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联成立于1950年5月，比共和国成立晚不到一年。因此，讨论北京文学7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讨论当代中国文学70年。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从70年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看，重大的文学事件、文学活动几乎都发生在北京，这当然与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百年来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视野高远。可以说，北京文学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做出了特殊的、其他地域不能替代的贡献。当然，在一篇文章中充分地讲述北京文学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但“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要讲出一条大河的历史，一定要看其转折处;要讲出北京文学的文学史要义，一定要看其波澜处。

共和国成立初始，散居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作家聚集北京，或从事专业创作或担任文学领导职务，丰厚的文学人才資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共和国的成立使所有的作家欢欣鼓舞，他们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中。但是，北京文学在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年，整体上相貌平平，无惊人之举。北京文学最初做出重要贡献的，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学创作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这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突破禁区的并不是在文学界已经确立了地位的资深作家，而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思想信仰和文学影响，都与理想主义有关，他们的“不成熟”使他们还能够直面现实中国的复杂性，以年轻的狐疑眼光对现实发出了质疑。因此，这种写作现象可以称为1950年代的“青春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做出反映，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的情感价值。前者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后者有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

史称“干预生活”的创作更多地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现象是对文学界流行的“无冲突论”的纠偏，使文学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彰显。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作者受到苏联作家奥维奇金“干预生活”观念的影响，并翻译介绍过他访问中国的演讲稿《谈特写》。奥维奇金认为，“特写，是文学的一种战斗的体裁”，“它可以帮助党做另外一件事，即跑到很远的生活深处起侦察兵的作用”。刘宾雁学习了奥维奇金的这一方法。〔苏联〕奥维奇金：《谈特写》，《文艺报》1955年第7、8号。《人民文学》负责人秦兆阳为《在桥梁工地上》写的“编者按”和“编者的话”中对这篇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其观点也是来自于奥维奇金。不久，《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本报内部消息》及续篇。这些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6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带着年轻人的单纯、理想和浪漫走进了组织部，他看到了曾经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形式主义猖獗。这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年轻人的想象和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发表不久便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历史证明这是王蒙创作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爱情小说代表性的作品是宗璞的《红豆》。小说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得缠绵缜密，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江玫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在当时别具一格。故事讲述了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在回顾个人情感历程的时候，想要表现的是个人情感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代，她理智地选择了革命道路而放弃了个人爱情。这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并不相同。《红豆》表现的是在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革命青年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道路而放弃个人情感，因此，江玫是带着检讨和反省的姿态回忆自己的情感历史的。但有趣的是，这一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对爱情如诗如画和缠绵悱恻的动情追述，甚至使叙述者忘记了检讨与反省的最初动因。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因此，对江玫爱情的同情与批判的立场发生了裂痕。

1956年代的青春写作，是北京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那些涉世未深的作家，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单纯情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真实想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一方面真诚地热爱、拥抱刚刚到来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天真地坚持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态度。他们努力地将不可能统一的二者统一起来，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当然，时代不允许他们的天真莽撞，不久他们就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被质疑“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因此，“干预生活”和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创作，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20多年过去之后，这些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重新面世。

也是在1956年，浩然发表了他第一个成功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为此他曾努力过七年。当时新婚姻法刚颁布不久，文艺界出现了一批配合宣传新婚姻法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是青年男女恋爱，父母反对，领导支持，最后终成眷属的“小二黑”套式。浩然却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对文学的理解，写出了一个老人拥护新婚姻法，支持和帮助女儿自由恋爱，建立美满婚姻的新鲜故事。在那个时代，《喜鹊登枝》的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浩然是一位有巨大争议的作家，但浩然肯定是一位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生活成就卓著的作家。《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对阶级斗争的夸大书写，确实存有问题，文学史和批评家对此有大量评价，但责任是否都应由作家浩然来负，或者浩然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还须更深入地研究。对历史的情感记忆不能替代对历史合理的评价。2008年他去世的时候，李敬泽称其为“最后的农民和僧侣”，这个“僧侣”当然是文学的僧侣。

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史还必须记述的，是1961年第1期的《北京文艺》发表了吴晗的历史剧本《海瑞罢官》。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市京剧团公演，毛泽东观看后接见了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祝贺他演出成功。但随后《海瑞罢官》的命运急转直下，因为《海瑞罢官》，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方向。我们后来在《胡乔木传》中看到了这样的叙述：“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搅乱了胡乔木的心绪。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登了两个整版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断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把《海瑞罢官》中写到的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的‘退田‘平冤狱等内容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文章指责剧作者吴晗的用心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翻案。”作者吴晗1979年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1958年1月，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是“十七年”文学中的“八大经典”之一。《青春之歌》讲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精神历程。与《沉沦》《莎菲女士日记》《财主的儿女们》相比，虽然后者也是知识分子的真实表白，但后者的沉重、痛苦、犹疑恰好证实了知识分子的可疑、动摇、卑微和不洁。对于一个追求精神解放和充满神性向往的革命者来说，那应该是自觉改造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青春之歌》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性的地位。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也是黑暗与黎明交替之际，人们心中积郁已久，但坚冰尚未打破。这时，第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一文既出石破天惊。《班主任》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延续。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当这一危机通过幼小心灵的紧张来表达时，就更具有沖击和震撼力。而这一揭示本身也传达了知识分子“以文入世”传统的恢复，社会理想人格将在知识分子的想象中重新设定。那是一个曙色初临但又情况不明的时代，《班主任》蕴含的新的历史信息使它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文学史有两种经典，一种是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已经留下来还会传下去的优秀作品，这类经典不受时间限制;另一种是“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史经典”，未必是文学经典，但文学史必须要讲授，如果不讲授，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就无法开始。《班主任》就是这样的“文学史经典”。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文学急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北京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1978年第7期的《北京文艺》发表了张洁的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小说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第11期的《北京文艺》发表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一出名动天下。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爱情颂歌和挽歌，是对理想爱情的无声言说和向往。张洁以极大的勇气探寻并揭示了人在情感领域的隐痛，开启了对人的关怀诉诸于个人情感领域的先河。《爱，是不能忘记的》没有获全国小说奖，但它给张洁带来的声誉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北京的专业作家，张洁也是中国目前唯一因《沉重的翅膀》《无字》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19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让文学界耳目一新。1980年第10期刚刚改名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其后汪曾祺连续发表了《黄油烙饼》《异秉》《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等小说。《受戒》的意义不在于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而是传达出了东方日常生活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也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受戒》，当代小说接续了“京派小说”、特别是沈从文的传统，现代文学的遗风流韵在当代有了回响。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受戒》评价的犹豫不决，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授予《受戒》。1981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是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的小说，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

《受戒》的发表并非顺风顺水。李清泉后来有过这样的追忆：“我不仅面对着《受戒》，还面对着作者的一纸短简，其中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这话由作者说和由别人说，作用迥异。但我还是心地平静毫不犹豫地签发了。我手里拿着《受戒》也不是不认真端详，无奈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反而觉得这次就是鼓足了胆量也白扯。当然，我们心里还存在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体验，那便是对于“左”的演绎法的恐惧，但那却完全不在于你的作品有无毛病和毛病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它可以任意解释、随时找出所需要的罪名。它的另一个厉害还在于你只能匍匐在地、候旨、不容分说。因此这又与胆量大小无干，与求一条万全之策，来个事先防备是无济的。当时依我看来，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虽不能说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了不少，它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大灾难，又何惜一身。”②李清泉：《关于〈受戒〉种种》，《北京文学》2000年第3期。每每读到这里，内心总会涌起极大的感动和激动。李清泉是著名编辑，也是著名的文学工作组织者，但他更是一个沐浴着现代霞光的知识分子，他的勇气、见识和胆量，今天看来竟恍如隔世。对于《受戒》获《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他说：“我无意说这是十分权威的认定，倒是说如果不是反映甚佳，没有这样一个舆论基础，平白无故也是摆不上去的。一个人需要在温煦晴和中生存，对于多灾多难的文艺来说，评奖之兴起也是有一点化戾气为祥和的意思在内。”

②

与汪曾祺齐名的短篇小说家是林斤澜先生。1981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林斤澜的《头像》，在当时也是振聋发聩之作：“这是一块黄杨树顶，上尖下圆。留着原树皮，只上尖下圆地开出一张脸来。原树皮就像头发，也可以说是头巾从额上分两边披散下来。这脸是少妇型的长脸。老麦当然立刻看出来，那比例是不写实的。头发或者头巾下边露出来的尖尖脑门，占全脸的三分之一。彎弯的眉毛，从眉毛到下边的眼睛，竟有一个鼻子的长度。我的天，这么长这么长的眼皮呀。眼睛是半闭的。这以下是写实的端正的鼻子，写实的紧闭的嘴唇。这是一个沉思的面容。没有这样的脑门和这样长长的眼皮，仿佛思索盘旋不开。森林里常有苍老的大树，重重叠叠的枝叶挂下来，伞盖一般笼罩下来，老树笼罩在沉思之中。这个少妇头像，是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1980年代林斤澜就有这样的笔法，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那么，林斤澜的小说就是象征的。那时的青年新锐批评家黄子平说：“林斤澜是为现时代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贴近着现实生活，而且熔铸了与同时代人相通的真情实感。说到底，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不完全是由作家本人的主观体验决定的，仍然是此时此地现实生活的产物。对于真正的作家，新形式只能是新的生活内容的必然结果。因此，一个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他的艺术独特性是不容漠视的。如果同时代人不能阐明这一独特性，那就不仅表明，某种理解生活的角度、方式被忽略，同时也说明，进入作家独特的艺术视野的这一部分现实，却是我们的盲点。时间会给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以应有的报偿，时间却不会原谅买椟还珠，错失良机的人，他们不善于及时地珍视寂寞的探索者的劳动，把成败得失的点滴经验吸收到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汪曾祺的《受戒》和林斤澜的《头像》这两篇小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在那个时代改变了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不同风格、不同写法的小说，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北京文学》率先发表了这样的小说，开一代先河，功莫大焉。

1988年北京批评家发起了“伪现代派”的讨论，这个讨论可以看作是1982年徐迟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以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史称“小风筝”的关于现代派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黄子平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更深入也更学术化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伪现代派”的说法最早是文学界私下交谈和座谈会上提出的，使用者以某种现代派作为参照，指责中国的现代派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派。黄子平从“伪现代派”的由来和所指谈起，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歧义的术语，背后蕴含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僵化观念，“命名”本身有明确的“施暴”性——“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歪曲了作品，另一方面则显示自身执著的价值标准”。最后黄子平指出，“伪现代派”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概念，而是处于开放和急剧变动的文学过程中产生的，被许多“权力意愿”认为是顺手、便利的一个批评术语。20年之后的2008年，洪子诚非常赞赏地说：“这个缠绕不清的问题，经他在中西，古今等关系的层面上讲得这么清楚，也揭示了论争中问题的症结”。洪子诚：《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黄子平作品发表后，李陀在《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文章从一个“声明”开始：“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赞成中国人搞什么‘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理由很简单，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没意思，没劲。”李陀强调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文学应该以‘现代小说为建设目标。……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有某种联系，或者应该有某种联系。就我们中国现代小说来说，就是注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有益的技巧因素或美学因素”。这场关于“现代派小说”的争论，经过这次发酵，再次引起了新一轮讨论。这是北京文学界在80年代发起的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一次讨论。

1980年代的北京文学可以说占尽风光。从1978年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先后有邓友梅的《陶然亭》《那五》、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理由的《中年颂》、锦云与王毅的《笨人王老大》、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林斤澜的《头像》、柯岩的《癌症不等于死亡》、刘恒的《天知地知》、陶正的《逍遥之乐》、张洁的《条件尚未成熟》、董保存的《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李鸣生的《中国863》、刘庆邦的《鞋》等，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或鲁迅文学奖;获其他各种奖项的不计其数;没有获全国大奖但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品如王蒙的《风筝飘带》、汪曾祺的《受戒》、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宗璞的《我是谁》、刘庆邦的《走窑汉》、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刘震云的《单位》、荆永鸣的《外地人》等。这些作品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当代文坛，都意义深远重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北京先后涌现出了王蒙、汪曾祺、林斤澜、宗璞、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谌容、李陀、张洁、霍达、凌力、张承志、陈建功、史铁生、郑万隆、刘恒、邹静之等一大批文坛著名作家。

史铁生是知青文学重要的作家。在《遥远的清平湾》中，史铁生笔下的陕北山村的生活不再那么沉重无比，虽然仍旧贫困，却因其日常化叙述的温馨而充满了诗意，民间的幸福感和对小小愿望的追求以及陌生人的亲情，都重新让叙述人向往无比，对“清平湾”一声悠长的叹喟，道出了史铁生对历史的无限感慨。那如诗如画式的梦幻遥想，缓释了他重返城市而缺乏准备的内心恐慌。这种怀旧式的情调也恰好证实了知青一代的精神处境，他们再也没有悲壮可言，几番失落，欲说还休，知青的“英雄”末路不期而至。史铁生陆续创作的《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已成为当代文学经典之作。

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于1978年，它是“文革”结束后较早书写知青的短篇小说。小说显示了张承志不同的气象和格局，控诉的泪水在文坛汪洋恣肆，他却独自在草原深处被额吉感动并为她祈祷，他在那里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因此，“歌唱母亲”是他感动至深的文化信念的宣喻，是一个“骑手”拥有了强大的内心力量的告白。从那个时代开始，他就成了一个“敢于单身鏖战”的作家。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于作者来说才重要无比。他陆续创作的小说如《黑骏马》《北方的河》《老桥》《金牧场》《心灵史》《以笔为旗》等，成为几代读者的必读之书。张承志的丰富和复杂，被后来的批评界称为“张承志难题”。

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写尽了一个农民家庭贫困交加的日常生活。在传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一个历史观是不容质疑的：中国农村和广大农民已经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他们将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狗日的粮食》中，这个历史观遭到了质疑，杨天宽一家一直为粮食所困扰，饥饿是他们挥之难去的梦魇。刘恒对中国农村思想路线的检讨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给人以巨大的启发。刘恒陆续创作的《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白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是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是“寻根文学”的先声之一。一个东北汉子带有初民状态的活法和强悍性格，以及小说的新写法，都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陈三脚以及《陶罐》中的赵捞子、《狗头金》中的王结实，就如此生动地留在了那个时代。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为北京文学界带来了殊荣。谢冕先生指出：在曹文轩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有北大的独立思想，也有正义和善良。不管文坛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不为潮流所动，一直坚持自己对文学的信念，并且身体力行。曹文轩教授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坚持，数十年磨一剑，以唯美的文学理念和写作手法，不断地挑战自己的写作高度，今天终于结出了硕果，这是对曹文轩老师勤奋的奖赏，也是对中国文学的奖赏”。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写进了不同版本的文学史，重要的是他们有力地昭示后来者的文学方向：他们是中国文学巨大的变革势力;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守成力量，他们对文学的神圣感没有改变。正因为有了过去的他们，当下北京文学才如此的纷繁和丰富。

作协、高校、鲁迅文学院、北京老舍文学院、北京十月文学院以及文学专业研究机构、各大文学专业出版社、文学报刊、文学网站等，汇集了北京文学生产、评论的主要力量。这些机构的设立是举国办文学的实例。在北京、在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作家进高校是新世纪文学的一大景观，包括莫言、余华、格非、刘震云、阎连科、苏童、梁晓声、欧阳江河、西川等著名作家，先后入驻或调入了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这些作家入驻大学，不仅为大学带来了浓重的文学气氛，同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多种可能性。入驻高校的作家大多是国内外著名作家，他们在高校中的存在，不止是一个象征，更是一种真实和巨大的影响。在北京各大文学机构任职的作家，是北京文学重要的力量。他们虽然业余写作，但他们因自己的创作影响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徐坤、李洱、邱华栋、宁肯、温亚军、凸凹、徐则臣、付秀莹、计文君、王凯、石一枫、马小淘、刘汀等，已经成为北京乃至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文学批评是北京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文学馆在京的历届客座研究员李云雷、杨庆祥、岳雯、霍俊明、饶翔、刘大先、陈思、徐刚、丛治辰、宋嵩等，形成了北京文学批评的新势力，当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新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以新的批评视野和新的文体形式表达着他们对当下中国文学新的理解。

近年来，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石一枫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几部中篇小说。这几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我们知道，道德问题应该是文学作品主要表达的对象。同时，历史的道德化、社会批判的道德化、人物评价的道德化等，是经常引起诟病的思想方法，当然，也确实是靠不住的思想方法。那么，文学如何进入思想道德领域，如何让我们面对的道德困境能够在文学范畴内得到有效表达，就使这一问题从时代的精神难题变成了一道文学难题。因此我们说，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文坛震动，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小说中的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个人冒险家。此后，石一枫一发不可收，他每一部中、长篇小说的发表，都会在文坛引起反响。北大中文系曾举办“五大文学期刊主编对话石一枫”活动，就是他影响力的一个表征。

1980年代北京文坛是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各种文学潮流都有领袖人物和代表性作品，北京文学在国内的地位可见一斑。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影响北京作家重新理解文学和书写的努力，北京作为文学生产、传播以及评论的中心地位并没有被颠覆。不同的是，在这个真正的文学领域，那种单一的、宏大的社会历史叙事，正被代之以具体的、个性的、丰富的、复杂的以及宏大和边缘等共同构成的多样文学景观。多样化或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他们共同面对当下中国的生活，共同享用来自不同方面的艺术资源，但由于个人阅历、知识背景、取资范围以及对文学理解等因素的差异，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领风骚。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使北京作家不再简单地面对高端意识形态风云，而是普遍放低了观察和想象视角，对日常生活、特别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变革时代心灵苦难的关注，成为一种创作的常态。

由于篇幅限制，除小说之外的其他艺术领域本文尚未涉及，比如阮章竞、张志民、食指、北岛、顾城、芒克、多多、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等的诗歌创作;老舍、苏叔阳、高行建、李龙云、邹静之等的剧本创作;吴晗、邓拓、翦伯赞、宗璞、周晓枫等的散文创作，以及在京的中直和部队作家的创作。如果用“大北京”的概念描述的話，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应该在这里得到叙述。

总体说来，北京作家诚实地思考和写作，使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文学力量。今天的北京，已经成为像彼得堡、巴黎、伦敦、布拉格一样的文学之城。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燃烧不熄的文学之火，在北京的天空构成的动人风景，这就是北京乃至中国文学曾经的历史和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作者简介】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