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选择清末民初时期的巫水中下游地区为研究范围，以木材贸易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会同高椅古村落等基层市场为例，对清末民初时期巫水中下游地区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技术体系与制度体系、多重性质与影响作了总体探讨，进而分析了清末民初时期巫水中下游地区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的特点，并着重阐述了木材贸易对于巫水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以期给我国现代市场贸易发展以启示。

关键词：木材;贸易;研究

清末民初时期，巫水中下游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盛行木材贸易，已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山—水交通网络，这些山、水商路也构成了该地区木材贸易的格局。笔者以清末民初以来高椅古村木材贸易市场为重点，从清代以来涉及巫水流域的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辅以相关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入手，沿着巫水中下游汇至沅水流域，实地考察洪江古商城、黄茅、若水等集镇，走访寻觅高椅古村落基层木材贸易市场踪迹，结合中外相关专家文献进行研究分析论证清末民初时期巫水中下游地区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技术体系与制度体系、多重性质与影响.以及给我国现代市场贸易发展以启示。

一、清末民初巫水中下游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概况

高椅村位于湖南怀化市会同县北部，峻岭崇山，东与绥宁、邵阳毗邻，东南连城步，南接靖州、通道至广西，西邻贵州，是侗族、苗族与汉族聚居此地。因三面环山，南邻巫水，地形形似一把太师椅而得名“高椅”。

高椅村内保留有一条山间古驿道，是往年从绥宁至贵州往来的重要通道，商旅频繁，至清代中后期，这里不再是唯一道路，而巫水河就成了高椅与外界的联系纽带。巫水河从高椅村，过洪江、沅江而汇入长江，高椅的木材就通过水路运到洪江，进入沅水以后到常德，经洞庭湖运到长江流域，运进来棉花、布匹也得从此返回。由于驿道和巫水河的交通便利，在清代中期，高椅村已发展成当地的大村。作为巫水木材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高椅曾经出产的“溪木”占原沅水木材贸易量的三分之一。

二、清末民初巫水中下游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技术体系

（一）木材的栽培完成了一个从天然林到人工林的转变，在产量得以保证的同时还提高了质量，促进了林业的发展。

一是采种育苗。杉木的栽种，通常包含着有三种方式。即枝条扦插、砍伐后的萌芽再生、种子萌发而成的实生苗栽培。随着经验的积累，杉木育苗技术的推广，促进了巫水流域大面积杉林的营造。二是人工造林。杉木的栽培方法以实生苗栽培为最佳。实生苗长成的杉木的腐朽是由外及内可以及时发现，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传统天然林多次采伐后，杉木生长缓慢，木质下降。村民因此开始了实生苗的人工栽培，采取自主造林和租山造林两种人工造林方式。三是育林护林。一是以“合款”办法封山育林。由山主召集商定封禁范围和违禁处罚办法拟定“款约”、饮“合款”酒，用合款办法，封禁山林。二是以耕代抚，间种杂粮、经济作物培育幼林。三是通过订“合款”、立“禁约”，护林。遇到乱砍滥伐、病虫为害，一般采用民间的民风民俗来应对。

（二）木材的贮运闪烁着村民智慧的光芒，木材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数百年间，高椅木材贮运沿袭古老作业方式，即夏砍、秋冬山陆运输、春夏溪河流送。首先，村民于初夏先将树从下往上剥下1.5-2.5米树皮，树木砍倒划皮打枝干燥后，于秋冬运至溪河边，待春夏涨水下溪河流送。肩抬人扛时要步调一致，前者是独当一面的大力士，后者要有控制木材摇摆的能力。其次，分陆运和水运储运木材。陆运时遇到陡坡则从上到下挖成土槽将木材从山上下滑至山脚“放洪”，遇到弯道、溪沟等则用木材扎成厢架沿厢而下“拖厢”。厢架能将崎岖山路变成通直通道，有的长达数十里。水运有洗溪、放挂和放排三种方式。春夏小溪水涨单根漂流称“洗溪”，较大溪流五至十根扎成小挂放运称“放挂”，河流编扎成苗排运输称“放排”，再一次拼联、编扎的木排，称为“洪头”。为了确保木材贮运质量和安全，为防止缆绳生虫腐坏要用石灰泡上几个月，为防止木材遗失木头都印有斧记显示水客方商号。还有，拉木时，几个排工同时用大钩钉在河上的散木上，一起拉回來，甩出的动作称“杀”。

三、清末民初巫水中下游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制度体系

（一）“山客”与“水客”

“山客”和“水客”是木材的买卖双方。木材卖方称为“山客”，多为本地人。他们一是通过山主采伐自家山中杉木出售，或者购买杉林青山，采伐、成排出售。木材买方称为“水客”，多为外乡人。通过牙行中介，水客从山客处购得杉木，发往陬市、常德，乃至汉口、南京发售。也有小本木商、自采自销的“山客”就近与资本较多的“水客”交易。

（二）“龙泉码”

木材计量单位采用“龙泉码”，沿用明清时期以龙泉人为主体的临江木商创造的木材计量方式—“龙泉码”。“龙泉码”计量单位为“两码”，六两码约等于现在的一立方米。“龙泉码”测定原木的材积，以眉高处（五尺左右）的围径为标准，这与当今国际通用的“胸高直径或围径测定法”很是相近。“龙泉码”的运用，解除了计量不精确的困扰，实现公平交易，规范了木材市场。

（三）林地契约

明清时期汉族文化向侗族延伸，木材交易契约都用汉文书写，分为碑记和纸质两种。山主凭契管业，政府、民间维护契据效力。这些碑记和纸质的木材交易和山林经营契约文书，我们称之为“林地契约”。因年代原因，民间碑记寥寥无几，而纸质契约民间还有保留。笔者从高椅村民手上收集到了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和民国等年代的高椅古村一些残缺的林地契约，包括所有权证、三联买契纸和卖契。遇权属变动，当事双方必请“中间人”，书写变动原由、变动的详细山名、数量和东南西北四抵界址、款项交易规则等内容，签字或划押后，到县缴税费、贴印花，盖印签章，称为交易“税契”。

（四）采运管理与林政法规

民国年间，高椅的木材大多运往洪江集散，政府、民间对运输无具体的管理办法。民间木材采伐由业主自定，清光绪四年（1878）会同镌刻“永定章程”石碑立于渠水、巫水两岸以保护水运中被洪水冲散的木竹和具体赎取办法，民国23年（1934），会同县政府贯彻的是《湖南省强制造林暂行规程》。

四、清末民初巫水中下游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的特征与影响

（一）笔者对清末民初时期巫水中下游地区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也就是跨文化、长周期、跨地区和风险性

一是跨文化性。由巫水上游城步的最早人工林流传到巫水中下游的高椅，再由清水江的树苗给高椅带来“炼山”及“整地”更有效地栽种杉木方法，以及由山客和水客到歇店或牙行交易，木材再加工组合到各文化领域。整个木材贸易的过程就是多民族的人文交往过程，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二是长周期性。木材从栽种到交易及加工的过程，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特别是实生苗栽种尤耗时间，树木成长、砍伐运输、扎排运送，最后回购新苗后又进入了下一漫长周期，周而复始。三是跨地域性。高椅的木材顺巫水流到洪江、经沅水到常德、进长江到京杭运河，流经五省甚至延伸，经历各级市场、各种经济活动到达更高级市场、其加工产品再流向更高级的市场，整合地方性与市场链条式网络节点而成一整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四是风险性。木材贸易的跨文化、长周期、跨地域的特性，导致其风险性。正如，在木材贸易之前，高椅村因耕地不多、木材资源丰富，故木材贸易便取代一般农耕。而当木材贸易受到影响时，也便会被农耕渔业等其他产业所取代。

（二）清末民初巫水中下游山—水汇合的木材贸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是从歇店到牙行，使五溪（即雄溪、舞溪、酉水、巫水、辰溪。其中雄溪，今称巫水）地域的木材市场日趋走向成熟。木材初级市场有兼营伙铺、旅社的歇店和牙行，作经营的中间媒介和交易场所，收取佣金。歇店交易完成后，交易金额每两银元提取四分，作为买方和卖方的住宿，食品，木材保管和运输费用。牙行代客买卖货物收取佣金，按规定向官衙领取“牙帖”，每年向官衙按春秋两季缴纳“牙税”。牙行较之歇店有官衙介入，商业经营更趋于规范。二是山—水汇合木材贸易成为贯通南北西东的经济命脉。高椅山上的木材经巫水至洪江汇入沅水运送至常德、过洞庭湖地区，下长江运送至东部地区，由一根根小溪木汇至大江大排筏，水路交汇处兴起的湘西中心洪江，更是商人们云集成为木材生产、运输、配送中心，高椅、洪江作为东西、南北交通要道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山—水汇合木材贸易深刻揭示了木材贸易市场形成的路径。在商品经济贸易活动中，基层市场久而久之正态发展逐渐由小型集市到小型市场，再到中心市场或者成熟为一个更大的市场，继而形成一定规模的固定区域、流域经济特色。而这个动态过程离不开商品物质、市场需求、规则权力等核心元素，它不仅催生了市场贸易也为市场提供保障。清末民初巫水中下游高椅的山—水汇合木材贸易节点到洪江发展为木材贸易的集散中心、山客与水客等，已经基本印证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中乡民向市民转化、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迈进，经商之所发展为商业城市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

五、结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已经定格史册的木材运输逐步从水运改为铁路运输，从会同到洪江，滩流与古渡也被现代文明所淹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推进，昔日随处可见、活跃在清末民初沅水流域的原生村落的民间木材交易以及如影随形的社会文化与精神财富，给人类千百年绵延亘古的历史带来了阶段性的宝贵社会物质财富和生生不息的人类发展不竭動力，因其价值的锐减，与人类休戚与共关系的剥离，而失去了其昔日的温度，将成为这一代甚至上一代的记忆，如果没有兵燹战乱，没有州县人为割裂，更没有工业污染和人为截流，一条原生态的商贸河流将永远川流不息，源远流长。但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发市场助推合力、激发社会潜力繁荣少数民族经济这个重大课题研究永远在路上。

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障市场主体，就是保障社会生产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就是为经济发展积累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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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佘雨波（1993.06-），男，湖南桑植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