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妍

摘要：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改变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衍生出了一大批为了照顾第三代而阔别故土的照料型“老漂族”。由于隔代教养衍生出诸多问题，有关0—3岁婴幼儿的照护工作重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工作。通过分析隔代教养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利弊，有利于将照料型“老漂族”从繁重的隔代教养中抽离出来。与此同时，不断加快完善公共托育服务建设，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下的“幼有所育”。

关键词：照料型“老漂族” 公共托育服务 幼有所育

中图分类号：C913.6 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053-04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的急剧转型与人口的加速流动，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投身大都市并且在这里生活、立业、安家。老年人为了帮衬子女，特别是为了照顾孙辈，跨越省市边界来到子女生活的陌生城市，成为照料型“老漂族”。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其中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在持续增长，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照料孙辈、养老和就业分别是老年人流动的三大主要原因，其中照料孙辈的比例高达43%。[1]

21世纪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基于“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女性职业化的发展、育儿成本的提升等现状，“老漂族”逐渐成为隔代教养的主力军。祖辈思想观念较为陈旧、教育理念較为滞后、家庭代际矛盾频发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对改善“老漂族”隔代教养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我国公共托育服务市场供给严重不足，再加之新生代家庭对0—3岁婴幼儿照护市场需求旺盛。所以，构建多元化的公共托育服务模式已经刻不容缓。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照料型“老漂族”

“老漂族”泛指因需要不同、动机不同、人口结构等多方面不同并且流动到异地居住的老年群体。王婷（2010）认为“老漂族”的诞生基于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指为了照顾孙辈而远离家乡，去陌生大城市生活;刘晓雪（2012）将“老漂族”界定为为了满足子女的需要不得不离开熟悉故土的老年人。“老漂族”有着多元的群体构成，按照性别划分，可分为男性“老漂族”、女性“老漂族”;按照户籍性质划分，可分为农村“老漂族”、城镇“老漂族”。按照“漂”的动机划分，可分为受养型“老漂族”、照料型“老漂族”。[2]研究将照料型“老漂族”定义为为了帮助子女减轻生活负担、安心投身工作、跟随子女在异乡生活从而帮助其照料孩子的异地老年人。

（二）隔代教养

隔代教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亲代教养共同构成了当代家庭的教育模式。目前学术界对隔代教养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陈丽欣等人（2000）指出，隔代教养是指祖辈承担起对孙辈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养育和照料的责任，孩子的父母仅仅是在下班后或者周末的工作之余与孩子接触[3];张小梅（2015）在研究中将隔代教养定义为父母完全放弃教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全权交给父辈承担[4]。研究中的隔代教养与陈丽欣等人的研究一致，即父母因工作繁忙，由祖辈承担着照护孙辈的绝大部分或全部责任。

（三）公共托育服务

托育服务作为一种补充性的社会服务，承担着补足家庭照料功能不足的重任。公共托育服务中的“公共”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即凡是由政府、公共部门、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的，包括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各组织、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划归于政府购买的第三方专门从事婴幼儿照料与教育的机构，均划归为公共托育服务。研究将公共托育服务定义为受家长委托、在亲属不在期间，对家中无人照护0—3岁婴幼儿提供保育与照料相融合多种照料形式的机构组织化服务。

二、照料型“老漂族”隔代教养情况的多维度分析

（一）照料型“老漂族”在隔代教养中的智慧

1.人生阅历丰富、育儿经验充足

祖辈在经历了长期的生活沉淀后，有着比年轻人更为丰富的人生感悟和沉稳收敛的思想维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祖辈的生活经验往往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将子女拉扯长大的老年人，他们对婴幼儿身体变化的情况更为敏感，在照护婴幼儿时有更强的预见性，能在年轻父母手足无措的时候给出关键性的指导意见。祖辈在自我成长和哺育父辈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新生代家庭的财富，更是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推动力。

2.育儿时间充分，育儿心态平和

照料型“老漂族”往往受子女之托，在子女因工作无法照料孩子时承担起对家中婴幼儿的照护责任。他们通常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压力及时间上的紧迫感，在照料孙辈的过程中往往更加耐心仔细，能够很好地安抚在哭闹中的婴幼儿，同时可以避免年轻父母在照护孩子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再加之祖辈往往只盼孙辈能平安健康，通常会摒弃子女在育儿过程中的功利心，能够以更加稳定平和的心态抚育婴幼儿成长。

3.善于发现幼儿优点、全面展现幼儿天性

照料型“老漂族”在生活中长时间与婴幼儿待在一起，他们与孙辈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感，这种特殊的“隔代亲”能使这些“漂族”老人发现自家孩子的闪光点和天赋所在。在这些照料型“老漂族”眼里，自己的孙子孙女就是掌上明珠，他们能给予孩子更多的表达和展示空间，让孩子本能地释放天性;而他们作为家中婴幼儿最稳定的玩伴，给予孩子的关爱，是因工作繁忙而不能照料孩子的都市父母的最好的补充。

（二）照料型“老漂族”成为隔代教养主力群体的原因

1.劳动就业制度不完善带来的竞争压力

在当今社会中，就业压力显著增加，“996”“807”“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日不保证休息”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中国人用高额的劳动付出去换取生活中的“幸福感”。国人传统的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仍十分普遍。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许多新时代女性渴望从传统的家庭照料中脱离出来，她们不得不在工作与家庭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但现实是职场对女性并不友好，半年的产假往往很难完成对婴幼儿的照料，并且孕育孩子很多时候成为女性升职加薪的绊脚石。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许多家庭只能将照护婴幼儿的重任放在祖辈肩上。“老漂族”与子女一起生活，既可以帮助子女分担照料孩子的重任，又可以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安享天伦之乐。所以大多数老年人还是主动的“漂着”，幸福地“漂着”。

2.市场化推动养育成本的提升

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政府单一的教育供给模式后，我国的教育市场逐步灵活化、多元化，但与此同时大大加重了新生代父母的养育成本和经济负担。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育儿成本已占我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其中教育支出成为最主要的负担[5]。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层出不穷，而家长作为给教育买单的第一消费者，要尽可能地获得经济收入去购买多而高额的教育资源。并且随着父母消费理念的提升，在住房、饮食、医疗等各个方面都希望给予孩子最好的，使得我国的育儿成本不断提升。基于紧迫的现实压力，不少家庭把不需要过高成本的祖辈作为照护子女的首要人选。

3.婴幼儿照护与托育供给严重不足

0—3岁是每个孩子生命的起步阶段，也是大脑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最容易被激发的黄金阶段，更是人生漫长教育的起点。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十分有限，成了儿童发展体系中最大的短板。根据2017年首部《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我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中的入托率为4.1%，城市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在25%—55%间[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婴幼儿托育市场存在着巨大缺口。但是由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显示，76.8%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公办托育机构，且希望上全日制者占84.2%[7]，这表明新生代家长对公共托育服务仍有巨大需求。但由于我国托育机构质量较难保证、保姆虐童案件频发，大多数家庭还是把更为信任的家庭成员作为照料婴幼儿的首选。于是祖辈为了孙辈的成长、家庭的和睦便挺身而出，照料型“老漂族”便成了隔代教养的主力群体。

（三）照料型“老漂族”在隔代教养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观念陈旧

大多数祖辈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较差。祖辈对于孙辈的教养往往只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对婴幼儿后天能力的培养较为欠缺。而0—3岁是婴幼儿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中个体的语言、行为、认知、习惯、情感等方面逐渐开始形成，但祖辈往往很难跟上新时代对于儿童的教养要求，经验主义严重，对新生婴幼儿的教养缺乏科学认知

2.过分溺爱，包办替代

祖辈在对婴幼儿教养的过程中往往是有求必应，采取了过分保护的措施。尤其像照料型“老漂族”，他们的专责就是将孩子带好，因此他们对孩子的需求总是不加考虑地一味满足，没有原则地宠溺。祖辈总是认为婴幼儿还小，他们什么事情都不懂不会，就替孩子操办了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使得孩子过分自我，缺少同理心和责任感，需求没有被满足时容易产生暴躁、孤僻的情绪。因此从小就被“老漂族”捧在手心里的婴幼儿，心理及生活能力建设的水平相对较差。

3.“隔代亲”现象引发家庭冲突

照料型“老漂族”与子女们一起生活，既维系了亲人间的感情又获得子女的支持。虽然隔代教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但是亲子关系是任何情感都无法取代的，而家庭教育的结果，也往往取决于亲子关系的密切与稳定程度。婴幼儿长期交给祖辈照料，形成隔代亲密关系，但这会导致亲子间的代际隔阂，产生家庭内部矛盾。家庭是每一个人生活栖息的场所，家庭矛盾倘若处理不当，会对生活在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处于心理建设初期的婴幼儿，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三、新时代实现“幼有所育”的路径探究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8]这说明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已经成为全民共识，是事关民生的重要工程，是万千家庭和谐幸福的重要保障。我国托育市场缺口巨大，家庭成员尤其是老年人仍然是承担教养工作的主力军。当前，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数量匮乏、师资力量薄弱、机构运行不规范、服务质量难保证等问题已经十分尖锐。政府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料服務，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加强儿童安全保障。[9]

（一）明确分管主体，扩大公共托育服务供给

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对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视仍有待提高，政府职能部门间权责不清，与婴幼儿照护服务密切相关的卫健、计生、教育、民政、财政、市监等主要部门定位模糊，对市场中的托育机构缺乏科学有效的统筹、调配和监管。

首先，应坚持政府在0—3岁婴幼儿照护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各机关单位在公共托育事业中的边界和权责。由政府统筹领导，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明确市场准入原则，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在充分发挥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时，确保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加快公共托育机构的建设。其次，有效扩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对婴幼儿照护事业的财政投入，给予公共托育机构政策性支持，适度放宽条件限制，允许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开办托育中心。最后，有效整合公共资源，加大政府购买托育服务力度，引导优质机构进入社区，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加大行业示范领导功效，努力形成财政支持、社会参与、家庭分担的良好办学机制，以有效缓解照料型“老漂族”的教养压力，从而促进人口的合理增长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出台行业标准，加大托育人才培育力度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面向各类托育机构的课程内容、评定级别和考核标准，因此，各机构开展的教学也是千差万别，缺乏科学的考量力度。并且从事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人员数量较少，素质较低，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我国的公共托育服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上述状况，首先，应组织早教方面的专家学者，遵循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尽快确定出适合0—3岁婴幼儿使用的早教教材、课程形式、学习方法等，并且对机构的设施配置、卫生水平、场地安全等做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托育行业的发展提供统一的标准，让其运转更加科学和规范。其次，加大0—3岁婴幼儿照护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可在我国有条件的院校中设立早教专业，培养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人才。并且要求托育机构在选人用人时严格把握准入门槛，全面了解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社会经历、职业道德等，从根本上提高早教的质量。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婴幼儿照护从业人员的薪酬标准和社会保障机制，善用激励政策，加快婴幼儿托育行业间的学习，使托育行业更具有吸引力。如今人们对婴幼儿教育资源的渴望不仅在数量上，更是在质量上。公共托育服务机构应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帮助家庭中的照料型“老漂族”承担部分育儿工作，提供让父母安心、老人舒心、孩子开心的服务。

（三）引导多方参与，丰富托育服务形式

由于目前我国托育服务市场管理制度还尚未建立，社会力量想要加入托育行列还面临重重阻碍;而民办的托育机构价格偏高，让许多家庭无力承担。

我国要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可以鼓励有能力的企业、高校、医院等在获得相关资质审批后，针对内部员工设立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儿所，配备母婴室和相关设备，允许还在哺乳期的母亲能在工作之余、探望、照料婴幼儿。充分利用社区平台，通过网络媒体、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等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宣传力度，为社区居民提供午间托育、夜间托育、休息日托育等形式的托育服务;并且以社区幼儿园为依托，设置小时制、半天制、全天制、月托、半月托、季托等套餐式服务，建立高质、丰富的社区婴幼儿早教中心，让年轻父母能够放心、便利地把孩子交给托育机构，让照料型“老漂族”有喘息的机会，减轻教养的负担。让每个家庭既能各司其职，又能学习到科学合理的育儿知识。

（四）树立协同照料理念，充分发挥“互联网+”的联动作用

幼有所育是指家庭、社会、幼儿园联手，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生活照护、情感认知、事理学习、能力培育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支持。[10]家庭始终是婴幼儿教养的核心场所，托育服务则是其必要延伸。如果将孩子全权交给托育机构而家庭不管不顾，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幼有所育了。

婴幼儿虽然是受到照护服务的享受者，但由于他们年纪较小，家长和照料型“老漂族”应该做好“守门人”的角色。家庭应将机构视为合作者，树立协同照料的理念，才能发挥托育服务的最大效力。与此同时，5G时代已经来临，新生代家长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的联动作用，在家安装摄像头，通过手机App等就能及时掌握祖辈与婴幼儿的相处情况。利用视频对照料型“老漂族”在抚育孩子中不科学、不恰当的行为给予及时的交流沟通，对于他们做得好的、自己还需多请教学习的地方给予表扬和赞赏。这样不仅能参与老人与孩子的互动，更能缓解祖辈们由于日常照料产生的疲惫感，起到了很好的安抚作用。

四、总结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在老有所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并且明确提出了“幼有所育”的民生目标。由此可见，“一老一小”早已成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关键环节。照料型“老漂族”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国人以家庭为本的核心理念我们无须去改变，但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全面“二孩”的社会现状，我们需要去思考如让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共同为婴幼儿的发展保驾护航。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加大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力度，坚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切实提升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我们应该立足国情，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老漂族”隔代教养的问题放在国家、社会、个人等大结构中去思考，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缓解祖辈育儿压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核心家庭整体的育儿能力。

缓解照料型“老漂族”隔代教养问题的现状已经迫在眉睫，这需要国家、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尽快明确社会服务的时间节点，科学计算出每年需要入托的婴幼儿数量，认识到建设公共托育服务机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加大制度保障，贯彻设施力度，让照料型“老漂族”能够简单而幸福地“漂着”，真正实现新时代的“幼有所育”。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内容概要[EB/OL].（2018-12-25）[2020-03-19].www.nhc.gov.cn.

[2]吴德真.农村“漂妈”的异乡生活：基于“单漂：照料型老漂族”的角色转换研究[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7.

[3]陈丽欣，翁福元，许维素，等.我国隔代教养家庭现况之分析：下[J].成人教育通讯，2000（4）：51-66.

[4]张小梅.不同抚养方式下3—6岁儿童心理发展的比较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5.

[5]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首部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发布[EB/OL]. （2017-11-29）[2020-03-23].www.nwccw.gov.cn/2017-11/29/content_186819.htm.

[6]耿興敏.打造托育服务发展战略规划 破解3岁以下托育难题[N].中国妇女报，2017-11-29.

[7]马雨诺，王广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制税收政策的微观模拟分析[J].经济视角，2018（2）.

[8]左崇年.加快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呼应民生期待[N].中国人口报，2020-01-10.

[9]杨菊华.新时代实现0—3岁婴幼儿幼有所育的路径[J].中国妇孕，2019（4）：26-27+33.

[10]闫慈.缓解“老漂族”隔代照护压力的对策与出路：构建托育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研究[J].天中学刊，2019（6）：70-73.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