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芝歌

摘  要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手机移动端的即时通讯社交软件将原本线下人际传播中的自我呈现迁移到了网络，为网络人际传播提供了新舞台。然而，不同传播平台中的个体自我呈现风格并不相同。文章基于拟剧论，以微信与微博的对比为例，探讨在不同网络人际传播平台中个体呈现差异的现象及成因。

关键词  拟剧论;表演框架;网络人际传播;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0-0012-03

1956年，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框架概念，将缘起于米德、布鲁默等人的符号互动论纳入到日常生活自我呈现的微观分析中，抽丝剥茧地梳理人们的披露与表演[1]，自此擬剧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网络社交的高速发展，加之网络虚拟性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在网络人际传播中灵活自主地进行着自我形象的整饰，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微信与微博的使用。2011年初微信被腾讯公司推出开始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而微博则在2010年迎来春天，其开发初衷是为用户搭建广场，将用户自主生产的简短讯息通过关系网进行分享、传播。两者兼具的社交属性都将传统人际传播中的社交情境迁移到了网络场域，为人们的印象管理开辟了新舞台。

1  戈夫曼的表演框架

戈夫曼在书中使用了戏剧表演的观点，将原本舞台表演中使用的艺术理论引申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他提出，生活是一个大舞台，每个社会成员都通过主动引导来达到控制观众对自身印象形成的目的;个体都在一种自我理想化角色的庇护下在其他社会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前呈现自己，在两方的迎合中剧班形成。其理论主要板块包括表演框架和印象管理两部分。

1.1  表演框架

戈夫曼提出“框架”是一种个体的主观状态，是存于内心的社会规范，是一系列惯例和共同理解。而人们内心形成的经验结构最终会成为指导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演出的依据，也即“框架”[2]204。其中主要环节包括：表演者观众、剧班和表演区域。

1.1.1  表演者与观众

戈夫曼将萨特的凝视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凝视表明我是一个为他的存在，我在他人凝视中发现了自己，而有时并不存在现实的视觉，而更多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这一理论袒露了每个个体的社会行为都是在一个个小情境中进行的客体我的建构，而观众并非都真实存在，更多是来自个体对社会期待的内化。表演者和观众成为了表演中必不可少的两方。

1.1.2  剧班

戈夫曼选取了生活中的常见例证来阐释“剧班”一词的所涉情境：“夫妇在应酬交际时，妻子对丈夫意愿所持的态度会比单独与丈夫在一起时表现得更为尊重和恭顺。”[2]69当妻子扮演恭敬角色时，丈夫就能更好地扮演支配角色，当丈夫和妻子各自扮演其角色时，夫妇间就构成了一个单位的剧班，这就能更好地维持观众所期待的印象。每个成员的自我呈现都无法脱离剧班本身的情境定义。“剧班也即用来形容表演时相互协同配合的一组人。”[2]70

1.1.3  表演区域

戈夫曼把剧班分为“呈现表演的前台”区域和“准备表演的后台”区域。前台由布景、个人外表和举止三部分构成，每个个体不同的社会角色造就了不同的前台。而后台则是相对前台而言，是个体能够放松补偿在前台紧张的区域。通常一段表演中最具关键性的秘密都可通过后台看到，因而它需要场所中个体团结一致地维护，“它也被认为是‘不可被观众闯入的禁区。”[2]98

1.2  印象管理

戈夫曼提出，印象管理技术本质就是表演者成功塑造一个角色所需要的品质集中起来进行考虑的概括，其意义本身就在于避免表演崩溃的产生。其中印象管理策略包括，理想化表演、误解表演等。

1974年戈夫曼将框架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而后被大众传播领域应用，他强调个体的呈现离不开周遭的情境定义，事物的传播也均应在一定语境还原下进行解读。随着网络传播的快速发展戈夫曼笔下社交情境的表演框架逐渐被迁移至网络场域演化为网络传播框架，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也逐渐发展成为网络传播空间中的个体印象管理。以下将基于拟剧论中表演框架的理论视角以微信和微博的对比为例分析在不同传播框架下的个体呈现风格差异的现象及成因。

2  传播框架与呈现风格的双向塑造

现如今微博、微信是最具影响力的网络社交平台，兼具跨文本传播和泛娱乐的双重属性，成为了当下最普及的娱乐社交工具。毫无疑问，微信和微博成为了当下网络人际传播中个体呈现的主舞台。在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在朋友圈装死，却在微博蹦迪。”诚然，任何呈现都离不开情境，任何传播都无法脱离语境。在网络人际传播中同一个体在不同表演框架下的自我呈现并不相同，同样不同的表演框架也吸引着不同呈现需求的个体。以下将尝试从媒介属性和用户选择的角度分析微博和微信中用户自我呈现差异的成因。

2.1  媒介差异——剧班情境差异

戈夫曼强调成员之间协作的最终目标都指向对剧班本身的情境定义。媒介属性影响了剧班成员的关系，成员关系决定了其所在的剧班情境，剧班情境进而决定了用户呈现行为的差异。单看两种媒介的本质，“微博是一种以使用者关系为连接，在信息共享、传播以及关注机制下信息共享的广播式的社交媒体。”其核心是社交化媒体，媒体属性占主导。而微信是由腾讯公司打造的即时通讯社交软件，其本质是社交属性。从媒介属性的差异上不难看出两者在传播机理上存在的天然差异。

微信的传播范围具有私密性，而微博则相对开放。场景中的剧班观众也即通讯录的好友，其信息的传播路径也是基于用户线下的社交联系，传播范围也基本固化。微博用户之间的信息传播和接收却不以“关注”为前提，甚至不需要登录账号都可以随时浏览信息，因此接受对象的范围是广泛且不确定的，私密性被消解，匿名性被提升。根据CNNIC发布的《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网民在微信的联系对象中，有97.4%的用户联系人中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亲戚朋友”，而在微博的使用中关注熟人的用户占比仅为64.7%，其中关注名人明星的占比达到64.2%[3]。在这样庞大且不确定的观众群体的注视下表演，远远要比在熟人关系场中基于现实角色期待的表演自由得多。由媒介差异引发的剧班观众和表演者关系的差异决定了同一个体在不同框架中呈现方式的不同，因此就有了前文中的“朋友圈的岁月静好”和“微博的鸡飞狗跳”。

2.2  用户差异——前台制度选择与创造

媒介的固有属性在影响个体呈现方式的同时，个体的呈现风格也在塑造其所在的表演前台的呈现制度。动机是影响个体呈现方式的重要因素，用户在平台中动机的实现会影响着下一次个体的前台选择，大量个体的选择又会加速前台呈现制度的形成进而导致不同框架下的呈现风格的差异。戈夫曼认为：“前台制度化以至于出现‘集体表象，而导致了在某种前台上表演的内容，这样出现的结果是前台倾向被选择而不是被创造。”[2]19这一观点陈述了前台之上呈现制度是由不同个体呈现方式凝聚而成的集体表象，个体在造就前台倾向的同时也在选择前台。这无疑映射了用户在触媒时的自主选择性——“使用与满足”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受众成员被认为是具有特殊需要的个人，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被认为是一个基于特定需要使用媒介从而获得满足的过程。”[4]“研究用户的触媒动机即研究‘人们通过传媒做了些什么。”[5]因而可以通过分析个体在微博、微信中自我呈现行为得到的满足类型来判断用户在不同前台中自我呈现的动机，进而确定个体在不同框架下对自我呈现制度的选择与创造。

微博用户可分为个人和机构两大类，其中个人账户又分为“无V”“黄V”“红V”三种。黄V的申请需要两个“黄V”用户与该用户互粉并转发即可，当“黄V”用户满足粉丝数大于1万月阅读量大于1 000万时即可申领“红V”。政府、媒体、等机构均为“蓝V”[6]。通过分类不难看出，个人用户在线下的影响力将决定在微博这样的广播式社交媒介中的音量大小。这让敏锐的资本嗅到气息，粉丝经济流量变现成为微博商业化的必然模式。在媒介商业属性的引诱下，微博逐渐成为了线下线上商业运作的便捷链接。微博大V取决于线下人气，同时又在线上因为流量受益，个体呈现行为后的满足类型即属于商业获益。这样的动机使得用户无法再单纯地扮演生活中的自己，更多时候需要始终铭记自己的职业身份和商业价值。戈夫曼认为“以某些身份进行的戏剧化表演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因为其中的行动对完成这种身份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手段。”[2]26显然在商业动机指导下的自我呈现具有天然商业属性。相比于微博中的商业获益，微信的使用中用户获得的更多是来自生活圈的社交获益，这决定了微信用户自我呈现的动机为个体在熟人圈中的形象打造。个体不同类型呈现动机的满足决定了个体呈现平台的选择，个体的每一次选择又加速了前台呈现制度的形成。

不同个体相同的呈现动机凝聚了剧班动机，相同的剧班动机促成了剧班情境的场景化，继而形成了前台制度也即呈现风格，前台制度又是下一次用户选择平台的依据，用户在创造前台制度的同时又在选择前台，用户动机、剧班动机、前台制度三者循环。引用日本学者竹内郁郎的“使用与满足”模式（如图1）可设想由个体动机引发的前台制度模式图如下。（如图2所示）

以微博中明星流量运作为例，代入圖2可分析为：市场环境和明星个人条件决定了明星有“热度”需求，在前台的选择中粉丝和明星共同选择了微博作为两方呈现的前台，在方式的选择中两方都选择了自我呈现策略，两方具有共同的呈现动机继而构成一个剧班。在剧班中他们分工明确，明星制造话题，粉丝打榜制造热度，最终剧班获得流量关注需求得以实现。以此为例的剧班实现动机后，会引起一定数量的剧班纷纷效仿，当剧班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形成剧班情境的场景化，剧班场景创造了前台之上流量为王的环境，从而促成了前台呈现制度的形成继而构成了微博的媒介环境。以此循环，具有呈现需求的个体会依据先前的实现效果纷纷走向适合自身呈现动机的前台，达到呈现目的的同时又创造了前台呈现制度，形成了不同传播平台上用户呈现方式的差异。

传播媒介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同一个体在不同平台中的呈现方式，不同个体之间的选择差异塑造了不同平台之上呈现风格的形成。在媒介差异及用户差异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在不同传播框架下个体呈现方式的不同。

3  结语

移动终端和网络传播的高度发展似乎满足了人们快速切换前台的需要，然而当人们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表达自己时，是无法真正投入到行动意义本身的。在人们过度地在意放大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并沉浸在完美形象带来的赞美时，内心真正的自我将被忽视。显然，当他者的凝视规训了自我认知，个体自我建构的内部冲突将无法调和。

参考文献

[1]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2018（1）：56-62.

[2]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8：204，69，70，98，19，26.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R/OL].（2017-12-27）[2020-03-01].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P020180103485975797840.pdf.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5.

[5]D.McQuail & S.Windahl.Communication Models[M].London：Longman Publishing Group，1995：75.

[6]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新浪微博[R/OL].（2019-03-15）[2020-03-02].https：//www.useit.com.cn/forum.php？mod=misc&action=attachpay&aid=538391&tid=2257.