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谦

引言

莫言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发表于1988年《文学四季》秋之卷，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0年台湾洪范书店也出版单行本。2001年，九天汉思公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作出版《走向诺贝尔：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莫言卷》，莫言把《十三步》改名为《笼中叙事》，与《欢乐》《冰雪美人》一起收入其中。《十三步》的命运相当寂寞。它没有像“红萝卜”“红高粱”那样大红大紫，也没有像《红蝗》《欢乐》那样因为被批评而引人注目。它有点儿像莫言另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那样，批评家似乎不愿意发表意见，这和莫言的文学影响以及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极不相称。莫言的哥哥管莫贤认为，晦涩难懂是《十三步》遭受冷遇乃至被遗忘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十三步》没有那么晦涩，更不难懂，这关键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反先锋文学氛围导致的。莫言自己对这部作品却相当重视且充满自信，他曾经说：“直到现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莫言、石一龙：《故乡·梦幻·传说·现实——著名作家莫言访谈录》，《小说的气味》，第15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现在重新审视这部长篇小说，我以为，它呈现了莫言的文学才华和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值得更深入地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十三步》本身，而且对于理解莫言、理解先锋文学和当代文学变异、发展都有一定益处。

一、“原创”比“完美”更重要

理解《十三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它的先锋叙事问题。《十三步》是莫言先锋叙事的极致性文本之一，也是其“天马行空”般的文学精神的一次大胆的创造性实践，洋溢着1980年代先锋文学实验的强劲冲动和激情四射的时代气息。莫言的崛起乃至后来获得诺奖，是离不开这种先锋文学的激情和精神的。

在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相互混杂、激荡，这是新时期文学觉醒、进步的最重要的潮流，同时，也是新时期文学实现历史性突破的重要标志，更是莫言文学风格形成的历史性根基。其实，不仅仅是莫言，当代文学中那批最优秀的乃至被经典化的作家，如张承志、余华、陈忠实、迟子建、阎连科、贾平凹、史铁生、苏童、格非等等，几乎无不与这两种潮流密切相关。他们是潮流的发动者、参与者和最热情最有力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先锋文学的角度看，莫言即使不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驱，却也算得上令人瞩目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位。尽管他并非所有的创作都采取先锋姿态，但是先锋精神却最大限度地展露出他的文学个性、才华及创造性。的确，《民间音乐》也显示出莫言的文学才华，获得了老作家孙犁的称赞，在军艺读书时又受到徐怀中的高度认可——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现在看起来，把这部作品列为莫言1985年以后的作品，或者将它看作是和《白狗秋千架》《枯河》等同样出色的作品，也并不逊色。但是，具有魔幻意味的《透明的红萝卜》无疑更具有原创性。“黑孩儿”这一形象无论从文学史上看，还是就莫言个人创作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莫言1985年的《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等，大体上是“红萝卜”式的先锋实验。莫言当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小说写法的短文《天马行空》（1985），高调呐喊，连句法修辞也带着先锋文学的“邪劲儿”，是其先锋性文学观念的狂傲、犀利的表达，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1980年代的文学宣言。1986年《红高粱》发表以后，莫言的先锋脚步更加迅疾、昂奋，其先锋性比“红萝卜”和《球状闪电》等更为剧烈和激越，我以为，《红高粱》真正开启了莫言“天马行空”般的先锋航程。同时，也因为张艺谋的电影改编及其国际获奖，使莫言和《红高粱》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当莫言试图沿着《红高粱》的道路继续前行——拿出《红蝗》《欢乐》的时候，却遭到批评家和读者的迎头痛击。这两篇小说是1980年代莫言遭受批评、否定最多的先锋探索性作品。《红蝗》以一种近似尼采式的“价值重估”对流行的美与丑展开狂欢性亵渎，以“倒立”的姿势审视着世界，显示出莫言文学的犀利和爆破力。“大便”“猫头鹰”作为核心的意象不断被重复。后来被称为莫言式的“泥沙俱下”的语言，在这里也得到淋漓酣畅的发挥、张扬。小说给人以混沌、迷惑的感觉，似乎缺乏统一、系统的思想意蕴。有关“红蝗”——蝗灾的叙述却异常精彩，粗粝而奇诡，比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都更为成功。从四老爷发现蝗虫一直到蝗虫过河，一些情节和细节惊心动魄、气势磅礴。蝗灾、城市、乡村、色情泛滥的沼泽、马驹以及家族祖先等等，被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似乎在暗示着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欢乐》除了那种汪洋恣肆、一气呵成的感觉之外，更深沉的却是对人的命运、家庭伦理的拷问，同时也涉及乡村社会的现实状态。齐文栋的悲剧和《白狗秋千架》的女主人公一样，是命运的悲剧。這两部作品非常相似，都是将人生、命运置于自然（艺术模仿自然的自然）、社会双重背景之下，将两者叠加、混合在一起，因而蕴含着更为大气、开阔的艺术境界。这是莫言不同于许多作家的地方，也是他为当代文学悲剧叙述增添的美感。社会在变化、进步，齐文栋却掉进人生的命运黑洞之中无力逃脱。长期的生活重压磨损着哥哥、嫂子的亲情，母亲仍然有无私之爱，却生命衰老，再也无力关爱自己的儿子。关于母亲形象的塑造——尤其是那段身体叙述的文字却遭到质疑和批评，以至于余华不得不站出来为莫言辩护。因先锋性而一夜成名，同样又因先锋性而成为文坛猛烈否定的对象，这或许也是莫言始料不及的吧。当然，不是绝对没有赞同的声音，可是，和批评、抨击的声音相比，那种认可的声音似乎变得微乎其微。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7年到1990年代初，仅就知网上的批评性文章就多达9篇之多，其中不乏文坛上活跃而极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十三步》是和《红蝗》《欢乐》同样的具有先锋特质而风格又有所差异的作品，它虽然没有像这两部作品一样遭到直接的抨击，却也是因此而被文坛抛弃、遗忘的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当年对莫言的批评，我们会感到文学批评难以克服的保守性。人们大都比较一致地肯定《透明的红萝卜》，是因为它的先锋性具有一种“中庸之道”的柔和性，“黑孩儿”形象沉重、冷峻的孤独感、绝望感和荒凉感由于“文革”背景的缘故而变得更为柔和，更容易被人们所认可、接受。《红高粱》则是极致叙事，具有更猛烈的颠覆性与冒犯性，但是，张艺谋的电影改编却缓和了这种冒犯性。电影的改编具有一种过滤功能，能够剔除文本中的一些令人恶心、惊愕乃至难以适应的先锋因素，扩展了那些更容易适应大众普遍心理的元素，尤其是抗日爱国的激情，从而使《红高粱》变得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也使得其对历史、伦理的挑战、怀疑变得更为柔和。即使是这样，高粱地里爷爷、奶奶的爱欲和爷爷往酒坛里撒尿，也还是引起一部分观众的不满。《红蝗》《欢乐》的极致叙事显然来得更为直截了当、横冲直撞，更具有心理、价值上的冒犯性、冲击力。《十三步》的感觉激流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却又进行了人称的频繁转换，从而使叙事变得扑朔迷离，令人如坠雾中，外加人变兽、黑色幽默、残酷细节等，这就很容易遭到人们的拒绝、排斥。其实，新时期以来，人们求新求变、渴望文学突破的探索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茫然的追求“新潮”的心态，先锋文学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应该如何對待它？大家也都茫茫然，除了一些外来的知识和少得可怜的新文学史上的一点记载之外，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精神气质的作家起初都一哄而上，都追求新潮实验，就是一个证明。先锋精神应该是少数作家的个性，不可能是作家普遍的诉求。围绕着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展开的“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讨论也说明了这点。所以，真正的先锋文学来到面前时，也未必能够顺利地被接受。人们本能地倾向于更柔和的“红萝卜”，也意味着难以承受先锋精神所带来的巨大心理与美学的冲击力。可是，先锋之所以为先锋，往往是怀疑、反叛、颠覆性的文学，先锋激情一旦启动，大概就在于难以完全恪守“中庸之道”吧！恰到好处的完美，永远是可遇不可求的。同时，“恰到好处”也是一种保守心态，很容易磨损、消耗先锋的锐气和深度。从莫言的文学个性上看，他恰恰是“天马行空”式的作家，是那种在奔放不羁的自由中才能爆发出语言活力、个人才华的作家，是那种在深度挑战、颠覆的过程中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达成文学原创性的作家，而不是那种追求适度、精致和完美的作家。人们很容易发现，在莫言的诸多创作之中，完美、精致的作品，在中短篇中不少，而在长篇小说中并不多，尤其是八九十年代时期的长篇创作。《檀香刑》《四十一炮》比较完美，尤其是前者，堪称完美无缺，其他作品都不难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不足。就莫言的个性和先锋文学而言，突破性、原创性比完美、适度更为重要，《红高粱家族》虽然不完美，然而原创性和突破性更为鲜明，也更为重要。

二、贴近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

和莫言许多作品不同，《十三步》不属于莫言书写童年、故乡的高密乡土小说，而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表现1980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状态及其悲剧命运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就其揭示社会问题、抨击时弊而言，和同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蒜薹”是以写实的风格写农民的悲剧，《十三步》则是以先锋风格写知识分子。莫言更长于写农民，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并不多，但是这部作品也同样体现出莫言的特色。

《十三步》具有非常切实的现实体验，是有感而发的。其最初的灵感来自莫言哥哥管莫贤80年代窘迫而艰难的生活。据管莫贤说，他曾经在湖南常德一所中学担任教师，80年代调回山东任教，和当时的许多教师一样，生活极其艰苦，“莫言怕我一家在南方生活惯了，初到北方不习惯，所以经常来看我。高密一中当时在潍坊地区13所重点中学中硬件上是最差的，除了两栋教学楼和一栋学生宿舍，一栋教工宿舍之外，其余全是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破旧低矮的平房，本来就显得狭小的校园，还被外单位占去一大块，厕所全是露天的，要雇人掏大粪，每逢大雨天，雨水就会将粪便和蛆虫冲出来，到处漫流。由于地势低洼，雨水排不出去，食堂里蒸饭的笼屉都会泡在水里。老师住房十分紧张。新结婚的老师能在教学楼里或学生宿舍楼里分到一间小房，就心满意足了。那时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男青年教师找个对象都难，不管你是师大还是师专毕业，工资没有企业里的女工高，人家还有奖金，所以那时不少青年教师只好到农村去找对象，或在县城里找一个农村户口的……我刚回到高密时，学校没有房子，我只好住到亲戚家的三间平房里。这一切莫言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大概就是《十三步》创作的原始动机”。管莫贤：《莫言小说创作的背后》，《时代文学》2013年第4期下半月。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现实关切，明显带有1980年代社会和文学的普遍特点。发现知识分子，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一系列大政方针的改革，如现代化社会目标的设定、恢复高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口号的提出、重视教育并设立教师节、为“右派”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等，将知识分子从社会边缘、底层推向中心，并赋予神圣的使命。刘心武的《班主任》率先将知识分子推向社会中心，班主任老师张俊石被刘心武理直气壮地作为主人公，其对“文革”内伤的揭示也是从正面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肯定。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政治正确和道德正义的化身，其历史磨难与现实处境，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叙事模式：知识分子尽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无论是在历史上经受迫害或现实中遭受压抑，也无论物质生活怎样贫困，都依然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王蒙、张贤亮、鲁彦周等作家的“神圣的蒙难者”形象，更多的是从历史磨难的角度讴歌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谌容《人到中年》更多地涉及知识分子现实生存困境。陆文婷是英雄，在她的性格中闪耀着近似于“神圣的蒙难者”的光辉，但是，她更是凡人，她一方面要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在贫困、匮乏、艰苦的生活中煎熬、挣扎。这种生活处境被小说作为重要内容大量叙述，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陆文婷一家四口人，长期居住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工资低微，月月入不敷出，不敢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之外的东西。她每天午休往返于家里与医院之间，要为一家人生火、做饭，这种艰难的生活无疑是陆文婷病倒的重要原因之一。作品中反复出现陆文婷悲伤的感慨：“啊，生活，你是多么艰难！”陆文婷的形象告诉人们，虽然知识分子在名义上获得了重视，但是，其现实生活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困苦，他们的这种处境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是不相符的。陆文婷的同事刘学尧、姜亚芬夫妇之所以出国，就是因为无法承受这种艰难而贫困的生活。谌容对这对夫妇充满同情和理解，从而令知识分子的贫困而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触目惊心。这种悲剧在实现现代化、重视知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社会话语中凸显为一种急迫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并引起普遍的社会共鸣和巨大的反响：“这个‘中年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朱寨：《留给读者的思考——读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人到中年》也被认为是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作品敢于正视现实，提出我们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年人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不公平待遇之间的矛盾”。张炯：《作家有权提出生活中的问题》，何火任编：《谌容研究专集》，第25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这种“社会问题”小说，一度被认为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的突破性转化，这种社会问题的文学模式逐渐淡化，但是，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却依然存在，也是人们热切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十三步》中，主人公中学物理教师方富贵、张赤球同样处在陆文婷式的生存困境之中。他们现实生活的艰难、困窘，在小说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叙述。虽然他们没有陆文婷那样高尚，却也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们都兢兢业业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方富贵积劳成疾昏倒在讲台上。张赤球一家三代住在狭窄的小屋里，赡养着瘫痪的丈母娘，两个孩子则住在墙上打出来的洞中，洞口挂个帘子。他白天上课，晚上还要熬夜批卷子、批作业，微薄的收入几乎全要交给凶悍的妻子李玉婵，有时他连最廉价的香烟也没有钱购买。张赤球向两个儿子借钱买香烟的情节，是令人心酸的幽默。张赤球之所以放弃教师职位而下海经商，很大程度上也是贫寒处境的挤压造成的。作品还告诉我们，年轻教师结婚没有住房，不得不把学校水房当作新房，“水房被数学教师于化虎乘机霸占，门口贴上一个大红‘喜，拉进一个姑娘去，放一串鞭炮，从此水房变成洞房，姑娘成了新娘，小伙子成了新郎”。②莫言：《十三步》第9、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学校的物理教研室像他们的家里一样狭小、简陋和肮脏：“一縷黄光从玻璃洞里透进来。拥挤着六个教师。物理教师办公室，面积12平方米。涂满了煤灰、苍蝇屎、苍蝇尸体粘在白粉壁上;苍蝇的血迹和肚肠干痂在方富贵老师的备课本上。”

②因为经常停水停电，厕所臭气弥漫在走廊和教师办公室。教师们牢骚满腹，甚至不安心工作。老教师觉得如果不是要个面子，就应该去做小贩，甚至去贩虾酱，青年教师后悔当初报了师范院校当老师，让人看不起。还有，张赤球怕老婆的性格，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卑下的社会地位。作品中的王副市长这一腐败官僚的形象则具有尖锐的批判性，他的死与方富贵的“死”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人到中年》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与陆文婷的对照一样。他的腐化堕落与方富贵、张赤球的艰苦工作和生活形成对照，这也增加了小说的思想深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年知识分子问题逐渐消散。因此，莫言在出版单行本时说：“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在当时是富有挑战性的，是切中时弊的。今天读起来已经疲软无力。事件是容易陈旧的，但技巧历久弥新。没有永远存在的炸药，但制造炸药的方法世代流传。我不得不猖狂地宣告：《笼中叙事》前无老师，后无徒弟，它像一块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地待在一个角落里，向我自己证明着我在小说技巧探索道路上曾经做出的努力。”莫言：《走向诺贝尔：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莫言卷》自序，第1-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三、向着灵魂的深度开掘

《十三步》聚焦社会重要问题，直击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具有深切的现实感，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文学超越性，这是不能不特别注意、强调的一个问题。在1980年代甚至一直到现在，文学的现实体验与艺术追求往往是难以平衡的，常常因强烈的现实感而损害文学性，如果看看1978年以来的年度获奖小说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这一点。刘心武式的社会问题小说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刘心武比许多小说家都更敏感于大变革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善于以社会问题结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爱情问题、人性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球迷心理问题等等，往往都是社会普遍社会关注的问题，这是刘心武成功的秘籍，但是，同时也是他的陷阱，使他的小说很容易被封闭在特定时段和特定的问题之内，缺少深沉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其实，现在看谌容的《人到中年》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十三步》尽管触及当时的社会问题，具有社会问题小说的特点，甚至还有《人到中年》式的书写知识分子的烙印、痕迹，但是，它同时克服了社会问题小说的弊病，具有强烈的文学超越性。它反映的社会问题不是一种把作品单纯地限制在社会学范围内，不是一个封闭性屏障，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学枢纽或舞台，一个充满文学意味的矛盾焦点，簇拥着复杂而丰富的美感存在。

比如，《十三步》特异的叙述视角即“笼中叙事”，既有人在笼子中生存的象征意义，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视角，经由这种视角，作品达到一种更高的艺术自足性和思想爆发力，就如同《红高粱家族》的儿童视角一样，莫言小说总是善于选择一个特殊的视角进行叙事，这种特殊视角往往达到作品极具特点的叙事高度。其实，作品中的所谓“你我他”视角转换并不复杂，阅读时只要适当地停顿一下，就可以理清头绪。这种视角转换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想要非常流畅地阅读的读者来说，或许是一种障碍，但是，对于喜欢思考的读者来说，恰恰是唤起思考的符号。人称的转换，有助于读者的思考;明白而流畅地阅读，并非是唯一的阅读方式。再如，复杂的结构，两个教师家庭交织在一起，方富贵、张赤球、李玉婵三条线索纵横交错，时而交汇，时而分开，这三条线索又牵连着其他线索，主要情节线索清晰，同时，又兼容其他小线索及各种细节。就长篇小说而言，这是当时莫言摸索复杂结构的开始。另外，荒诞情节及其黑色幽默的意味，显示了莫言的卓越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方富贵与张赤球相貌相像又是邻居，方富贵的死而复生，李玉婵的变身整容，李玉婵为死去的王副市长整容，张赤球变为不人不兽的特殊动物，等等，都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还有，作品的细节与感觉鲜活的语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美感十足，充满了活泼而新鲜的创造力。小说有写得非常残酷的地方，是典型的莫言笔法：“整容师清理完了王副市长脸上和脖子上的脂肪后，伸展了一下腰肢，冷冷地、感触万千地扫了一眼老情人破碎的脸，然后，以王副市长深陷下去的肚脐为中线、中点，切开冷冷一个半尺长的大口子。一点血也不流，一点血腥也没有，白花花的脂肪响着从刀口里冒出来。王副市长的肚子上盛开了一簇庞大的白菊花。”②莫言：《十三步》，第92、188-18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老太太从滑过来的小车里拎起一只灰蓝色的兔子，倒挂在钩子上。兔子没有死，它仅仅是昏厥，能看到它的肚子在收缩和膨胀。她拿起一根带尖的通条，在兔子腿皮上捅开一个洞。然后，又捅了几捅;然后，又捅了几捅;然后，把一条胶皮管插进洞里。一拧开关，气流喳喳地响着，气流在兔子皮和兔子肉之间贯穿流通，兔子快速膨胀，眼睛深深地陷进去，兔毛根根立起来，兔耳朵在颤抖。然后，她捆扎住兔腿，不让气泄出。然后，她用一把杨叶状的小刀从兔腹正中豁开，又在兔腿上捣弄几下，兔皮轻松地滑下来。一滴血都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