用来填补早期的官僚政府与中国社会(它正在不断扩大,非官僚政府的力量所能控制)之间的真空。”〔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7页,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这种治理方式可谓是法理与人情的结合体,乡贤、乡绅、族长通过一些约定俗成的方式来处理乡村日常事务,能够在官方与民间形成一个缓冲带。《老碗会》在马步升的短篇小说中分量很重,这篇小说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于它细腻地刻画了马伙儿、郎四辈、周满来、刘疯子、赫老二、樊黑子、马连生几个家族代表,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指标而巧妙地施展“政治手腕”。村民小组长马伙儿为了完成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去执行,而是召集各个家族的负责人通过“喝老碗茶”的方式商议,“赫老二知道喝老碗茶的讲究,没有大事不聚众喝老碗茶”,这种处理乡村政务的方式显然是陇东地区的特色。

奏响西部的绝地强音

考察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作家的故乡对其有着重要影响,许多作家的创作素材以及表现对象都是故乡的人事与风物。员外村、马莲河、陇东对于马步升来说,正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老舍的北京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马步升的文学创作扎根于陇原大地,西北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深深地震撼了其内心世界,令他萌生了为生存在西部地区的底层大众发出地表最强音的创作动机。马步升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西部,并身体力行地考察了西部诸多地方,最终饱含深情而又慷慨激昂地说道:“绝地,才能迸发出绝唱,绝唱,永远是绝对的宿命。绝地之音,并不仅仅传达悲壮哀婉,它是生命本身,每一个音符里都透射着生命的全部内涵。”马步升:《一个人的边界》,第33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提起陇原大地以及西北地区,人们自然会想到这里山高路险、土地贫瘠、大漠连天、干旱缺水等,西北地区也的确比不上中东部的物质生产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但是,或许正是由于西部地区艰苦的生存环境,才造就了这里的人们像大漠胡杨一样顽强的生命力,拥有不畏艰苦、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马步升在散文《故乡天下灾荒》中,重点说明了“民国十八年”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干旱、饥荒的严重程度,以及故乡的人们是如何以一种百折不挠的态度面对各种天灾人祸。例如,有一年夏天麦收时节华池县突降大如乒乓球般的冰雹,地面冰雹累积有一尺多厚,庄稼、房屋、电线、道路全部被毁,但乡亲们只是呆望了一会儿天地,便聚在一起商量待冰雹消融后如何赶种一茬秋庄稼,以弥补夏粮的损失。对此,马步升赞叹道:“这是一种多么坚韧的性格呀!多年来,我一直视我的父老乡亲为世界上真正的英雄,他们处变不惊,不怨天,不尤人,了身达命。”马步升:《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第16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品质,马步升正是被这种自强不息、泰然处之的西部精神所感染,因此表现绝地之美、绝地之音才成为其文学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限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历史因素等,不少地区依然是一种前现代发展阶段,生产生活方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差异较小,人与自然在长期的相互作用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互为主客、天人合一。对此,马步升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笔下西部地区不少物质条件艰苦的人物,却依然能够成为精神上的富足者,这种极具张力的生存方式未尝不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花儿”作为一种民歌在西北各族劳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它是西北劳苦大众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越是在偏僻、贫困的乡村这种民歌受众越广。马步升在《寻访花儿歌手》中通过塑造岷县几位民间歌手形象,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西部地区人们诗意盎然的生活,这种苦中作乐、笑对生活的态度,值得被现代文明困扰的群体深思。西北这些花儿歌手并非想要争名夺利,而只是“对艰苦生活的一点调剂,他们的歌声是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声喘息和叹息”,“是因为劳苦,他们需要身体和心灵的休息,需要情感的宣泄,需要暂时的忘情和忘却”。马步升:《纸上苍生》,第126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7。

马步升是一位博物君子,同时也是一位精神游侠,长年累月行走在西部的山河之间、城市深处,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渊源、故事传说,并把这些见闻诉诸笔端,颇有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的风范。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充满了文化知识,早年研修历史与哲学的功底使其游记散文充满哲思,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历史名城,都处处彰显着西部文化的厚重感。在《风雨周祖陵》一文中,马步升从类似“知识考古”的角度,对几千年间庆阳的历史进行梳理,先从庆阳城被称为“凤城”不如“龙凤城”更妥帖入手,接着从《论语》《诗经》阐明周人始祖对“德”的重视,最后从周朝的兴衰得出“有德则得天下,失德则失天下”的历史命题。此外,马步升还在《敦煌夜行记》《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天马的故乡》等散文中,表现了西部地区自然与人文的源远流长,这些散文创作也因为承载丰富的知识以及富有思辨色彩而别具一格,与张中行《负暄琐话》、余秋雨《文化苦旅》等“学者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马步升凭借自己精深的人文修养、历史眼光和丰富的阅历,将抒情与说理、抽象与形象有机交融起来,形成独特的抒情性的理性化语言,让人得到智慧的启迪的同時,也感觉到语言的魅力。”杨光祖:《绝地的书写,激情的智性——试析马步升散文的艺术特质》,《名作欣赏》2002年第6期。文学创作与日常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是马步升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这种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技法,不仅弘扬了西部地区悠久的多元文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其精神世界。

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社会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原子化的个人”,个人的孤独和社群的涣散成为当代社会之痛。自20世纪中后期全球范围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浪潮,人们在一种“怀旧乌托邦”情绪下重构乡村,试图能够在现代文明之外找寻一片心灵栖息的净土。斯维特拉娜·波伊姆认为,“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病,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拥有一种集体记忆的情感共同体,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稳定性”,Svetlana Boym,The Future of Nostalgia,New York:Basic Books,2001,p.14.从而为处于生活与历史加速剧变时代中的人们提供一种防御机制。此时适当回归中国文化中的社群主义精神,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塑造一个既有个人自主性、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康社会。此外,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日益交织,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时代语境下,马步升在文学创作中讲诉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从表层来看是人在说话,其实这背后暗含着语言在说人的逻辑关系。如何在文学创作层面回归故乡,马步升将使用陇东地区的方言作为一种有效途径,通过鲜明的地域语言来标识自己故乡的位置。在《被夜打湿的男人》中,王力行把战友牛二军从农村带到城里介绍给女老板时,针对老板询问牛二军是否已婚时,王力行说了一句颇具民间色彩的话:“还娶媳妇哩!家里穷得精?打得炕响哩!毛拉得土淌哩!谁家女子敢睁大眼睛往火坑里跳”?马步升:《马步升的小说》,第268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人物语言并非必须古雅、优美、诗性,马步升作品中的人物说话方式与其文化构成、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有机统一,这些零散的部分组合在特定人物身上就形成一个话语系统,语言也不再是单一的交流工具,而是在系统之内令意义获得了增殖。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流派,它是在批评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迈克尔·桑德尔被公认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社群主义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是集体主义,它把社会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始动因最终归为诸如家庭、社区、阶级、国家、民族、团体等社群”;从价值观方面而言,“社群主义则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的利益”。俞可平:《社群主义》,第2-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乡镇社会组织构成,就带有突出的集体性、部落性以及社群性。马步升家族小说以及关于乡村书写的作品中,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性,它基于儒家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靠血缘、姻亲等纽带将人网织在一起。

与西方社会中家族以及邻里之间关系的松弛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成员以及邻里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马步升在《小收煞》中叙述了家族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当马素朴一家失势时,马家老长工刘门道的妻子陈少艾经常对马素朴夫人马白脸出言不逊,马白脸出于教养而一直不予反击。但是,马家毕竟是盘踞当地近百年的大家族,不少族人对刘门道与陈少艾二人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马家几个妇女就联手对陈少艾进行骂战。不仅是马家自己人,连之前跟随马老太爷的仆人马嗖嗖,也愤怒之下将刘门道暴打一顿。这都是传统社会时期,人与人之间结成一个共同体的生动表现,与现代时期的社群主义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有利于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关系。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如果说国家曾经是一个大居民区,那么居民区也可能成为小国家。它的成员会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地方政治和文化,不让陌生人侵入。在历史上,居民区已经变成了封闭而狭小的共同体。”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A Defenc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New York:Basic Books,1983,p.38.这种带有“社群主义”色彩的共同体,为解决当今社会个人陷入“游牧者化”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历史上的这种组织模式恰与中国传统社会极其相似。马步升在《家族秘史》中透露了马家第七代祖先,与一大批逃荒客修筑躲避兵乱、匪患的城堡,并与整个村庄外姓家族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外来风险。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小单元,家族又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类似陇东马莲河畔马家这样的家族在中国大地上不胜枚举,为当下倡导社群主义奠定了历史基础。

“中国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色,与今日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的极度高涨相对比,可以救济个人主义的孤独,也可以防止社会因个人主义过度发展而面临的碎裂与瓦解。……这是中国文化中超越性的价值,也可以扩充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以补现代文明的不足。”①

马步升的作品表现了多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特性,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生动地呈现在其笔下,这在《浪漫的高原》《保安三庄素描》《大地一剪刀》《西北大男人》等作品中俯拾皆是。尽管马步升将西北地区“名教”与“自然”、“官方”与“民间”、“高雅”与“通俗”等文化都表现出来,但其念兹在兹的主要是乡村文明与秩序。马步升对待乡土中国的态度是感性与理性并存的,重构乡土中国温情脉脉的伦理关系,是马步升为解决现代社会人的存在问题的一种尝试。

结语

马步升的文学创作与其他西部作家乃至当代中国作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作品处于“知识满载”状态,亦即马步升在创作时关于许多事物的叙述是具体的、可感的。马步升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指出,“知识空载”与“语言无根”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病象,认为长篇小说创作要有一个完整性的知识系统做支撑,“在这个知识系统内,大者包含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小者涉及作者的文化修养、各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对人性广度和深度的体察”。

②马步升文学创作中既具有丰富的知识又运用了颇具地方性的民间语言,不仅为解决当下世界人们的精神困扰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也为其自身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源。

纵观马步升30多年的文学创作,包括《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走西口》《刀尖上的道德》等学术著作在内,不难发现其对西部历史与乡村社会着墨最深。马步升的历史叙事将心灵史、家族史、村莊史、地区史、民族史等融会贯通,在为家族、家乡、西部树碑立传的同时,也蕴含着他对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分崩离析的传统家族制度与乡土中国文明秩序的感伤。马步升尝试通过文学作品重建乡村文明的努力,以及为此而进行的知识考古、精神旅行,使他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西部文学风格的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地域性的超越。马步升这种立足陇原大地而又放眼中华民族,并尝试与世界文学建立对话的创作理念,使其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具有较高辨识度,有些篇目更是跻身于当代文学高峰。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创新人才项目“1990年代以来西部长篇小说中的民间文化”(18LZUJBWYJ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世奇,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宁)

①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第222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②马步升:《当下长篇小说病象分析》,《长江丛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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