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岁那年，凡高开枪自杀，孙闯闯没有枪，也不想搞死自己，只是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愤愤地骂了一句，“妈的，这孙子今天居然三十七了”。乐评人孙闯闯不得不面对自己人到中年这个现实，但相比“三十七岁了”的无奈，也许最令他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引起了孟小书的注意，因为在孟小书的“孙闯闯系列”作品中，他的秘密一览无余。

孙闯闯于某个深秋坐在依旧寒冷的房间里，也因为这寒冷，前妻“埋怨了四五年，终于搬走了，再也不回来”，《凉凉北京》便在这个颇像结局的地方开始。但这对孙闯闯来说，好像又不算什么，他身边早已换了人，此刻正捧着热水袋看一部叫作《野猪遍地跑》的影片。这是孙闯闯第五次看这部片子，而他正在为某个剧本发愁。小说交代，电影的内容和名字根本对不上号。在这个看上去有点无厘头的细节里，似乎藏着某种奇怪而有趣的东西。毫无疑问，孙闯闯想从这部挚爱的影片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一张粗制滥造的盗版碟又如何成了灵感的宝库？说得夸张一些，孙闯闯到底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在此，并不是要否认一部烂片可能蕴藏的神奇力量，或者说，那些天才总被允许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怪癖。但孙闯闯显然不是这样的天才，因为他被自己卡住了。所以，这个被一笔带过的细节几乎构成了关系小说整体气息的某种隐喻，这跟影片充满暴力、血腥、战争或逃离的内容无关，而与它将就的、既成的存在方式有关。不要忘了，只能算半个艺术家的孙闯闯并不缺乏艺术家的做派，比如“永远都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身边的人是否在认真地与他一起欣赏或讨论某个艺术作品，但凡有人走神、心不在焉他会立刻察觉”，因为“这是对艺术和他本人极大的不尊重”。那么，一个如此珍视艺术又咄咄逼人的“艺术家”又怎么能将就着把一张盗版碟视为自己的创作“圣经”？这不合常理又不合逻辑，但它在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撕开了巨大的空当，而这个空当正是孙闯闯的容身之处，也正是一个异样的灵魂可以扎根发芽的幽暗、潮湿的易生之地。与此同时，故事外在的样貌已然提醒着我们这不是惯常的“人到中年”的故事，这里没有柴米油盐，没有家长里短，没有上有老下有小，也没有中年危机，它要讲的是灵感，是艺术，是圈子，或者说是一个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年轻的“艺术家”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滑入了“野猪遍地跑”的窘境。

乐评人孙闯闯到底有多大本事不好讲，但用了几年工夫攒下一些粉丝是真，苏玲儿就是其中之一。小说并没有用多少笔墨去正面描写孙闯闯，相反，人物形象的建立与明确倒更多地依仗苏玲儿的存在。当孙闯闯与苏玲儿在面馆偶遇，“心中大喜，遇上个姑娘居然还是自己的粉丝”，于是和同行的费主席聊起圈内的陈年旧事和各种八卦，“每当说到敏感词汇或敏感的人时，都会向四处望望，并将声音压低”。孟小书在此非常形象地摆明了孙闯闯的小心机，那种按捺不住的窃喜和故作神秘的表演以内外的反差称量出了人物的分量。他要什么，他又有什么，在那个乱哄哄的面馆里被一一指明，这无关表里不一的道德评判，而是在陈述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并由此展现他的诉求、他对自我的认知以及这一切在他者眼中呈现的方式。在孙闯闯和苏玲儿第二次见面时，小说更进一步巩固了由此呈现的人物形象。还是在面馆，“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一套说辞下来，让苏玲儿对牛肉拉面“有了一种崇敬之情”。牛肉拉面是否值得崇敬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苏玲儿由此对孙闯闯产生了“崇敬之情”，也就被他自然而然地带回了家。于是，诉求与包装在这里完成了现实的对接，它也成了小说阐明孙闯闯的“艺术”与“才华”实质所在的证据。而且，这两个片断又与小说开头盗版碟与灵感之间不易确定的关系形成了呼应，从而使那个隐隐存在的预示以前后贯通的方式变得明朗起来，也让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悬置的细节从结构上被瞬间激活。

不管怎么样，孙闯闯的剧本最终如约完成，却又泥牛入海没了音信。很难说孙闯闯对这个剧本有多大的期待，而且他也明白，“既是手艺人，就要靠手艺吃饭”“人家没看上你这手艺，不给钱，这也说得过去”。但道理归道理，落在人身上可能就是另一码事。孟小书并不想把这次“违约”写成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件，甚至也不想对其中的是非做什么判断或站出来主持公道。她要写的是情绪和心理，是一个人面对某种既成事实习惯性的、难以控制的反应。孙闯闯带着一肚子的火跟苏玲儿约了晚饭，可苏玲儿的迟到让他如坐针毡，因为“他在等待一位可以诉说的人”。问题是，苏玲儿何以成为那个“可以诉说的人”？在此就不得不提到费主席。其实费主席直到小说结尾才被人们真正看到，他带着啤酒和三把烤串径自开门进屋——之前为了防止孙闯闯喝得不省人事死在家里，他强行拿走了一把孙闯闯家的钥匙。作为小说中孙闯闯唯一的铁杆，那个“可以诉说的人”为什么不是费主席？面对费主席，孙闯闯可以坦然承认在感情上“怕的是相爱和结婚”，承认那些义无反顾和不计后果“只不过是给幼稚、冲动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那么对方违约这种事又有什么不好讲？小说中给出的理由是“这么丢人的事还是不说为好”，但在苏玲儿这里怎么就行得通？小说用事实证明了二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什么灵魂伴侣，而是一次粗暴的“倾诉”。孟小书恰好给苏玲儿安置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烦心事，而在整个过程中，孙闯闯全然不顾苏玲儿的状况，于是“诉说”便成了抱怨、索取和目中无人的宣泄。这个时候，苏玲儿何以成为“可以诉说的人”便有了答案，因为孙闯闯并没把她当回事儿，或者说孙闯闯只有在苏玲儿面前才能找到某种身份或才华上的优越感，才可以大言不惭地谈“尊重”，才可能单方面地索求支持与安慰。而且，这种关系早在小说伊始孙闯闯因为苏玲儿看电影时睡着便将其赶出家门就已经进行了铺垫。

正如孙闯闯的“艺术”和盗版碟，《凉凉北京》所呈现并贯穿其中的就是“擰巴”。它不是来源于灵与肉之间的挣扎，亦不是人与外界的紧张关系，它更多地来源于一个人内心某些隐秘而细微的自我认知。当代文学中有关青年的艰难、野心、反叛、蓬勃的生命甚至玩世不恭都与此时的孙闯闯没有任何关联，他更像是一个处在青年与中年临界点上带着毫无来由的青春的狂妄又已触及了中年的现实与无奈的尴尬存在。恰如小说对人物颇具象征性的设定，它是“摇滚”走向“油腻”的开始，是一个人一如既往愤怒地质问这个世界却又悄然于“油腻”中乐不思蜀。孟小书以一连串相互映照的细节编排出一个在内心、现实以及时间的流动中都将自己悬置起来的人物，他不面对星空或生死的追问，也不面临出走或扎根的艰难选择，他所面对或根本不愿面对的只是内在的、不大不小的拧巴。而问题在于，当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年，孙闯闯就只是孙闯闯吗？

继《凉凉北京》之后，“孙闯闯系列”又有了《请为我喝彩》，此时的孙闯闯已然经历了三次婚姻，几乎把唯一的伴郎费主席逼到“孤老终生”的境地。然而这并不重要，至少他们两个不会把这些民间说法当回事儿。重要的是，混过小半辈子的孙闯闯只有费主席这么一个朋友，已经谈不得什么信赖或友谊，这对他们来说过于肤浅，因为两个人的生活几乎是嵌在了一起。37岁生日那天，孙闯闯一个电话硬是把喝到半醉的费主席喊到家里，照例是啤酒和电影，但孙闯闯要写一部关于炎雅伦的电影的想法让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于是，当红乐评人孙闯闯一头闯进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影视圈，犹如扎进了泥塘。

关于炎雅伦，小说进行了充分的交代。当年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炎雅伦决心走到台前成为一名歌手，伴随着孙闯闯的乐评，第一张专辑横空出世，瞬间飙红。然而漂至北京的炎雅伦却在自己的曲风试验里越走越远，除却收获了一小众粉丝和孙闯闯等几个朋友，便昙花一现再无声响，孤独地死在家中。炎雅伦与孙闯闯的关系十分微妙，先是对炎雅伦的专访确立了孙闯闯在乐评圈的地位，接着是孙闯闯的乐评为炎雅伦变身歌手推波助澜。而在这种带着社会功利性的关系之外，两人又成为密友，用炎雅伦的话说：“都是那种自以为是、无比自恋、愚蠢和孤独的人。”这几乎成为一个魔咒，小说就像时时绷紧这根弦，无论是之前孙闯闯时常陶醉在自己乐评的文笔和对音乐的感受力里，还是跨界之后他对剧本内容与剧本命运的判斷，都在不断提醒并印证着炎雅伦的咒语。而更要命的，不管是炎雅伦还是孙闯闯，都深陷在这个无比清晰的自我判断中，不知不觉甚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其左右。从某个角度看，炎雅伦在小说里更像是孙闯闯的镜像，他对炎雅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他对自己的认识。而所谓“她的妆容和那股自命不凡和桀骜不驯的态度却久久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十分可疑，炎雅伦音乐的成就与独特性因其离世而在孙闯闯的想象中被不断放大和强化，又不时以“地下”或“真正的艺术都是给少部分人欣赏的”自我安慰。或许它只是孙闯闯想象出来的“黄金时代”，包裹的也只有孙闯闯自己的感受与情怀，这就像他一心要去拍出有关炎雅伦的电影，无关艺术也无关票房，而成了一种自我需求和无法摆脱的交代。

《请为我喝彩》于此写出了人情感或心理可见却又无法真正触及的死角。这与执着无关，执着只是对某种过程的描述，而小说所写的是关于前提、结局以及期间种种可能的迷之自信与迷之判断。虽然孟小书让孙闯闯的跨界之路被最信任的费主席拦腰斩断，可即便没有这个意外，编剧孙闯闯而不是乐评人孙闯闯就真能混得风生水起？小说的情节设置很有迷惑性，因为其间波折极可能会被理想、执着、现实的残酷所装点，但无论是37岁生日那天费主席的沉默还是那个最终被改为《鸟儿人》的片子，都证明了“理想”不过是“妄想”，“自信”不过是“自负”。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才华，但相比才华，呈现更多的却是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孟小书没有简单地把孙闯闯打扮成怀才不遇的文艺青年而让他痛苦地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相反，她让他在37岁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贫乏得可怜，让他渐渐明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问题推向外部。这正如孟小书在《凉凉北京》的创作谈中所使用的一个刺眼又无法回避的词——“性格缺陷”——我们今天一般不再使用这样的词汇，因为它有违包容与多元。但是，这种包容与多元或是“政治正确”的认知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其所面对的对象自身的问题。毕竟现实不仅仅由态度构成，于是这往往只意味着舒适，结果却可能像孙闯闯那样眼看着心中膨胀到要爆炸的气球在张静兰低头摆弄手机的瞬间瘪了下去。在这一点上，孟小书是足够直率的，她不想为笔下的人物找到某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她要把他们放在现实里，让他们在37岁的年纪重新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

如果把炎雅伦看成是孙闯闯的某种镜像，那么费主席就是一个参照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外部世界。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强化孙闯闯与费主席的关系。费主席是孙闯闯唯一的朋友，虽然也有话不投机的时候，但其他人如过眼烟云，而费主席一直都在。这种关系就像孙闯闯在世上的救命稻草，他自觉最艰难的时刻会因此梦到与费主席的分别而泣不成声。但关系归关系，费主席和孙闯闯很不一样。费主席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闷着头考上美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萎靡不振的屌丝样儿”。毕业之后，他一边在网吧打工一边卖画，直到号称粉丝的冯煜出现，才意识到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简单说，在孙闯闯陶醉于自己“才华”的时候，费主席并没有觉察“才华”这种事可能会跟自己发生关联。离开网吧进入工作室的费主席很快学会了“端正自己的态度”，也在心里悄悄把曾经对其百般挑剔的张静兰视为恩人。当然，还有制片人邓科，他几乎是费主席的翻版。小说让费主席和邓科背着孙闯闯把他们一起拍出来的《寻找炎雅伦》拿去了影展，这个情节的设置与其说是书写背叛，不如说是小说里挥之不去的有关“才华”的最终较量，因为当变成了《鸟儿人》的影片上映，孙闯闯“无法再自欺欺人，委屈、愤怒、思念、妒忌和感伤等情绪，同时迸发而出……孙闯闯终于承认，这软弱的泪水，使曾经那个高傲与不可一世的他，瞬间瓦解了”。

乐队、乐评人、画家、影展、文艺圈……仿佛让孟小书的“孙闯闯系列”沉浸在难以掩饰的文艺趣味和腔调之中，读来却会发现它有着一个极为坚实的现实内核。从《凉凉北京》到《请为我喝彩》，孟小书让孙闯闯这一人物形象以及由此透露出的某种群体性症候进一步地具体化、明朗化。小说没有落入青春感伤、怀才不遇或兄弟反目的俗套，它于其中注入了另外一个足以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别处的主题，并不无冷酷地将之解剖并拿出来一一展示。它不再像青春写作那样对自我甚至只是想象出的自我有着过分的关注，而是把既有的自我置于既有的现实之中，在小说人物的不同关系中去发现人的自我认知、处境以及与外部世界扭曲、错位的尴尬状况。事实上，“孙闯闯系列”所指向的也不仅仅是那些与眼下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新中年”，它还包括难逃时间打磨的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自命不凡的荒唐和白驹过隙的苍凉，另一方面又是永远作为时间启点的当下。这正如孙闯闯在《请为我喝彩》的结尾把自己放入人群，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新的故事——这固然是作者给予他的恩惠，但现实之中孙闯闯们的人生，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作者简介】李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