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谈苦难与作家创作的关系

2020-09-06何朝睿

文学教育 2020年8期

何朝睿

内容摘要：苦难作为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它与作家创作有着紧密的关联。苦难对作家产生的影响体现于作家创作过程与作品中，作家创作苦难对作家而言有着救赎意义。苦难与作家创作这极其复杂的关系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史铁生这两位不同国籍却有着相似境遇的作家作为个案进行探索。以往研究中多以单一作家或单一角度较多，还可从更多的角度与个案中对此关系进行研究，故将以陀氏与史铁生为例，对作家的苦难与作家创作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

关键词：苦难作家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史铁生

史铁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作家在他们各自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中都透露着一个相似的观点，史铁生写“人根本的处境是苦难”[1];陀氏写“他（伊万）追求的可能是苦难”“我愿意经历苦难，通过受苦受难使自己得到进化！”[2]，归纳两人的观点可知，苦难对于这两位作家而言，它是作为幸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幸福的前提、也是一个具有责任性与根源性等多重特征的人生主题，并且他们认为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3]。苦难作为文学的母题，它有着诸多的表现形式与理解方式，可从史铁生与陀氏的视角进行探究。从探究主题上看，苦难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在之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更容易依附于历史演变与政治文化等方面，较少的从作品与具体个例入手进行以小窥大的研究。从选择的个案来看，之前的文学研究者在进行国内外作家比较研究时很少关注苦难与作家创作这一方面或是仅以单人为例进行研究。本文之所以选择陀氏与史铁生这两位不同国籍的作家，是因为两位同样都是关注“人的深度”的作家、是不断拷问自我灵魂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可得出一些属于少部分作家的共性，从而更好的探究苦难与作家创作的关系。下文则从苦难对创作过程的影响、苦难对作品的影响以及苦难有何救赎意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苦难

作家所经历的苦难在他们各自的历史环境下具有一致性与特殊性，因此苦难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同样具有着一致性与特殊性，关注作家创作则从关注苦难对创作过程的影响开始。创作过程中首先明晰史铁生和陀氏为何开始创作，从史铁生来说，因为自从他双腿残疾“病退”回北京后，虽有母亲与友人的帮助，但他自己仍旧为了工作而犯愁，并且精神上“不知道有多少次试图赴死......饱受选择生死的艰难”[4];母亲所找的临时工的工作也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个人尊严也因为时代因素与身体残病而受到忽视，史铁生也创作过一些短篇如《没有太阳的角落》来描述这些日子;综上史铁生在写作之前所经历的苦难主要为现实层面的疾病贫穷与精神层面对自我与尊严认知的迷惘两个方面，因此史铁生则产生需要寻找体面的职业这一想法。史铁生经过朋友劝说从持有从事外语翻译这一想法到热衷文学，逐渐产生“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5]这一想法，从而开启了作家创作的生涯。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则与史铁生经历相反，在工程兵学校时陀氏虽然性格孤僻但并未受到嘲笑，“但他在伙伴们当中却建立了很高的威望。”[6]这与所处国家环境的不同有着关系。不过在其他方面的经历却与史铁生相似，在写作之初陀氏的父親去世，陀氏陷入贫穷与孤苦伶仃的境地，并且陀氏在1849年的审问时说自己接受了一次性的庄园金钱补偿，无地产无资产，仅依靠文学为生。从史铁生和陀氏开始写作的迹象表明，好似开始创作的原因对他们来说更偏向现实的因素，是由现实的赤贫与生活的苦难而产生的创作。

固然现实的赤贫与精神上渴求认可的状况对两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但同样两人创作时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世界、两人选择淡化关注现实苦难的创作选择是不可忽略的。在作家自述中可看出多数情况两位作家的创作是倾向务虚而非务实的，固而第一点则认为苦难对两位作家创作时的关注点产生了影响。陀氏强调过：“我的迷恋根本没有让我分心，使自己不再持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观，尽管我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工程师。”[7]史铁生在给柳青的信中写道：“人们完全可以把《务虚笔记》看成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其所传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魂中发生着的时间。”[8]由此得知苦难对两人创作过程的影响重点为精神上的影响。假设真如两位作家所言一些苦难是从未发生过的，而是心境的一部分、是诗人的浪漫幻想，那么作家是如何构建苦难的呢？首先两位作者经历的苦难对创作过程而言无非有着现实层面的作用，但两人并未因为钱财而使小说内容有过较大改变，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书写，这里可参照史铁生在讨论章节删减问题时说的“写这部长篇时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还一个心愿，其初始点是极私人化的，虽然也并非纯粹到不计功利，但能出版也已经足够了。”[9]与陀氏的手稿[10]展示，陀氏书写时并非是冷静的，而是陷入了对自我内心深处的审问中。虽然陀氏自称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所关注的荒谬与特殊构成了现实的本质，但其关注点仍着重于精神上的深度。综上第一点是两人都关注精神世界超过现实世界但史铁生的目的是为了描绘自我的内心而陀氏则是为了反映现实的本质。第二点则是苦难在作家创作时造成的痛苦，这点可从两人妻子所写的回忆录中得到答案，从陀氏来看，摘录陀氏之妻于1867年8月15日记录他创作时期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床便冥思苦想，如何才能搞到钱。”10月写“他（费佳）开始谈他自己，说他如何在可怕的死刑恐怖中站了一刻钟”而一些时候又说费佳一整天都有些急躁，一些时候又想“只有一件事总使我感到恐惧，一旦我们回到彼得堡，这一切都将结束。他又要变成像在彼得堡时那样神经质的人。”[11]从安娜的日记中可得出陀氏那时的现实状况是贫困的，精神状况是不稳定的，日记中安娜记录两人吵架时多是泛泛而记，尽管如此，书中在创作时陀氏与安娜的吵架的次数是多于稳定次数的，其原因则有两人的精神状况不稳定、写作时易陷入虚构的困境、家庭的贫穷与陀氏的嗜赌等因素。从史铁生来看苦难对其创作的影响，不偏向陀氏的贫困而偏向于疾病，陈希米回忆史铁生时说“追求认识一切事物的第一因的爱欲......此爱欲于你，就是写作”“你说过，你的生命密码是残疾与爱情。”[12]现实的残疾引发天生与后天形成的爱欲从而产生内心的虚无与矛盾，这是精神上承受苦难的创作。现实上则重复的经受种种不被尊重不平等的事例，思考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例如写《病隙碎笔》时每天仅能写几行字，坚持四年才最终写完[13]。这也体现出苦难虽是创作的主题，但也改变了创作时的难度与方向。

二.作家作品中的苦难：时代、残病与自我

苦难对创作的影响不仅可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也可在作家创作出的作品中找寻，作品中的苦难则分为时代背景的伤痛、残病的影响与自我的困境。第一则是时代的伤痛，时代与作家精神的关系体现于作品中则是个人思想与时代的矛盾。陀氏方面侧重于表现与时代的冲突，罪犯像哲学家一样与时代进行碰撞，例如罗赞诺夫对陀氏“宗教大法官”这一故事的看法“它终于从我们已经走了两个世纪的精神发展阶段中流了出来，分离了出来......在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否定里的伟大感。这一切我们不但从来都没有体验到”[14]等事例，陀氏在书中虽把目的指向爱的救赎，但在描述时仍是由各方思想进行客观叙事以展现时代的冲突。史铁生方面则侧重于时代的伤痛，如《务虚笔记》中的WR、F、N与Z，或是因“海外关系”影响，又或是被说为“叛徒”无法相爱。史铁生在短篇中多以讽刺的口吻来表达人性的扭曲与时代的悲剧，如《盲童》、《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第二点则是残病的影响，史铁生在作品多次描绘残疾人的处境，如的《没有太阳的角落》里描绘三位残疾人因为残疾而无法向爱情跨出一步，《务虚笔记》中的C、《人间》、《我之舞》、《夏天的玫瑰》等一系列文章都在探讨何为真正的残疾，我们应该追寻什么。陀氏则没有像史铁生般纯偏向于主观的追问，虽然最后的结果与史铁生相似，但陀氏只是在作品中以客观真实的口吻叙述人物的疾病，并平静的叙述人物的死亡。第三则是自我的困境，困境之一则是因为无法互相理解产生的孤独，史铁生《墙下短记》中便把这种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的孤独描绘出并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都有体现，陀氏不同于史铁生喜欢描述个人与个人之间无法理解，更喜欢描述不同群体间的无法理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各人所代表的群体都难以互相理解;困境二则是由欲望产生的矛盾，陀氏《罪与罚》开头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自己“不平凡的人”的欲望而杀人，史铁生则直言人的名字便是欲望并且在《死國幻记》小说中进行了欲望与孤独的意义阐述。困境三则是生死的困境，史铁生《务虚笔记》中的O死得泰然自若，在史铁生笔下人物的死大都已对生死明了坦然赴死，陀氏笔下的死亡也某种意义上如此，不过更侧重于死后的探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尸体发臭，伊柳沙死后巨石旁的演讲。两位作家都因为自身的苦难而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生死的态度与生死的思考。

三.创作苦难的意义：对作家自身的救赎

创作苦难的意义对作家而言可归纳为对作家自身的救赎，史铁生在从早年对命运的悲观到晚年对生死的豁达，陀氏早年从不向现实妥协到之后以信仰支撑自我，他们作品中苦难的多重困境并非仅为了展现苦难，而是作家在写作时进行的思考，作家通过代入作品人物进行自我救赎。我们可从作品中找到答案，陀氏以索尼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救赎结束《罪与罚》一书，史铁生在小说中描绘生死时最后的人物面貌总如他的诗歌《永在》中说的“坦然赴死”一般。两人书中的人物与人物情节多是自身经历，如陀氏具有病态心理的人物，史铁生青年时期遭遇的不平等对待以及幼年时在访谈中提到对舞蹈的幻想等细节都在作品中得以重现，这样的创作让原本的欲望得到了升华与解脱，进而达到了“移情”的作用。作品的主人归根结底是“自我”，作品中的自我也在影响着作家本身，重塑作家的性格、对作家进行救赎，这种救赎在史铁生与陀氏的文中体现在“信仰与爱”这一主题上。

综上便是苦难与作家创作的关系探究，苦难与作家创作的关系是复杂且个体间差异较大的，陀氏与史铁生是具有鲜明差异性的一对个例，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诸多的共性，此关系仍是一个需要探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史铁生：《史铁生全集》，《务虚笔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322页。

[2]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1页，第615页。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4]林建法编：《永远的史铁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本段观点也可在109、110页找到具体回忆。

[5]史铁生：《史铁生全集》，《我与地坛》，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第137页。基本的生存参照124页、引用参照137页。

[6]（苏）尤·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徐昌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7]（美）罗伯特·伯德：《文学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王爱松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页，第6页.

[8]史铁生：《史铁生全集》，《信与问》，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265页。

[9]史铁生：《史铁生全集》，《信与问》，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10]（苏）尤·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徐昌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