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

一、现实使然还是写作时尚：为什么有这么多失败青年？

如果多年之后，有人仅仅根据文学作品来考察21世纪前20年中国青年的状况，恐怕会得出相当悲观的结论：经过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长期不懈的努力，近年来小说、非虚构作品乃至于诗歌、散文中涌现出的失败青年形象，其数量之庞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意志之消沉恐怕也同样前所未有。批评界早已对此现象颇多关注，而这似乎又反向刺激了此类创作的热情，以至于有论者担心这样的书写是否会沦为某种时尚跟风，从而一定程度上取消了文学表达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对这类写作会产生一些自然而然的疑问，这种写作是基于惯性还是自动、原始触发，是自然化到无法辨认还是没有进行过反思？有没有受到这种集体性写作氛围的诱发？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学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装备来应对普罗大众都在经历的现实。”②项静：《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文学报》2015年9月24日。

当然，大部分研究者也早已指出，文学对失败青年的书写其实由来已久。项静便谈及1980年代以“潘晓来信”为代表的一代青年之迷惘困惑，以及自伤痕文学到先锋小说，作家们针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与探索。

②沈杏培将文学中书写失败青年的传统，上溯至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柳青的《创业史》。但是在他看来，西方自工业时代以来、中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敬告留学生诸君》《少年中国说》以来，“青年被寄予了救国、革新的历史使命”，因而“青年崇拜”才是主潮。在中国，这一潮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政治的退场和时代主题由政治转向经济”，才催生出“一代青年的被愚弄感、屈辱感和青年的信任危机”。沈杏培：《从“边缘人”到“新穷人”：近年小说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5期。金理同样考证了青年之于中國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作用，但却对沈杏培的意见有所补充。他指出，至少在文学当中，这一建构恰恰是通过青年之受挫来完成的，因而书写失败青年的确并非21世纪的新潮流，更何况“文学与‘失败的故事似乎有着天然亲缘关系”。金理：《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有关文学与失败的关系，论者甚多，亦可见陈晓明：《文学是弱者的伟业》，《福建日报》2015年8月11日。

尽管如此，大部分论者仍然认同：在新世纪，无论是现实中的失败青年还是文学中的失败青年（或可视作现实中青年们挥之不去的失败感），都与往昔大相径庭。李云雷在对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的评论中，解释了当下青年失败感的特殊时代根源：在“我们社会”，失败青年的产生“首先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凝固化相关”，“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而在全球背景下，“‘失败的青年所揭示的看似是青年的未来与出路问题，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折射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方面新特征，“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是世袭或裙带资本主义”。李云雷：《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文艺报》2016年3月25日。其他论者如项静、金理等人，也都对这一问题有相当精彩的论述，但结论大致都不脱李云雷所提供的阐释框架。然而有趣的是，在承认上述现实层面实有的根源之外，他们还特别强调了当代青年们（包括作者和读者）关于失败的自我想象和变相认同。在金理看来，社会结构的凝固化和评价标准的单一化诚然是客观事实，但青年们主动“将外在、单一的评判标准内化为自怨自艾的心理认同”，才是导致“屌丝”“卢瑟”“蚁族”等自我矮化的流行语风行之原因，也因此导致或至少是强化了青年的失败感。金理对郑小驴的小说《可悲的第一人称》进行了相当复杂的剖析论述，甚至将小说人物小娄的开边经验与鲁滨逊的开拓荒岛详加对照，最终不得不承认：小娄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他并不像鲁滨逊那样，身处在个人激情与时代主潮紧密结合的历史环境之中;但此二者之所以不能紧密结合，不也正因为小娄未能洞悉“自身在现实境遇中的真实的阶级处境和社会关系”吗？金理因而将小娄这样的青年无意识地内化于资本世界的庸俗价值观，视为他们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金理：《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金理对于根本原因的认定，似乎多少颠倒了主观与客观在主流哲学中的位置，但若考虑到他主要是在文学层面讨论问题，似乎就可以理解他何以如此关注想象与认同——他更在意的，其实不是文学想象如何表达了失败青年，而是应该对失败青年们负有怎样的责任。其实不仅是金理，项静、沈杏培，以及李雪在论及蔡东的小说时，都同样关注幻觉或曰想象是如何使当代青年越发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而文学于此又能够开拓怎样的可能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作家们似乎并未提供多么令人振奋的方案：金理遗憾地发现，小娄几乎是宿命般地未能通过“完整的劳动”逃离世俗的价值标准，于是完美错过了小说原本为他提供的自救契机;而尽管李雪惊喜地指出，至少从《我们的塔希提》开始，蔡东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如何为她笔下那些青年，在“日常生活的夹缝中辟出一个精神空间”，但探索的结果似乎不过是逃避而已，或许即便小娄从所谓“契机”中逃脱出去，也不过是这样的结局？见上述金理、项静、沈杏培文章，及李雪：《大城小事·浮城旧梦——蔡东小说阅读札记》，《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

不过，是否所有的失败都一定千篇一律？是否所有文学书写都一定被现实缚住手脚而难以另辟蹊径？那些青年的失败是否只是因为外在的社会因素使然？以上述有关新世纪失败青年的书写和研究为背景，来阅读孟小书的小说，或许会令人感到别有趣味。孟小书的不少小说似乎同样在讲述失败青年的故事，但她的书写方式却与其他作者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而以上种种讨论的结果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她的写作。

二、失败青年还是精神内面：什么是孟小书创作的真正主题？

从写作伊始，孟小书便对失败青年这一主题有着颇为自觉的关切。《锡林格勒之光》可算是她最早受到批评家关注的小说，源自她个人“在2013年‘十·一长假期间不期而遇的实有经历。因此，作品里的‘我的种种遭际与感受，都有作者自我的影子”。白烨：《走向成熟——读孟小书的〈锡林格勒之光〉》，《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5期。或许正因脱胎于实有经验，小说对卧床休养的种种感触，写得细腻真切，层次丰富：最初的惊魂未定，继之以百无聊赖，而后于患难之中感受到来自丈夫的温暖，同时对朋友们的过分关怀又欲拒还迎、深感尴尬……其实这些感触本身已足够复杂到支撑一篇小说，但孟小书并未满足于此。她让她的人物借此机会对社会现实和自己过去朝九晚五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审视，最终那位倒霉遭祸的女主人公终于意识到，平日里看似体面的工作其实处处压抑，而少年时代的梦想早已湮灭，或许躺在床上逃避所谓正常的生活，会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她下意识地向家人隐瞒了自己已然可以下床行走的事实。这当然是典型的失败青年故事：一个大城市里的年轻人，遭受到资本的剥削、社会的挤压、世事的摧折，终于茫然不知前路，只能颓唐逃遁，蜷缩起来。这分明就是金理所论及的《可悲的第一人称》前半部分;若考虑到这位女主人公其实尚未失去工作，其逃遁在某种意义上乃出于主动，则她又可算是李雪所讨论的蔡东笔下“抵抗者”们的先驱了。然而对于这篇小说我始终心存疑虑：尽管就现实逻辑而言，遭祸卧床的确难免胡思乱想，而长期请假也难免令公司不满，但至少从叙事布局与起承转合的角度看，男女主人公每次在那卧床自囚的房间里，想起或谈及窗户外的朝九晚五、奔波忙碌，总显得过渡衔接过于生硬。个人横遭身体损伤而引起的不便与懊丧，与那种因社会结构而造成的必然性个体悲剧，的确构成了小说相互交织的两个主题，可惜尚未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这篇早期作品中，我们似乎总是隐隐听到一个声音在命令着作者：即便残体难支，也要胸怀家国。孟小书在写作《锡林格勒之光》时，的确對失败青年问题相当自觉，但或许过于自觉了一些。

当然很难确证，是因为项静所说的“集体性写作氛围的诱发”，还是因为的确共享着同样的社会现实，孟小书选择了以这样特定的视角和方式去书写她的时代和同时代人。的确，在孟小书的不少小说中，都能发现可与前述有关失败青年书写的种种论述相合之处。《擒梦》当中那个开淘宝店的干瘦男孩思远，不是因为太过认同这个时代关于成功的庸俗价值观，而生生将自己累到猝死了吗？《米高乐的日记》中的前男友，不也因为北京和香港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而罹患抑郁症，最终不得不抛下爱情，逃回了加拿大吗？《猴子文身》里的庞大奔，不是也一直抱怨自己的种种不幸乃是始于新开的超市挤垮了自己的小卖部吗？与那个可以让庞大奔慵懒度日的小卖部相比，那家“还负责送货上门”的小区超市，实在太不抒情，太像是资本时代的险恶狞笑了。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或许也不得不承认：在孟小书的更多作品中，除非加以过分阐释，否则很难将其中青年们的失败，直接归因于社会结构固化、价值标准单一、全球化或世袭/裙带资本主义。《逃不出的幻世》中那个秦梦，足够漠然颓丧，颓丧到不仅对爱情敬而远之，对工作也毫无兴致。因此，那份酷玩公司的工作申请，无论是否获得通过，都无法给她带来烦躁或失败感;真正让她感到绝望的，是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琐碎，而这和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并无什么相干。或许更值得一提的是《满月》，这篇小说的标题被孟小书用作她第一部中短篇集的书名，可见其偏爱。《满月》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以一般的标准衡量，当然应该归入失败者一类：他从那个充斥着压力、竞争和烦心琐事的大都市里逃脱出来，一路逃到嬉皮士们聚集的A岛，教人潜水、练瑜伽、吸食大麻。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所谓失败青年的基本轮廓，但更加可悲的是，即便在这里他也并未感到安宁，对于嬉皮士生活的怀疑始终伴随着他。在小说结尾，笃信瑜伽的美国女孩药丸终于还是死去了，而“我”在又一个满月想起了那个笃信都市奋斗法则的侯诗瑶，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宣告了他逃离都市的努力同样归于失败。当然，如果参照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和金理的相关评论，似乎这样的故事和人物都并不新鲜：这不同样是从资本世界逃至世外桃源，却又对资本世界之意识形态念念不忘么？但《满月》中的“我”和《可悲的第一人称》中的小娄，至少有一个本质区别：小娄是被北京驱逐出去，而“我”则是主动逃离。尽管对于想要逃离之物是爱情还是“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的认知和醒悟有些后知后觉，但无论如何，“我”之逃离城市而成为一个世界边缘的嬉皮士，并非因为外部挤压，而是由于某种内在的精神驱动力。

这让人突然想起，孟小书初试创作的时候，不仅写过《锡林格勒之光》，还写过《爸爸不是我杀的》。如果说前者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孟小书在理性层面的努力——她试图理解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和痛楚，或至少试图理解当下的创作主潮，那么后者则是另外一种习作。《爸爸不是我杀的》故事脉络破碎而缠绕，人物形象有如镜像般虚实相映，颇具先锋意味，因而梳理确定的情节逻辑实无必要，在其中探讨失败或失败的根源也略显无趣。小说中最富有力量、从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小说讲述了什么，或思考了什么，而是其迸发的情绪，是那个儿子想要实现自己梦想，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乃至于杀死父亲的强烈意志。因此，除了关注失败的青年们，孟小书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人物们执拗的个人诉求，和由之产生的强大精神力度。孟小书的人物几乎全都有着鲜明的精神内面，即便在那些看似特别“典型”地书写了失败青年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从那些失败青年的身上辨认出其独特的精神诉求。《锡林格勒之光》中的女主人公，不也曾深深庆幸自己至今仍记得儿时的梦想，并为那时的自己感到骄傲？《擒梦》里的思远固然因过分内化于资本世界的意识形态而最终送命，但小说中还有一个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的秦梦。秦梦曾煞有介事地向思远解释“目标”与“梦想”的区别，显然在她看来，思远只是错把目标当作了梦想：目标属于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梦想则属于个人的内心。而《猴子文身》中的庞大奔之所以沦为一个小卖部老板，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自主选择：为了追求后来的妻子张卓，他的大学没能顺利毕业。而让张卓爱上他的，居然是一个“猴子文身”，那在当时的张卓和他看来，正是个性的象征。

如此说来，很可能孟小书的小说里始终挥之不去的主题，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败青年，而是每个人孤独而执拗的精神内面——那才是令孟小书的小说富有独特魅力之所在。即以《站住，那个逃跑的少年》而论，这篇小说恰因直接触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不平等，所以简直令我们无法判断其中的人物失败与否。与中国，乃至于埃塞俄比亚，乃至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度相比，厄立特里亚实在算不上一个富足的国家，但是吉诺的父亲是这个国家顶尖大学的校长，他有权力把奖学金给自己的儿子，送他去中国，如此看来，吉诺也可以算是特权阶层。但是他作为小说人物的华彩，与这些并无关系，而与他持久而隐秘的梦想有关，与他跨越国境线时轻盈的跳跃有关。吉诺的胜利大逃亡是孟小书小说里难得快乐的一幕，这快乐并不来自于失败者发迹变泰，而来自于精神内面突然向世界绽放出不可抗拒的笑容。尽管从功利角度看，吉诺逃亡的时机其实充满反讽与悲剧意味，却也仍然无法掩盖这笑容的魅惑力。孟小书本就热衷于表现个人精神内面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正是这一偏好让人很容易错以为她只是对失败青年情有独钟。

不过这样的判断势必会引起再一次质疑：如此说来，孟小书的创作与蔡东又有什么差别呢？如前所述，李雪认为至少从《我们的塔希提》开始，蔡东便“试图在日常生活的夹缝中辟出一个精神空间，这一精神空间的建立依靠的是个人对社会、历史、自身的反思，及反思后进行主体重建的可能性”。李雪：《大城小事·浮城旧梦——蔡东小说阅读札记》，《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然而，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因果次序的差别。最可对此予以说明的小说，大概要算是《黄金时代》了。这篇小说写的根本就是文学青年的生活，而时至今日，还有哪个人群比文学青年更需要勇气和热情才能在狐疑的目光中存活下来呢？小说中的文学青年们过得的确不好，他们拮据、被骗、劳而无功、抱团取暖，但他们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立春放弃了诗歌，旋即便以“后现代诗人”的名头登上流行杂志封面;李赞放弃了小说，才终能获得资本的承认。在金理看来，小娄已然被资本世界所驱逐，所以才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在边地拉丁探索精神的新出路;李雪也同样认为，蔡东的笔下人物首先是遭受了生活夹缝的挤压，因此才要辟出精神空间，重建主体;但孟小书的理解似乎完全相反，她认为只有放弃了个人的梦想，才有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被现实社会碾压从而苦恼于如何安放自我，与纠结于是否要放弃自我以融入现实社会，这两种痛苦看似相像，实则截然相反：其出发点和侧重点，都有本质的不同。

当然，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即便有着本质的不同，其结果也没有差别：孟小书的人物们依然痛苦着，并且失败。孟小书尚未能探索到两全之路，因而总是处于纠结迟疑之中，正与郑小驴、蔡东，以及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失败青年的书写者们一样。然而在她最近的创作中，似乎情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三、和光同尘还是重塑自我：是什么让失败青年昂首阔步？

孟小书近期两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叫作孙闯闯的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孟小书式人名，那股内在的精神力量简直就要从人物的躯壳内撑破，迸裂出来。《凉凉北京》里那个孙闯闯的确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至少在对待他的粉丝苏玲儿时，孙闯闯气势十足。以两性关系的角度看，孙闯闯大概得算是一个讨厌的男人。他对苏玲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有一种近乎蛮横的自私与支配欲，恰与他在制片人秦总面前的窝囊可悲形成对照，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黄金时代》里那个屡屡被骗却强令女友坚持文学理想的李赞。但孙闯闯毕竟不是李赞，这倒不在于孙闯闯的社会地位看上去比李赞要高那么一点点;或许恰恰相反，在于和险恶的制片方打交道时，孙闯闯比李赞要嫩得多，也愣得多。当剧本遭遇刁难，李赞即便再气急败坏，也只会在回家之后才把稿子撕碎，然后默默收拾掉，继续写;而孙闯闯居然会愣到去找秦总算账。且孙闯闯之所以如此冲动，竟并非因遭受剥削而感到愤怒，而是因为尊严受到冒犯——他并不计较利益得失，但会因精神内面受损而丧失理智。在与秦总发生纠葛冲突的时候，孙闯闯的表现确实十足像是讨薪的工人，但自始至终他没有提到钱。“他准备随时打出的那一拳，还是被某种东西和情绪给压回去了”，孟小书没有解释这“某种东西和情绪”是什么，但我认为它们和孙闯闯敏感暴躁的自尊心一样，同属于他的精神内面。

和李赞相比，孙闯闯甚至更像是一个失败者。在《黄金时代》的结尾，李赞的名字总算成功映在了大屏幕上，有了给前女友打电话的底气;而《凉凉北京》的结尾，孙闯闯的冲动并没有得到任何报偿，粉丝兼女朋友也与他分道扬镳，只剩下孙闯闯和费主席两个人对饮怀旧，反思人生——也没反思出什么结果。但相比那个只是在盗版电影的荧幕上出现的名字，孙闯闯最终东张西望排队买煎饼的形象尽管过于家常也略显惆怅，却让人感觉比李赞更加清晰、立体、饱满、生動。而在孟小书更新的小说《请为我喝彩》里，孙闯闯那鲜明的精神内面，变得越发丰富和坚实了。

乍读《请为我喝彩》，恐怕很难意识到孙闯闯会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小说是从一个可怜兮兮的姑娘姚小瑶开始写起的，这位《摩登天空》的年轻编辑在那个初春有霾的北京午后，费尽思量、瞻前顾后地琢磨着怎样才能与业界炙手可热又出名难打交道的孙闯闯进行沟通，催他及时交上一篇乐评。姚小瑶即便不算典型的失败青年，至多也不过是车水马龙的北京城里一个毫不起眼的蚁族，只是她并没有像孟小书的其他人物那样自怨自艾，而是知难而上，反复纠缠，甚至上网搜了一下孙闯闯的照片，发现这位孙老师“长得居然还挺像个人，符合姚小瑶百分之五十的择偶标准”。孟小书在姚小瑶身上花费了不少笔墨，几乎让人担心这会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俗套爱情故事（同样也是一种典型的失败青年叙事），因此当小说沿着孙闯闯这条线索越走越远，简直会叫人忍不住激动起来：孟小书终于打算讲述一个成功人士的故事了！孙闯闯出场时的确具有成功人士的派头，他傲慢无礼，并且理直气壮，如姚小瑶的那位主任所说：“毕竟在圈子里混那么多年了，难免会有点自我膨胀”，何况“现在满世界都在要他的乐评”。但很快他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从坦然享受别人的央求变成四处求人且屡屡碰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恰恰是姚小瑶。这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在小说叙事的背面迅速成长，当她再次出现在小说里时，不仅不再吞吞吐吐，而且敢于提出修改意见;而第三次出现时，她甚至先斩后奏地对孙闯闯的文字擅做手脚，还配上了一个不知哪儿来的第二作者。姚小瑶绝非《请为我喝彩》中的重要角色，甚至连重要的配角都不算，但孟小书偏偏选择她来打开这篇小说，并让她如隐线般在小说中几度浮现，或许是因为她极具代表性。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姚小瑶：如今夜夜笙歌的费主席有一个孤独自闭的童年，毕业之后他被抛掷在北京的大街上，猫在网吧一年多才找到施展才华的道路;后来长袖善舞、玩弄孙闯闯于股掌之上的邓科，曾经是千里投奔孙闯闯的粉丝中不起眼的一个;而实力雄厚、人脉深广的张静兰，当初与费主席合作时不过是一个电影发行人员，为了省下一点海报设计费百般挑剔斤斤计较……所有这些人都曾经在这座城市的底层摸爬滚打，终于一路向上，只有孙闯闯逆向而行，从人生顶点不断跌落。

费主席等人从失败到成功，除了顽强拼搏的努力之外，当然也因为他们逐渐学会了如何与这个世界妥协，也就是金理所说的“合谋”——还不仅只是对资本世界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并且还熟练掌握了这个世界残酷冷漠的思维方式、运作逻辑和操作技术。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孙闯闯会对费主席说，“你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那么孙闯闯又何以从成功一步步走向失败呢？孙闯闯命运的转折点当然是跨界。37岁生日那天，孙闯闯像很多卖字为生者经常遭遇的那样，被强烈的厌倦感与挫败感裹挟，毅然决定再也不写乐评了。他要从他混得风生水起的音乐圈隐遁，进军影视。现代社会分工精细，隔行如隔山，孙闯闯的受挫简直是必然的。那么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不明智的选择呢？诚然较之音乐圈，影视界才更加是资本的宠儿，尤其当知识产权还得不到足够尊重的时候。但是孙闯闯之跨界却并非为利益所驱，在整个过程中他甚至都没有考虑到费用的问题。他只是想起了一个故人：炎雅伦，曾经是相当知名的台湾音乐制作人，后来决意从幕后跨入台前（也是一种跨界），却遭遇失败，最终吸毒而死。这个铤而走险坚持自己的音乐主张却不为大众接受的歌坛幻影，或许才是小说里孙闯闯的唯一知音。她本人及其音乐的桀骜不驯、另类，之所以击中了孙闯闯，实因如炎雅伦所说，她和孙闯闯“都是那种自以为是、无比自恋、愚蠢和孤独的人”。某种意义上，孙闯闯与炎雅伦第一张专辑的遭遇，其实也是和自己久无知觉的精神内面遭遇，因此炎雅伦和孙闯闯根本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人。当孙闯闯想起了炎雅伦，他便再一次触摸到了掩盖在成功表象之下的那个自我。他屡败屡战地想要拍出炎雅伦的传奇，本质而言其实不过是为了遵从、也袒露自己的精神内面，这才是他走向失败的根源。

可如此一来，《请为我喝彩》与孟小书此前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有何不同？同样是在讲述个人主体性与外在世界的矛盾与对抗：放弃自我的精神内面，便指向成功，而反之则必然失败。使之不同的正是孙闯闯，《请为我喝彩》中这个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及其意义，非但不同于李赞或孟小书此前作品里的任何人物，甚至也不同于《凉凉北京》里的那个孙闯闯。确实，《请为我喝彩》里这个孙闯闯看上去像那个孙闯闯一样自大自私，对身边亲近的人肆意索取而以为理所当然——他天然认为费主席应该随叫随到，并对他关怀备至，但是当不需要费主席时也可以一个月都不联系，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费主席曾间接地因他而骨折。但《凉凉北京》中那个孙闯闯在工作上受到欺骗、爱情上遭人遗弃的时候，只会懊恼、烦躁和惆怅;而《请为我喝彩》里这个孙闯闯，却学会了在遭遇挫折时控制情绪，尝试着理性地反思自己。在被费主席告诫甚至抢白时，孙闯闯尽管也面有不悦甚或心中大骂，却会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真有不妥，这便意味着他在自觉地摩挲自己的精神内面与外在世界的边界，以及自己与世界交往的方式。这也意味着，孟小书对于个体精神内面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和构造得更加复杂了。

事实上，在这篇小说中，孟小书并未像《黄金时代》中那样，简单地将坚守个人精神领地对立于世俗的成功。我们不能说费主席从一个自闭潦倒的少年成长为深受认可的设计师，一定是放弃了自己的精神内面。在他已经习惯了与张静兰之流虚与委蛇的时候，在他对孙闯闯的幼稚和傲慢深感厌倦甚至轻蔑的时候，他还是依然会对这个傻乎乎追逐理想的朋友感到心疼。我们不能因小说的最后结局而武断地说，正是因为在和张静兰之流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单纯与道义，费主席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只是和冯煜一样，学会了怎样在险恶的世界中寻找缝隙，略作周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至于孙闯闯，其实他最初的成功纯属偶然，这使他并未来得及体验世事艰难，就得到了资本的认可。尽管孟小书或许觉得小说比剧本更偏向于个人的精神内面，而音乐圈（尤其是摇滚圈）和文学圈一样，都因小众而离资本更远一些。但作为一个有能力将地下乐队推出地面的乐评人，孙闯闯曾经的成功必然也是他与商业资本的某种合谋。只不过这合谋是这个世界先认可了孙闯闯，而并非孙闯闯认同了这个世界，他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的逻辑，他对此毫无概念。因此孙闯闯的人生转折其实是从偶然的成功里必然地觉醒了：他必须补上一课，学会如何和世界打交道。可喜的是，当他遭到冷遇和拒绝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再做修改，另找机会：他已经开始学习怎样才能让个人的梦想变成坚硬的现实，那其中所必须经受的屈辱摧折和必须付出的堅韧努力，是费主席和冯煜等人早就经历过的。在他遭遇了种种世态炎凉、尔虞我诈甚至挚友背叛之后，仍能在38岁生日的那个月圆之夜平静地表示，以后“可能继续写乐评，写歌词，或是没准还会再写一个剧本”，这意味着他已经理解了外部世界复杂而细腻的层次结构，却并没有在其中迷失自我，而是开始了精神的蜕变。这蜕变不是放弃自我以迎合世界，也不是固执自我而逃避世界，而是在复杂的世事中重新加固其精神内面的强度。孙闯闯的37岁生日，是他从成功下落到失败的转折点，但38岁生日才是更为重要的转折点。有了这一次转折，当他在电影院里观看邓科盗用他的剧本拍出的《鸟儿人》时，看到那个被“盗版”的炎雅伦或自己时，他才会那么激动，又那么真诚：“他在影院里，重温着那些再也回不去了的时光，与那些再也无法见到的人。孙闯闯终于流了泪，之后便像崩塌了的水坝，一发不可收拾。他顾不得坐在他旁边的一对情侣，用力抽搐着身体。那些他以为不重要或是想通了的事，原来一直被他埋藏在心底，从未消失过，哪怕一瞬间。他无法再自欺欺人，委屈、愤怒、思念、妒忌和感伤等情绪，同时迸发而出……孙闯闯终于承认，这软弱的泪水，使曾经那个高傲与不可一世的他，瞬间瓦解了。他感叹着：拍得真他妈好！”在这一时刻，孙闯闯唤起了自己努力压抑的有关费主席的一切记忆与情绪，同时真正原谅了他;孙闯闯触摸到了自己内心复杂的情绪，同时也领悟了该如何去面对这些复杂的情绪。坐在电影院里，他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险恶世界对自己的利用和嘲讽，但同时也知道那更是自己的梦想与心血，因而他崩溃，同时感叹。

“高傲与不可一世的他”已经瓦解了，孙闯闯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只关注自己的执着或曰固执，而能够更加理智和豁达地看待世界并参与进去。而孟小书也借由这样一个孙闯闯，让自己的写作超越了失败青年的主题，跳出了精神内面或世俗成功的简单选择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里考量自我、梦想、世界与成败之关系。孙闯闯因此可以昂首阔步、充满斗志地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而在这意气风发的身影里，我们看到的似乎不仅仅是孙闯闯，还有孟小书，以及某种写作的可能性。

四、成熟还是老去：重启“80后”写作早期特征的可能性

在文章最后，我希望能够回到最初，谈一谈孟小书“最早”的小说《爸爸不是我杀的》和《与青春无关的日子》。《与青春无关的日子》写于何时其实暂不可考，但它是孟小书中短篇小说集《满月》中的第一篇，这至少意味着，它在孟小书的所有创作中一定有其特殊意义。而说它“最早”，更多是因为它的主人公在孟小书所有主要人物中，年纪大概是最小的——它写的是一个初中女生的故事。这个初中女生逃学、早恋、失身，最终几乎是目睹自己的男朋友斗殴致死。显然，以学校教育的主流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失败者。但她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父母都是地位不低且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看上去社会结构的固化不会给她带来太大负面影响，而她本人似乎也还未来得及对这个时代庸俗的成功标准有所认知。她之所以沦为学校教育的边缘人，几乎完全是因为在青春荷尔蒙的鼓舞下不可遏制的个性诉求，似乎又是一个因精神主张而走向失败的故事。但是熟悉“80后”写作的读者，却不难从中辨认出另外一条写作脉络：这篇小说与失败青年没什么关系，而根本就是一则残酷青春的记录，那是“80后”一代写作者最初登上文坛时，最为热衷和流行的主题。这一发现，以及《爸爸不是我杀的》当中不可抑制的弑父冲动，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去理解孟小书笔下人物那种鲜明的精神内面究竟渊源何在，那其实正是“80后”早期写作的典型特征。

关于孟小书和“80后”写作的关系，霍艳早已有所说明。见霍艳：《超越的“80后”与沉重的“北京梦”》，《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5期。而在一次访谈中，孟小书本人也坦然承认：尽管她真正开始自觉的文学创作，已是在“80后”写作受到关注十余年后，以至于已经“有很多人不喜欢被别人扣上‘80后作家的帽子”，但是她却“很享受被归属到‘80后里面，这代表年轻与活力。‘80后写作不能准确地被分为哪一类，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不同于老一辈作家的写作风格，这为中国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元素”。舒晋瑜：《孟小书：成长是一个不断与自己妥协的过程》，《中国作家》（文学版）2017年第10期。尽管时至今日，将全都已经迈过而立之年的“80后”一代和“年轻与活力”联系在一起，不免让人有些唏嘘，但在1990年代末期，那些突然闯入读者视野的少年作家，确实“为中国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元素”。他们作品的内容、手法，以及传播和运营的方式，都曾经令当时的文坛耳目一新，甚至惊慌失措。不乏乐观其成的前辈们怀抱着真诚的期待，认为他们“强烈的个体性”以及与之伴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毕竟值得肯定，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平庸性”的文化格局。见张颐武：《从韩寒看“八零后”问题》，《瞭望》2007年第5期。然而彼时“80后”的确在文学准备与社会经验上都略显匮乏，青春意气与横溢的才华固然可贵，却因为毕竟涉世未深，只能用愤世嫉俗的方式将自我与世界对立起来，或沉湎于个人的世界自恋自哀，无怪乎当时不少论者并未将“80后”写作作为文学对待，而更多视之为某种青年亚文化见孙桂荣：《论“八〇后”文学的写作姿态》，《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如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孟小书总是把文学青年和摇滚青年想象为小众文化圈成员，以此构成与世俗世界的对抗。尔后20年过去，“80后”已不再是少年，他们中有些人早早得利，然后离开了文学，但是和任何一个时代一样，“成功”（因為有了李云雷和金理的论述，我们必须将这两个字放置在双引号中）的总是极少数人，更多的人读书、工作、结婚、生子，腰身渐粗而头发渐少，在资本的翻云覆雨和生活的一地鸡毛当中日益磨去了棱角，损耗了激情。与之相应，他们所创作的小说对生活体察得越来越微妙深入，笔法也越来越精熟圆融，但是那种淋漓的元气、强烈的个人精神诉求却和幼稚、粗砺一起，越来越少见了。这是否也是有关失败青年的书写日益繁荣的另一个隐秘原因？项静对20年来“80后”写作者的前后变化也曾有过简单的勾勒，言下之意对于今天的创作状态似乎更多不满：“198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在一段时间内备受瞩目和争议，是因为他们的一部分人大胆出位，与教育体制抗争，直接接受市场的检验;如今三十而立，又遭受另一种诘难，没有立得住的小说代表作品，没有自己标志性的作品风格，许多作家都沉浸在一种写作的惯性中，在各种期刊杂志新媒体版面上刷存在感。后一个批评可能更为严重和尴尬，因为它直接面对的是喧扰沉寂之后的创作本身。”

①

既然如此，“80后”写作早期被视为不够成熟的某些特征，是否仍有重新召唤的必要与重新赋能的价值？

孟小书以其长期以来跌跌撞撞的文学探索和近期表现，似乎已经向我们证明了，重启“80后”写作早期特征确有值得期待的可能。她在无意之中保存了“80后”写作早期的那种淋漓元气，这或许与她的气质秉性有关：从迄今为止的作品里，已足以看出她即便意气消沉，也自有一种执拗的力道和旺盛的生命热度刺出——正和世纪之交“80后”的整体面貌一致。这并不是说孟小书的写作已臻成熟，事实上即便最近的两篇小说，也仍不乏可再打磨之处——《凉凉北京》里的苏玲儿只去了孙闯闯家两次，却似乎离开了三次;而《请为我喝彩》中的时间和情节也偶有含混和错乱。但技术上成熟甚至精致的小说从来都不缺乏，如果成熟的技艺包裹着的只是一个暮气沉沉的灵魂，这成熟恐怕就不是成熟，而是衰老。孟小书或许已经用《请为我喝彩》中的孙闯闯向我们暗示了她所理解的成熟：通透世事、宽忍平和、反躬自省，但是不屈服、不放弃，也不颓废。在“丧”文化和“宅”文化日益弥漫的今时今日，这种富有内在精神强度的姿态或许才格外具有意义。

少年是会长成青年的，但不一定非得是失败青年，更不一定过早地老去。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与批判永远是文学的重要任务，却不意味着文学要被外在世界击败、俘获和占据。还活着的人类永远是历史的迟到者，对当今社会的重重压力高度自觉地加以省察当然难能可贵，但是那种认定现在一定比过去远为艰难的论调，总是让我不免狐疑，或许，那不过是因为过去的人文教育太不普及，没有今天这么多理论家而已？无论如何，以青年而言，不管身处哪个时代，都必然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与现实碰撞，以开拓人生的广度。遭遇失败是青年的宿命，但承认失败还是超越失败，却可以进行选择。而就文学来说，越是现实主义的，就越需要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去刺穿它所讲述的现实。

【作者简介】丛治辰，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荣）

①项静：《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文学报》2015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